建国伊始的戏曲改革运动，经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进一步推动后，到1956年达到了它的高潮，其高潮的标志便是昆曲《十五贯》的出现。

　　1956年4月，浙江省昆苏剧团进京演出昆剧《十五贯》，受到首都观众异乎寻常的欢迎，也使北京戏剧同行大为震动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毛泽东曾两次亲临观看演出，并向全国人大、特别是公安系统的同志推荐。中央文化部和全国剧协分别为《十五贯》召开了大型座谈会。周恩来不仅多次观看演出，还在两次座谈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他指出：“《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到教育作用。”他还指出《十五贯》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所以，他认为“这个剧本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5月18日，《人民日报》特为该剧的成功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高度评价《十五贯》的艺术特色和思想意义。

　　《十五贯》在北京引起轰动不是偶然的。这是它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上，进行成功整理和改编的结果。《十五贯》故事最早的蓝本可追溯到宋代话本《错斩崔宁》。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据以改写成《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收入《醒世恒言》一书。《错斩崔宁》的情节与今天的《十五贯》大致相仿。只是它的目的在于告诫世人：“劝君出话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

　　明末清初江苏吴县文人朱白隺（字素臣）是当时以李玉为代表的昆曲苏州派的重要成员。他和苏州派的其他文人一样，对清朝的统治不满，拒绝参加科举考试，而专以戏曲抒发愤懑并抨击社会。《双熊梦》便是他这个时期的得意之作。《双熊梦》最早的创作契机固不可考，但显然与《况太守集》有密切的关系。《况太守集》赞颂况钟：“折狱明断，民有奇冤无不昭雪。有熊友兰、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郡有包龙图之颂，为作传奇，以演其事。”双熊冤案是否由十五贯引起，因当时的传奇已失传不得而知，现在推断的可能性是：朱受《况太守集》的启发，以况钟为核心，以双熊冤案为由头，将话本《错斩崔宁》的故事综合在一起并加以改造而创作出新传奇《双熊梦》。

　　《双熊梦》因将两个故事揉台在一起，情节因而变得复杂而曲折。故事分两条线索：一、山阴县境内有兄弟二人，兄熊友兰因家贫外出帮工，以供弟熊友蕙在家读书。友蕙书房隔壁住有一位尚未完婚的童养媳侯三姑。三姑貌美异常，而其未婚夫却丑陋不堪。一天老鼠作崇，将侯三姑金环衔到友蕙的书架上，又将友蕙意在杀鼠的毒饼衔回侯家。最后还将十五贯宝钞拖进鼠洞。友蕙意外得环，以为天赐，便持环去隔壁店内换取钱米，店主冯玉吾恰是侯三姑的公公，他认出金环乃是他家之物，便持环回家质问三姑，回到家里却发现儿子已中毒身亡，于是一口咬定三姑与友蕙私通，谋杀亲夫。山阴县令过于执刚愎自用，严刑逼供，熊、侯二人屈打成招，被问成死罪，并追索十五贯宝钞下落；二、熊友兰在途中闻此恶耗，痛不欲生，幸得商人陶复朱相救，并资助宝钞十五贯，劝其回乡营救胞弟。熊友兰于途中偶遇离家出逃的苏戌娟，恰巧其继父深夜被杀，十五贯宝纱被盗，于是熊、苏二人亦被冤为通奸杀人，携财私奔。终被已升任常州府理刑的过于执判处死刑。苏州太守况钟奉命监斩前夕，梦野人（即熊）衔鼠而泣。第二日法场上果有二熊大呼冤枉。况钟经过明察暗访，并得神助，终将真凶娄阿鼠捉拿归案，使四人蒙冤昭雪。后况钟认侯、苏二人为义女，过于执举熊氏兄弟为孝廉，并使四人完婚团圆。

　　传奇《双熊梦》与话本《错斩崔宁》相比显然有了很大的提高。话本抓住“戏言”层层推进，详细描写由戏言而生大祸的过程，完全没有平反冤狱的描写。后来陈、崔冤案昭雪是因凶手被告发，使案情终于真相大白。话本的作者目的不在揭露官府的黑暗，全在醒世劝人“出话须诚”，所以话本的思想性和社会批判性是很薄弱的。《双熊梦》虽以话本为基础，但却进行了重大的改造。它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两个原话本中根本没有的人物：况钟和过于执，并让二人围绕双熊冤案，展开制造冤狱和平反冤狱的斗争。尽管《双熊梦》的作者并不想过分伤害过于执，更不想触及整个生活，极力想把这场斗争局限在两种断案态度和方法的分歧中。但由于作者成功地描写了况钟在平反冤案中的义无反顾和踏实细致，塑造了一个刚直不阿、清正廉明的清官形象，从而在客观上严正地谴责了过于执的草菅人命，暴露了官府的黑暗，使传奇的思想性、艺术性和社会批判性都大大加强。

　　然而，由于朱白隺不可避免的思想、政治和历史的局限，使《双熊梦》思想和艺术呈现出瑕玉互现、良莠并存的复杂情况。《十五贯》以《双熊梦》为基础进行整理与改编，如果不能正确贯彻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原则，不能正确区分原著中的精华与糟粕，就绝不可能超越原著的艺术品位。可贵的是，《十五贯》的改编者们遵循“推陈出新”的方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原著进行了谨慎、细致的鉴别，既充分挖掘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蕴藏在原著中的精华，又准确地剔除了原著中存在的封建性糟粕，使《十五贯》源于《双熊梦》又高于《双熊梦》，成为建国初期戏曲改革“推陈出新”的优秀典范。

　　首先是主题思想的重新提炼与确定。《错斩崔宁》的主旨是“劝君出话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当然也流露出“冥冥之中，积了阴骘，远在儿孙近在身”的报应思想。可是这种思想在作品中还远未成为左右情节和人物的力量。《双熊梦》在从话本到传奇的过程中，将描写的重心从悲剧的形成移到冤狱的平反，在两种不同断案态度和方法的强烈对比中，突出了“爱民如子，执法廉明”的主题，同时也强化了因果报应等封建思想，并使这种思想流贯全剧，甚至成为推动全剧情节向前发展动力，这就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出现复杂的情况。譬如，况钟奉命监斩前，便有鬼神以“野人（即熊）衔鼠而泣”托梦给他，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野人哀诉，必有冤狱在下，除去官帽，是免冠了，‘兔’字上着一冠，岂不是个‘冤’字？翻转一回，是要在本府身上翻案了……”（《攀警》）数日后监斩果有二熊喊冤，况钟立即想起梦示：“熊友兰、熊友蕙，呀……野人者，熊也。这两宗公案，不无冤枉？咦，其间必有万分冤枉！”于是决心依神警示，为熊平反（《夜讯》）。在乞命的过程中，为“莫负了入梦双熊”和神明警示，即使面对权高位重的江南巡抚也有恃无恐（《乞命》）。在明察暗访时，因有神助，各种疑问迎刃而解（《踏勘》、《廉访》）。最后冤案平反昭雪，二熊高中孝廉。不仅况钟认为“此皆冥冥之中有鬼神主之”（《恩判》），连过于执也觉得：“从来荣辱死生，各有定数。”（《谒师》）甚至二熊也自认“前日之事，皆系夙孽所招”（《谒师》）。如此一来，不只况钟的背后有鬼神驱使，整个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束都是鬼使神差，天意如此，劫数难逃。那么，况钟与过于执的对立、况钟的爱民如子还有什么意义？显然，这种封建迷信思想不仅给主题造成混乱，也给作品留下了严重的糟粕。

　　昆曲《十五贯》在改编过程中，不仅大刀阔斧地删除了原著中的封建主义糟粕，还强化了况钟与过于执两种不同断案态度和方法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突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在《双熊梦》中况钟与过于执各行其事根本没有见过面。在《十五贯》中，改编者将《踏勘》改写成《疑鼠》。将况钟独自踏勘熊、冯两家，改为过于执与况钟共同踏勘尤家。况钟不再受“神灵主之”而是通过发现骰子和半贯钱后当面访问群众，才注意到娄阿鼠的行踪。过于执则为了印证他自己头脑中荒诞无稽的猜想，处处歪曲实际，对况钟的踏实细致也是或泼冷水，或揶揄嘲讽，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显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可调和的斗争。《双熊梦》的作者虽然写出过于执制造冤狱的荒唐，但却不愿过分损害过于执，因而有意无意地为其开脱，不仅让他自我表白：“十年辛苦，七品恩荣；立心不杂苞苴，矢誓勿容情面，到任之日，便将板对一联订上堂柱。那对联两句：‘爱民犹子，执法如山’……莅任三载，片言折狱，略有矜疑，无不虚心研审。”（《陷辟》）最后还让他举二熊为孝廉（《谒师》），把一桩草菅人命的恶行，轻轻淡化成一时疏忽的错误，这必然削弱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与尖锐性。《十五贯》的改编者则让过于执一上场便念出：“可恨民风太凶恶，泼妇刁男讼事多，治国安邦刑为主，威严不立起风波”的定场诗，从而把过于执草菅人命的根源和他与况钟之间两种态度和方法之争的实质揭示出来，使主题从对人民的基本态度这一角度得以深化。

　　其次是对人物形象的重新认识和塑造。况钟这个人物是《双熊梦》的作者极力想歌颂的清官形象。但由于作者的种种局限，使这人物身上染上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不仅他的一切行动受神灵支配，还到处进行封建说教。二熊冤案，本是官吏昏庸无能，草菅人命。可他却说这“端的是祸福自家招”。请看他教训熊友蕙与侯三姑：“熊发蕙，那鼠虫怜你贫苦，衔赠金环，反以毒药饵之，岂不有伤阴德？侯三姑，你丈夫虽带残疾，实为夙孽所招，安得自惜冶容，每生怨情？可见你这宗冤狱，就是现在的果报了。”再看他教训苏戌娟和熊友兰：“……继父本尊行，苏戌娟，何得开门潜遁？男女不通问，熊友兰岂容负重同行？你每二人冤案，可不是自家招取么？”况钟的这番关于封建道德与循环果报的说教，不仅否定了自己，也为过于执（包括娄阿鼠）开脱了罪责，甚至最后二熊高中举人，四人双圆，齐谢况钟，况钟还没忘了把一切功劳归于神明：“昭雪奇冤，下官虽有微力，但非城隍尊神梦中指示，那得一见留心？今日出死人生，登科从政，莫非尊神所赐也。你每随着下官，望空拜谢则个！”

　　显而易见，况钟根本不是什么爱民如子、清正廉明的英雄好汉，只不过是一个受神明支配的木偶而已。社会主义戏曲绝不能将这种人物作为正面英雄形象来歌颂。所以《十五贯》的改编者们一面彻底清除况钟身上的唯心主义色彩，一面根据现实主义的原则对这个人物进行重塑。在改编后的《判斩》一场里，况钟对苏、熊冤案的发现，不再是什么“神明先告”，而是在监斩过程中逐步认识的。开始他对监斩并不特别在意，觉得只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所以当熊、苏呼冤时，他并不放在心上，认为死囚临刑喊冤乃常有之事，故而他一面加以驳斥，一面予以训诫：“只为你无法无天，才落得身受极刑。”并无同情之意。直至犯人大声质问：“你要是屈斩良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这才引起他的震动。当他发现苏、熊二人确实冤枉时，他也不是立即决定为他们洗冤，而是犹豫再三，举棋不定。因为官场复杂，他只是奉命监斩，无权翻案，况且部文已下，违令有险。改编者细致地刻划了况钟对苏、熊一案的逐步认识，以及在冤案面前复杂的内心矛盾，使况钟摆脱了神性的束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他的犹豫和矛盾不仅不损害他的形象，反倒使这个形象显得更加真实、丰满。在破案过程中，改编者一面将况钟独自踏勘，变为况、过两人共同踏勘。在过于执则愎自用、自以为是和况钟踏实细致，一丝不苟的性格对比中，突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想尖锐冲突。另一方面改编者则生动细致地展现况钟与娄阿鼠尖锐复杂的斗争。在原著中，况钟与娄阿鼠的斗争被处理得非常简单：况钟打扮成江湖术士到无锡微服私访，刚下船就遇到娄阿鼠。况钟以拆字算命的办法，三言两语便赚得娄阿鼠将自己的罪行和盘托出，并轻而易举地将娄骗上船伏首就擒。这种处理既有浓重的迷信色彩，又不利于刻划况钟的形象。改编后的《十五贯》以《疑鼠》、《访鼠》、《审鼠》三场戏，在况、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既逐步深入地表现出娄阿鼠的阴险狡猾，也细致入微地刻划出况钟认真调查，细心取证，实事求是，足智多谋的品格，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典型的性格。

　　过于执是《十五贯》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在原著中他是连续两起冤案的制造者，几乎草菅了四条人命。这种人说他等同于刽子手是不为过分的。可是朱白隺却极力为他纹过饰非。先是写他“决意要做清官”，“凡有讼词，一概秉公处理”。到任三年，因功升常州府理刑。后又写他大公无私举二熊为孝廉，成了二熊的恩师。最后还让过于执说出一番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的话：“从来荣辱死生、各有定数。前面两处人犯，可可落在我的案下；今日两位孝廉，刚刚出在我的房中。不知天意是要捉弄下官，还是要巅沛贤契？”无论在任何社会中，草菅人命都被视为罪恶的行为，当受到正义的谴责。过于执连续制造两起冤狱，可谓罪莫大焉，然而作者却极力替他开脱，一是用恩怨相抵，二是把责任推给鬼神，三是把过于执打扮成为二熊一样的受害者（受神祗捉弄），从而把人们理当指向封建统治者的矛头引向虚无飘渺的鬼魅神灵。这是《双熊梦》人物塑造上的严重问题，也是原著明显的糟粕。《十五贯》的改编者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清精华与糟粕，对过于执这个人物也进行了重塑。首先砍去举孝廉的情节，不让他在以功抵过的行动中逃脱罪责。最后，在维持与推翻冤案的冲突中，在与况钟面对面的对比中，展示了过于执自鸣得意、主观武断、顽固不化的性格特点，刻划出一个以英明自诩、清廉自命，实则严刑峻法、屈判无辜、知错不改、包庇真凶的酷吏昏官形象。改编后的《疑鼠》一场，是过于执性格刻划的点睛之笔。过于执与况钟一起踏勘尤家，过始终坚信自己的正确，一面对况钟彬彬有礼，一面暗骂况钟“官场迂阔人”、“无知、荒唐”；当况钟发现半贯钱，获得重要证据时，他故意曲解，转移视线；当况钟发现骰子而对娄阿鼠产生怀疑时，他又大泼冷水，说“深究此物，空费心肠”；况钟在尤家，仔细勘察，小心取证，可过于执始终在旁冷嘲热讽，不屑一顾；最后当况钟谨慎地说：“只怕空来一场，徒劳往返”时，过于执终于禁不住忘形发出“胜利”的大笑来。但为了掩饰自己的得意又赶紧收敛笑容，虚予礼数。《疑鼠》一场对过于执沾沾自喜、狭隘偏执的性格刻划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过于执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十五贯》增强其人民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次，是情节结构的重新剪裁与布局。《双熊梦》全剧26出，分上、下卷，各13出。上卷13出写二熊冤案的形成，下卷13出写况钟平反冤案和二熊高中完婚。整个情节由双线构成。这种结构固然显得离奇、曲折、复杂、丰富，但头绪繁多，情节冗长，既容易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又不利于对人物的刻划。李笠翁早就批评过：“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朱白隺这样做，大约是受了当时“传奇、传奇，不奇不传”的流风影响。尤其是熊友蕙、侯三姑这条线，凶案的形成完全是一只老鼠作祟，它将侯家的金环衔到熊家，又将熊家的毒饼拖到侯家，还将十五贯宝钞藏于洞中，从而形成冤狱。这样的情节设计奇则奇矣，巧也巧矣，但却根本不合生活实际。而且给作品增添了唯心主义神秘色彩。《十五贯》的改编者根据突出主题和塑造人物的需要以及“减头结，立主脑”的原则，大胆地删除了熊友蕙这条线索，使戏剧情节集中在熊友兰这桩冤案上，原来的26出被精缩为8场，并有层次地展开了况钟与过于执的正面冲突，集中刻划了况钟仗义执言、实事求是的品质和严肃认真、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另外，原著中公式化的大团圆结局也被改编者大刀阔斧地砍掉了。全剧以娄阿鼠的伏法、过于执的失败和熊、苏冤案的昭雪作结。情节纯净了，简练了，人物鲜明了。原剧中的精华也更加突出了。

　　昆曲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剧种。元末明初产生于江苏昆山一带。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受文人的影响，越来越精致、典雅，也越来越宫廷化、贵族化，以至脱离了人民群众，渐趋衰微。《十五贯》的改编者们根据批判继承和推新出新的方针，保留了原昆曲的优良传统，又大胆突破了原昆曲过于僵化的清现戒律，赋予古老昆曲以新的生命，使昆曲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是《十五贯》改编最重要的贡献。

　　原昆曲文词华丽典雅，讲究韵律。念白多四六骈文，还常用典故，一般观众很难欣赏。《十五贯》改编时，既注意保留传统文词的优美，又能做到通俗易懂，便于人民接受。如原剧《恩判》一场中况钟的原词是：

　　【粉蝶儿】俺则为乌帽猩袍，坐黄堂可也风旋雪耀。没来由重担轻挑，费着心，捏着汗，经营在道，好一似海针般将恁四命亲捞。险些般敝屣样将俺一官勾掉。

　　《十五贯》则把这段唱词改写成：【粉蝶儿】东寻西找，喜只喜真凶擒到。水落石出，雾散云消。担着心，捏着汗，救出命两条。

　　改写后的唱词通俗易懂，明白如话，但又不乏文雅。

　　昆曲是曲联体艺术。每一宫调下有许多曲牌。一出戏由成套的曲牌组成。每折戏主角必须唱完一整套曲子。这样的程式显然凝固、死板。《十五贯》的改编打破这种套数，进行灵活处理。如原著中的《夜讯》一场。况钟按规定格式应唱【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天下乐】、【那咤令】、【寄生草】、【煞尾】。可在改编后的《判斩》中况钟仅唱了【天下乐】一曲抒发他内心焦虑和矛盾的情绪，突破传统的僵化格式，使形式为内容的需要服务。

　　昆曲的表演细腻优美而载歌载舞，《十五贯》的整理和改编既保留了原昆曲的传统特色，又吸收了现代话剧的某些表现手法，做到了熔古今于一炉。如《鼠祸》一场，娄阿鼠偷钱动作保留了昆曲程式化的传统表演，而他进门偷斧的动作却并未虚拟化，而是吸取了以实物布景、道具为基础的话剧写实手法。又如《疑鼠》一场，满台人物随况钟翩翩起舞，节奏明快，气氛活跃。这里既可看到昆曲的传统表演程式，也可以看到现代话剧导演在舞台调度与节奏上的处理。

　　总之，改编后的《十五贯》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它的成功为中国戏曲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它在中国当代戏曲的发展历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