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的中国戏曲发展史中，孟称舜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孟称舜著述之丰赡、价值之重要，已经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是由于考证不力，关于孟称舜的生平事迹，至今尚留有许多空白点和矛盾点。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率先给予孟称舜以较高和公允评价的，其中对于孟称舜事迹的记述，虽稍简略而材料确凿。此后半个世纪以来，在各种涉及孟称舜的辞典、文学史和专著、论文中，对孟称舜事迹的记述，总的看来，却没有比郑先生前进多少，相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各家之说，往往还互相抵牾，莫衷一是，使得人们心目中本来就不甚清晰的孟称舜的历史面目，反而变得更加模糊起来。这对于深入研究孟称舜的著述，准确地判断他的历史地位，显然是不利的。
弄清孟称舜的本来面目，我早已有志于此。然而近二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在这方面的求索进展甚缓。只是最近，才得遂夙愿。经过反复稽考，终于发掘出一批有关孟称舜的确凿材料，这使我兴奋莫名，深受鼓舞。现将我考证所得，叙录如次，以飨同好，并期望有裨益于孟称舜研究。
籍贯考
关于孟称舜的籍贯，从他本人尚在世的晚明时期起，就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概言之，历来有如下三说：
其一是山阴说。明代卓人月《古今词统》，沈泰《盛明杂剧》，清代焦循《剧说》，以及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赵景深《戏曲笔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等均主此说。
其二是会稽说。明代祁彪佳《寓山注》，陈洪绶《孟叔子史发序》，清代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方毅等《中国人名大辞典》，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曹惆生《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词典》，周贻白《明人杂剧选》等，都称孟为会稽人。
其三是乌程说。清代王昶《明词综》主此说，王国维《曲录》仍其说。邵锐《明代作曲家传》稿本把会稽说与此说并举，一九八○年出版之《辞海??艺术分册》，则把山阴说与此说并举，均未加判断。
孟称舜究竟是何方人士？这个小问题竟引出了学术界众说纷纭的局面，甚至使得某些论者陷入自乱其说的境地。例如卢前（冀野）在《中国戏剧概论》中认定孟为会稽人，他的《明清戏曲史》第一章也指明孟为会稽人，而到了同书第三章忽又说孟是山阴人。这一来，就把本属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从目前见到的材料看，乌程说实际上仅为王昶一家之见。他所编纂的《明词综》收入孟称舜一首《卜算子》，仅在作者名下注有“乌程人”几字，其所本无可考。实际上，此说是不足据的。因为至今尚找不出任何可靠的材料能够证实孟称舜是乌程人。郑振铎先生早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已指出其误。乌程说可以否定，这是没有疑义的。
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山阴说和会稽说。因为主此二说者人数很多，而且双方旗鼓相当，尤其是作为孟称舜同代人和挚友的祁彪佳、陈洪绶和卓人月，也竟然各执一词。到底孰是孰非，谁的说法符合事实呢？
我认为孟称舜是会稽人，这是有足够的可靠的材料作证的：
第一是孟称舜自述。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提及本人里贯的孟称舜著述，仅有五篇，其中四篇，即孟称舜在他的传奇《娇红记》、《二胥记》的题词以及他编选的《古今名剧合选》的序、他为卓人月编选的《古今词统》所作的序中，均已署明其籍贯为会稽。唯在《贞文记》的题词中，才略有不同地自署“稽山孟称舜”。其实，“稽山”即会稽山，山在邑之南。以名山称里贯，也是古代文人学士的一种习惯，在史籍中并不乏见。这个题署与前述题署涵义是相通的。除此之外，寻遍孟称舜本人题署，从未发现有自标其籍为山阴者。考订人物事迹，最可靠的当是本人自述。孟称舜屡屡题署其籍为会稽，这就最有说服力不过的了。
第二是祁彪佳的叙述。祁彪佳是孟称舜的挚友，交谊很深。在他编撰的《寓山注》中，收录了孟称舜游寓山后写下的诗篇。祁彪佳在作者名下，注明孟称舜其籍是会稽。这条材料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祁彪佳本人就是山阴人。孟称舜这个过从甚密的朋友如果真是他的同邑，他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第三是有关地方志的记录。在康熙十一年修纂的《会稽县志》的《选举志》和《人物志》中，均著录孟称舜姓名，事迹。此志为会稽邑人修纂，且去孟生活的年代不远，颇为可靠。其后康熙二十二年和道光年间续修之《会稽县志》，均沿袭旧录。相反，查考历年修纂的《山阴县志》，却根本不见孟称舜姓名。另外，在历年修纂的《绍兴府志》和《松阳县志》，凡提及孟称舜的，均注明其籍为会稽。这些历史记录，言之凿凿，为我们提出了一条又一条有力的佐证。
既然如此，为什么许多人却仍主山阴说呢？后人辗转传抄，其说之失误，是不必苛求的。问题是象卓人月、沈泰这样的孟称舜的同代人或挚友，为什么还把孟的籍贯弄错了？据我推断，这恐怕是与会稽、山阴两邑相连的地理位置和忽分忽合的历史建置有密切关系。
明、清时期，会稽与山阴，是紧相毗邻的两县，其界止一水，两县公署同在古山阴大城中（绍兴府治所亦同在此城）。考其沿革，则两县屡有分合：秦置山阴县，因在会稽山之阴得名。隋改名为会稽，唐又分会稽置山阴，与会稽同城而治，此后历为越州、会稽郡、绍兴府、绍兴路治所。1912年两县合并，改名绍兴。
正因为如此，会稽与山阴，在许多人头脑中往往混淆不清，似乎是同一个地方。卓人月和沈泰都是杭州人，他们对此可能也分辨不清，因此，便分别在《古今词统》和《盛明杂剧》中，把孟称舜误记为山阴人。
家族考
关于孟称舜的家族，现存的孟称舜著述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在今人所有涉及孟称舜的著述中，也均成空白，了无记载。
我在《会稽县志》卷二十三《人物志》中，查检出孟称舜之父孟应麟传略，文内并附记其兄称尧事迹，全文如下：
孟应麟，字叔文，万历甲辰以明经授兖州别驾，寻命监军，援辽东署东阿、寿张二县篆。时郓城妖人杨子云等以白莲社倡乱，徐鸿儒乘势据邹峄攻兖州，东阿、寿张俱恃应麟为保障。阿素称盗薮，有奸民煽乱，立帜山中，民惊扰。应麟使人拔其帜，禁民无妄动，至期果无恙。有寡妇以妖术聚诸少年，应麟擒斩之，余党无所问，城赖以安。应麟为人廉正不阿，为部所撼，抗辞奉母归里，年八十有二而卒。长子称尧，天启丁卯举人；次子称舜，以明经司训松杨（阳），皆以家学有名于时。
此传对孟应麟之学问修养、居官事迹、品行秉性等记述颇详。他是封建时代比较典型的忠臣孝子和耿介儒士。考察孟称舜之为人为文，不难看出乃父的深刻影响。
孟应麟共生二子。称尧为长，是天启丁卯举人。在《会稽县志》卷二十《选举志》《举人》“天启七年丁卯科”项下，录有孟称尧姓名。同书卷十九《选举志》《贡生》，在孟称舜名下，亦注明“称尧弟”。关于孟称尧事迹，仅在祁彪佳致孟称舜的一封信中偶有提及。此信收祁彪佳《林居尺牍》中，题“与孟子塞”，内云：“闻仁兄同令兄左顾小园，竟不使弟知之，遂失倒屣。虽剡溪之棹，以不见戴为高，然良晤无期，能不怅怅哉！……”又云“数日前询令兄……”可知称尧也与祁彪佳友善，并曾同称舜一起造访祁之别墅寓山。因不期而至，未能与祁相见，致使祁引以为憾。同信中曾提及“寓山志容俟小注刻完日呈览”、“迩来即社集诸诗”等等，查《祁忠敏公日记》，皆崇祯十年（1637）间事，推知称尧兄弟访祁，可能也在崇祯十年。
孟称舜有夫人，顺治初年曾伴他客寓浙江松阳县。丽水县儒学教谕徐开熙所撰《修学建田记略序》有数语述及，云：“松学自鼎革之会，几为榛莽。子塞孟先生司训兹土，慨焉欲新之，首捐百金为多士倡，夫人亦出其簪珥相助，由是邑之慕义者乐输，费寡而功倍。”可见孟夫人慷慨解囊，亦属急公好义，与称舜同一秉性。
孟称舜有一子，曾考举人，祁彪佳为之奔走府治、县署，后是否得中则未可知。此事亦见上文所引祁彪佳致称舜信中。
生平考
孟称舜的字号，今人的有关著述只提“字子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或提“字子若，又字子适”（卢前《明清文学史》。方毅等《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周贻白《明人杂剧选》同此，行文稍异）；或提“字子若，一字子塞，又作子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邵锐《明代作曲家传》稿本、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和《辞海??艺术分册》同此，行文稍异）。
考孟称舜遗著，文末都爱加钤“子塞”印章。例如《古今词统序》，文末有印二方：一为“子塞”，一为“孟称舜印”。又如《娇红记》传奇，卷首四首《蝶恋花》词（“题娇娘象”之一至之四），词末均有印二方，分别为“称舜”、“子塞”；“孟称舜印”、“孟氏子塞”；“称舜”、“孟氏子塞”和“孟称舜印”、“子塞”。可见孟称舜常用之字为“子塞”。孟的挚友祁彪佳，在他致孟的信和他本人的日记中，都一律称孟为“孟子塞”。孟的另一位挚友卓人月在他编选的《古今词统》《氏籍》一项中，注明孟称舜“字子塞”，他还写有《孟子塞残唐再创杂剧小引》。也是孟挚友的陈洪绶，有五律诗题为《邀孟子塞》。清初的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为《孟叔子史发》作提要时，说“称舜字子塞”；王昶在《明词综》中，注明孟称舜“字子塞”。光绪元年重修的《松阳县志》中的孟称舜传，也写明孟“字子塞”。所有这些材料表明：孟称舜的字实际是“子塞”，这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别人，都是最常用的。而“子若”或“子适”，只是偶尔用之。因此，叙述孟称舜的字，应写“字子塞，或作子若、子适”，才符合实际情况。
至于孟称舜的号，今人著述中均未提及。但孟称舜的《二胥记》题词，末署“小蓬莱卧云子”；“小蓬莱卧云子”和“花屿仙史”均为孟称舜的别号。
孟称舜在世的年代，今人各种著述或言“生卒年不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或言“约公元一六四四年前后在世”（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或言“明末清初戏曲作家”（《辞海??艺术分册》），皆语焉不详。
但是孟称舜本人却为我们留下了推断其生年的线索。在他编选和评点的《古今名剧合选》（《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之八）所收的（《王粲登楼》杂剧第三折［石榴花］中，有这样一段曲白：
［许达］仲宣今年贵庚了？［正末］老兄也恰便似睡梦里过了三十。又在同折［醉春风］中，王粲夹白云：“小生三十岁也。”在前一段曲白上，孟称舜加了眉批：“我亦如之”。这就可见，孟称舜在评点此剧时，也正是三十岁。
查《古今名剧合选序》，文末署“崇祯癸酉夏会稽孟称舜题。”崇祯癸酉即公元1633年。若评点《王粲登楼》与作序同年，则孟当生于1604年（即万历甲辰）；若评点稍前于作序，则孟之生年当稍前于1604年。一般说来，序文总是作于书稿告成之日。《古今名剧合选》又是一部规模相当大的戏曲选本，孟称舜不仅要为选择、考订剧本做大量的工作，而且还要对其中的五十二出杂剧一一详加评点，显然是颇费时日的。不过，他实际所需几年，我们不好妄断，但若说孟的生年当在1600年（即万历庚子）前后，则可能庶几近之。
为了检验这个推断是否接近事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作些考察。我们知道，孟称舜的朋辈中，陈洪绶生于1598年，祁彪佳生于1602年，均与孟年龄相仿。这些情况，都与我们的推断并不矛盾。
孟称舜仕途坎坷，“屡举不第”。因此，一般著述中都只称他为“崇祯间诸生”。但我们查知，孟入清后被举为贡生，时间是顺治六年（1649）关于他是否曾任官职，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他“入清，尝为松阳令”，卢前《明清戏曲史》说他“官教谕”，均误。在《贞文记》《题词》中，孟称舜自述“予游寓松阳”云云，文末署“癸未”年所书。明末癸未即崇祯十六年（1643），此时孟在松阳并无任职，因查检《松阳县志》（光绪元年松阳知县支恒椿重修），历年县令、教谕中均无孟的姓名，却在该志卷之七《官秩志》《职官》“训导”项下，“顺治”栏中查到孟称舜。顺治朝松阳县训导共四人，孟是第三任。其后任为叶大琰，贡生出身，宁海人。孟在《松学义田说》提到他曾为松阳县学田事“请之邑长佟公”。“邑长佟公”即松阳县令佟庆年，顺治十三年（1656）前在任。徐开熙《修学建田纪略序》曾提到孟因当地一次学潮而“力辞求归，行李萧然，夷犹自若”。徐序写于顺治丙申即顺治十三年（1656）春，其时孟已离开松阳。根据上述材料，可推知孟任松阳县训导是在被举为贡生的顺治六年至顺治十二年，离任时年约五十四岁。至于孟离松阳后的行止如何？是否返会稽闲居养老？其寿考多少？终于何年？等等，目前均得不到一点确实的材料。但是根据以上的考证，我们对于他在世年代的了解，就较之过去具体得多了。
孟称舜的为人，他的朋友们多有记述。马权奇说：“孟子塞，方行纡视之士也。与余同研席，时余壮而子塞弱冠耳，然其心则苍然。好读离骚九歌，讽咏若金石。余时治韩婴诗传，与之辩问往复，未尝不叹谓三益也。盖独行不欺，论世不诬，余信之稔矣！”王业浩说：“予友孟子塞邃于理而妙于情者也。”陈洪绶说：“子塞文儗（拟）苏韩，诗追二李，词压秦黄。然其为人则以道气自持，乡里小儿，有目之为迂生为腐儒者，而不知其深情一往，高微窅渺之致。”在《孟叔子史发序》中，陈洪绶写道：“会稽孟叔子，无贤愚少长，皆知其为文人。”在《邀孟子塞》诗中，陈称孟“诗与文皆淡，神和品共清。”在《寄孟十四兼问赵五》诗中，有云：“来髯为道君无病，作意蹈春酒店多。”则又有点纵酒自放的味道了。此外，《松阳县志》孟称舜传中，也称孟“品方正孤介，不肯与俗伍，不肯以私阿，力以励风俗、兴教化为己任。朔望升堂讲道，阐明濂闽心学，课士严整，母（毋）敢或哗”。这些史籍，已为我们勾勒出孟称舜的基本轮廓了。
关于孟称舜的为人，我们还可以从他本人的自述、批注等文字中得到进一步的了解。例如《二胥记》收场诗云：“旧宫禾黍叹离离，孤馆幽窗夜雨时。浊酒数杯灯一盏，老夫和泪写新词。”作者在满怀孤愤、穷愁潦倒中写曲之境况，历历在目。又如从《古今名剧合选》中孟的许多眉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孟称舜维护风教的迂腐，赞扬真情的清醒，怀才不遇的慨叹和愤世嫉俗的发泄等等。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也不难找见，此处就不赘述了。
有人说，孟称舜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3）”这大致是不错的。这是孟称舜崭露头角、蜚声文坛、产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他的大部分诗、文，尤其是他的剧作、剧论、曲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产品。
从戏曲创作来说，他是先写杂剧，后写传奇的。他的《残唐再创》（原名《英雄成败》）“作于魏监正炽之时”，即魏忠贤阉党肆虐的天启年间（1621—1627）。马权奇《二胥记》题词说：“往云子（按即孟称舜）有《桃》、《花》两剧，道闺房之情，委曲深至。余友倪鸿宝称为我朝填辞第一手，至比之《国风》之遗。而老生夙儒则又呰之。云子因作《残唐再创》辞以解其嘲。”而马权奇《鸳鸯塚题词》又提到孟称舜“有《花间（当作“前”）一笑》之剧，乡人颇有訾之者。”据上引二则材料，可知《桃花人面》、《花前一笑》均比《残唐再创》早出，亦当作于1627年以前。《死里逃生》收于崇祯己巳年（1629）沈泰编的《盛明杂剧》，《眼儿媚》收于崇祯癸酉年（1633）自选的《古今名剧合选》，可见写作年代都较早。而传奇创作，从现存的三本来看，均写于崇祯末年：《娇红记》写于崇祯戊寅年（1638）春；《二胥记》至迟写于崇祯癸未年（1643）春；《贞文记》至迟写于同年夏。
《古今名剧合选》是孟的力作，也成书较早，已见前述。
他的诗、文，作于这一时期的很多。《古今词统序》作于崇祯己巳年（1629）。《孟叔子史发》一书，作于崇祯辛未年（1631）。他的词，现存的共七阕：《卜算子（江上）》、《渔家傲（塞上）》和《金人捧露盘（闺思）》三阕均收入卓人月选编的《古今词统》中，当作于1629年前，是他年青时期的作品；《蝶恋花》四阕（即“题娇娘象”之一至之四）置于他的《娇红记》传奇卷首，当作于1638年剧本脱稿后。他的诗，现存的共六首，其中五首收入祁彪佳《寓山注》内，当作于1637年。还有一首《一贞居士》，收入《松阳县志》卷之十一《艺文志》。作于何时未确，可能作于明亡前“游寓松阳”凭吊张玉娘鹦鹉墓之时，也可能是入清后任松阳训导时所作。
入清以后，孟称舜仍然继续着他的笔耕生涯。这一点，《松阳县志》孟称舜传中说得很清楚：“（孟）学富才敏，昕夕诵读不绝，寒暑著述无休。”这样不分昼夜寒暑，辛勤著述，作品一定会很多。可惜的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只有收在《松阳县志》中的两篇碑记，即《志公祠义田碑记》和《松学义田说》，另有《置田记》和《硕人赋》片断，其余诗、词、曲等一概不见，致使我们无法断定入清以后孟称舜是否仍然从事戏曲的创作或研究活动。
除写作外，我还查知孟称舜一生中从事过的几次重大的活动：
参加复社和枫社。复社是张溥、张采等人于崇祯二年（1629）组织的文社，以文明道，与东林相应和，入社者至二千二百余人，“四方赡学有闻望者半在列”，名动海内。在吴（曾羽）（扶九）编辑的《复社姓氏录》中著录有孟称舜、孟称尧兄弟姓名；吴山嘉纂辑的《复社姓氏传略》中有孟氏兄弟事迹的简略记述。惜孟称舜在复社的活动不详。而孟加入枫社，史籍却有较详备的记载。枫社是以祁彪佳为中心人物、以祁的别墅寓山为活动据点的诗社，参加该社活动的，大抵是能诗善画的致仕乡绅和不得志文人。据祁彪佳日记所录，就有孟称舜、谢寤云、詹无咎、赵孟迁、张毅孺、张亦寓、张子威、李受之、王士美、王尔瞻、王伯含、王季采、张宗子、柳集玄、董天孙等人。祁彪佳日记还记载了枫社于崇祯十年（1637）四月十三日、闰四月初六日、五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五日四次活动，活动内容为饮宴游赏、拈题作诗、吹弹演唱等。枫社诸友所作诗，由祁彪佳汇集并评品，然后汇刻成《寓山注》一书。祁彪佳曾写信向孟称舜索取咏寓山十六景的诗作，孟即“倾箧相授”。可见孟对枫社活动甚为热衷。
议禁私贩。祁彪佳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十七日日记云：“……午后姜君天植及郭尔璋、王搏九舅来晤，极言越中私贩之弊，必欲邀予同诸绅作防闲计。”接着，九月十八日日记云：“……出至余武贞宅，会姜玉洲、孟子塞、谢云生、王搏九舅、姜七兄，共议禁贩事。”据王季重记载，崇祯十三年（1640），浙江“春夏间霪雨坏麦，米值骤腾”，“夏秋并歉收”。次年春，“雪十日不止，市绝爨烟，人心洶洶，数百里饥民群起为盗，劫掠郡邑，长官仓皇闭城”。可见越中私贩猖獗，实因当地连年灾荒、米粮匮乏所引发。他们乘天灾囤积居奇，抬价渔利，甚而成群结伙，“列械竖旗，势同叛虏”，官府差役，亦为殴系。其中，有的缙绅还充当了私贩首领。天灾加上人祸，社会之动荡，百姓之苦痛，不难想见。正值这明王朝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时刻，孟称舜以缙绅身分，会同祁彪佳等人共议查禁私贩。虽详情未被记述，但亦可见其时他忧患时艰、欲挽狂澜的用心了。
立贞文祠。此事见孟称舜自述。在《贞文记》《题词》中，作者说：“（鹦鹉）墓在枫林之下，予游寓松阳，数过吊之。惧其久而渐湮也，乃与松邑好义诸子，募赀立祠墓后，名之曰贞文祠……贞文祠费几千金，俱出自松邑及四方之善信者。”作者还提及《贞文记》写作之缘起，即所谓“其遗迹之奇，不被诸管弦，不能广传而征信，因撰传奇布之”。刻书之资，“则募自吾乡及金陵者居多”。孟称舜自述其立贞文祠，撰《贞文记》，意在“表扬幽贞，风励末俗”。《贞文记》写于崇祯癸未年（1643）孟夏，因立贞文祠先于撰《贞文记》，故此事亦当发生在1643年孟夏以前。
修学建田。即修葺学宫，建置学田。这是清顺治六年孟称舜任松阳县学训导以后所做的两件大事。《松阳县志》孟称舜传上说：“适学宫颓废，（孟）谋如家事，汲汲不休。庙庑俎豆有未备者，皆缮补之。尊经阁藉其落成。其有功圣门盖不少云。”关于修葺学宫之事，徐开熙《修学建田纪略序》记述颇详。除上文已引孟称舜及其夫人带头捐资外，徐序尚言“（孟）先生之视公事也甚于视家事，以故不避谤，不辞难，不治私室，夙夜乾乾，一以实心成务，故事用速成，于稽其役，则由殿而堂而庑，而启圣祠、尊经阁、櫺星门、青云路，皆焕然改观也。且创省牲所、志公祠、景贤祠以洁粢盛，以崇先祀也”。为保证学宫修葺费用不竭，孟称舜又为建置学田惮心尽力。隆庆六年，松阳知县杨维新取废寺观田二顷为学田，但后来，学田并不为县学所有，租额收入统为县府抽调，因此名实皆空，县学师生米粮与诸生季考月课之资，诸生中贫乏者之补助，以及修缮学宫之费用，均无从出。孟称舜到任后，即力请恢复学田，除清理出被侵夺的田产外，又捐金置田，共得二顷有余（一说一顷半），选派诸生管理，并请处州知府王崇铭撰《儒学义田碑记》，勒石以垂后世，冀杜绝侵占、豪夺。孟称舜措办此二事，很得邑人赞颂。例如王笃甫说：“昔范希文（仲淹）立义田为一族计，今子塞立义田为一学计，想见其以天下为任襟怀，盖有同者而功更宏远矣！我松士将世食其德，安得忘其功哉！”在孟称舜离开松阳后，丽水县儒学教谕徐开熙还“从多士之请”，撰《修学建田纪略序》以记其功，誉之为“真人杰。”
为受屈文人辩护。徐开熙记述了孟称舜在松阳县最后的一桩善事：“于时适有无罪杀士之变，诸士哭庙，涂墙抒其愤抑。当事者移檄，欲罪诸士，先生毅然以去就争之。诸士得无恙，而先生亦力辞求归，行李萧然，夷犹自若。”徐序作于顺治丙申年（1656）春，此事或发生于1655年。
综上所述，孟称舜的文学活动虽然主要是在明末，但入清以后，还有大量活动（从事教育及著述等）。他最后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活动约在1655年，因此他的卒年当在1655年以后。把他看作明朝人（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均持此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实实在在是个明末清初人。
交游考
孟称舜的交游颇广，据现有材料粗略统计，与他交往较密切者，包括结社同游，有书信往来、诗文赠答，为其剧作评点、作序等等，有姓名可稽考者，近五十人。其中过从最密、堪称知己者，则有陈洪绶、祁彪佳、卓人月。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祖性学，万历丁丑进士，历任广东、陕西布政司。洪绶素豪放，饮辄斗酒。为诸生，未几辄弃去。工诗善书，尤精于画，与北京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覃思书法，不屑依傍古人。及作画，染翰立就。书与画皆奕奕有生气，世争搆之。明亡后，自号老迟，又称悔迟、弗迟，混迹浮屠，纵酒自放，醉后语及离乱，辄痛哭不已。所著诗文，其子字购辑为《宝纶堂集》，今存。
陈洪绶与孟称舜堪称挚友。陈自述“予与（孟）友善称相知”。他对孟称舜的为人、学问，十分佩服。孟曾论及“性情为理义之根柢”，陈闻此论，“每叹为信然”。陈为《孟叔子史发》作序，并赞誉“其议论高卓精详”。陈最赏识孟的《娇红记》传奇，亲为作序评点，对孟作旨意多所阐发，并认为“其铸词冶句，超凡入圣，而韵叶宫商，语含金石，较汤若士欲拗折天下人（口爽）（嗓）子者，又进一格”。此外，他还为孟四首《蝶恋花》词（“题娇娘象”之一至之四）插图四幅，其中第二图上并题有七绝一首。从《祁忠敏公日记》中，我们知道陈与孟都是祁彪佳的常客和诗友，都曾为祁的别墅寓山十六景题诗，并收入《寓山注》中。尤其难得的是陈的《宝纶堂集》中，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两首诗：其一是五律，题为《邀孟子塞（丁卯九月）》：“吾思孟十四，的的是吾兄。诗与文皆淡，神和品共清。不能常痛饮，每想数同行。今到西湖上，何为游不成？”查“丁卯”即天启七年（1627），其时陈为29岁，孟当为27岁左右。可见他们早在青年时代已成挚友。而至崇祯末年，仍有他们交往的记录，又可证他们的交谊既深且长。其二是七绝，题为《寄孟十四兼问赵五》：“来髯为道君无病，作意蹈春酒店多。尝得赵郎为伴否，赵郎近况复何如？”这两首诗，充分流露出陈对孟的激赏和思念的真情，是他们深厚交谊的有力佐证。
祁彪佳（1602—1645），字幼文，又字宏吉，号世培，浙江山阴人，晚明戏曲评论家，著有《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天启二年进士，历任兴化府推官、御史、苏松巡抚。性耿介孤忠。因直言忤旨，又触犯首辅周延儒，曾受责贬，终在崇祯九年辞官归里，侍奉老母，并于寓山别墅，结社会友，自号寓山居士，欲长居林下。至崇祯十七年，明王朝岌岌可危，又奉命巡抚江南。弘光元年（顺治二年），因拒清朝召聘，自沉水底，年四十四岁。
祁彪佳与孟称舜也有很深的交谊。崇祯十年四月起，孟称舜就参加了祁所组织的枫社，是该社活动的中坚。祁作为东道主，除延约社友，设酌款待而外，还负责汇集社友诗作，评品选汰，最后刻为《寓山注》。现存祁记枫社诗数首，如《初夏枫社诗友集寓园（其二）》：“暂时赊得是闲身，载酒论文不厌频。偶借青山供好客，可容白社有遗民。如君诗句清而老，到我交情澹始真。临别叮宁期后会，葵榴渐已蹴成茵。”枫社诸人集会盛况及其旨趣，可见一斑。孟除参加枫社集会外，还曾拜访祁彪佳，见诸祁日记的则有：崇祯十年八月初十日：“至寓山草申明疏竟，柳集玄、孟子塞过访，留之饭。”十二月初二日：“午后孟子塞同徐友过访，……子塞坐谈于紫芝轩。”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初九日：“闻张天如至，出寓山。……薄暮，张天如乃同叶行可年兄过访，所携之友仍在舟中。越友有送之者，为王士美、孟子塞……同举酌四负堂，登咸畅阁，求天如作偕隐处扁（匾），言别已三鼓。孟子塞亦别。”同年六月十五日，祁曾访孟。此外，祁与孟常有书信往来，见诸祁日记的则有：崇祯十年闰四月二十八日：“舟中作书复应霞城、孟子塞……”八月十三日：“致书张毅孺、孟子塞，邀社友为中秋之会。”十月二十五日：“午后至寓山即归，晚作书致吴石袍，复孟子塞、杨石攻。子塞作寓山词，言谢之。”崇祯十一年六月初十日：“作书复王金如，又数行致王士美、孟子塞、董天孙。”六月二十五日：“是日得路广心……孟子塞……及外父书。”六月二十六日：“作书复孟子塞……”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二日：“是日得王脩仲、孟子塞、浦文学龙渊书，且观其诸刻。”
祁写给孟的信，现在还能看到两封：第一封所言三事，即一、孟兄弟访祁不遇，祁引以为憾；二、孟之子应乡试事（以上均已见上文引述）；三、求孟为寓山十六景题诗，内云：“小园近为诸友拟十六景，向见仁兄小词极佳，敬奉题式，伏乞高吟，多寡迟速，则不敢拘也。”另一封显然作于次日，内云：“公郎汗血神驹，千里一息。偶作顺风之呼，何敢贪天为力。齿芬之及，益甚愧矣。快读佳词，以高古之风，映秀润之色，彼周美成、秦少游一流，全以妩媚胜者，视此直当退三舍矣。昨拟请一二阕，而霏玉碎金，倾箧相授，贫儿骤富，快也何如。昔古宿以临去秋波之句，直悟禅宗，苏玉局唱借君拍板词，老僧亦为点首。然则绮语何妨，正须善会耳。使生公而在，即此便为高座上说法可也。率复，容走谢不尽。”信中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已可见祁对孟诗的赞赏和祁、孟二人交谊之深厚。
卓人月（1606—1636？），字珂月，浙江仁和人，明末诗人、剧作家。父卓左车。崇祯八年贡生。工词曲，才情横溢，早有时名。著有杂剧《花舫缘》、《新西厢》，以及《寤歌》一卷，《蟾台集》四卷，《蕊渊集》十二卷，并辑有《古今词统（又名“诗余广选”）》十二卷。
卓人月也是孟称舜志趣相投的朋友。孟称舜在《古今词统序》中说：“予友卓珂月……己巳秋，过会稽，手一编示予，题曰《古今词统》，予取而读之……”“己巳”即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其时孟称舜当为29岁左右，卓人月当为24岁，可见此时他们即有深交。实际上他们的友谊早已建立。卓人月在《孟子塞残唐再创杂剧小引》中说：“今冬遘凫公（按即袁于令）、子塞于西湖，则凫公复示我《玉符》南剧，子塞复示我《残唐再创》北剧，要皆感愤时事而立言者，凫公之作直陈崔、魏事，而子塞则假借黄巢、田令孜一案，刺讥当世。”对照马权奇关于此剧“作于魏监正炽之时”的说法，则孟向卓出示此剧，而卓为之作序，恐在天启、崇祯之交。
孟称舜写出《残唐再创》杂剧，拿到杭州请卓人月作序。卓自述其作序的情形是“子塞将还会稽，别我于桃花庵中。酒杯在手，舆夫在旁，匆匆书此”，即是在送别之筵席上挥毫写就的。卓人月选编的《古今词统》，收入孟称舜词三首，并亲送书稿到会稽。孟阅后很快就为其作一长序。二人交往之密切，不难想见。
值得注意的是，孟称舜与卓人月二人的艺术观点十分接近。这一点，孟曾明白地说过：“予友卓珂月，生平持说，多与予合”。卓提出文体之流变，即从诗经至骚赋、乐府、绝句、词、北曲、南曲，都是情的“宛转幻化之态”。杂剧佳作，“未有不深于情者也”。又明确反对“昔人论词曲，必以委曲为体，雄肆其下”的成见，因而在其《古今词统》中“并存委曲、雄肆二种，使之各相救”，“词场之上，遂荡荡乎辟两径”。孟对卓所论十分赞赏，他在为《古今词统》所作序中也说：“诗余以宛丽流畅为美……予窃以为不然。”提出“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同本于作者之情”，所以无论“柔音曼声”或“清俊雄放”，只要能“达其情而不以词掩，则皆填词者之所宗，不可以优劣言也”。又说“词无定格，要以摹写情态，令人一展卷而魂动魄化者为上”。这些论点，孟后来又曾加以发挥。他的《古今名剧合选》，兼收不同风格的元明杂剧，取柳永《雨淋铃》“杨柳岸晓风残月”及苏轼《念奴娇》“一樽还酹江月”之句，分别编为《柳枝集》、《酹江集》，也正是出于反对词曲以宛丽为上的偏见。
卓人月对孟的剧作及其词曲修养，曾给予相当高的赞誉。他把孟称舜的《花前一笑》、《桃源访（即《桃花人面》）》、《眼儿媚》与沈君庸的《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并推为“北曲之最”，而认定袁凫公、陈广野之南曲剧作为“南曲之最”，提出孟与沈、袁、陈四人剧作为当时可与马、白、关、郑及荆、刘、拜、杀相颉颃者。又说，北曲之道，“其难百倍于南，而子塞研计数年，其谨严又百倍于昔”，孟之《残唐再创》杂剧，“又极其才情之所之矣，于我所陈诸公十余本之内，岂不又居第一哉！”不过，卓人月对孟的《花前一笑》也有些不同意见，认为该剧“易奴为佣书，易婢为养女”，“反失英雄本色”，于是“戏为改正”，创为《花舫缘》。
著作考
孟称舜著述甚丰，共撰有杂剧、传奇、诗、词、赋、序、史评、碑记，并编纂曲选，评点校订等等，现分述如下。
孟称舜著有杂剧五种，今存，计有《桃花人面》（收《盛明杂剧》，后经修改，易名《桃源三访》，收《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英雄成败》（收《盛明杂剧二集》，后经修改，易名《残唐再创》，收《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又收明人辑《四大痴传奇》）、《眼儿媚》、《花前一笑》（均收《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眼儿媚》又收《杂剧三集》）、《死里逃生》（又名《伽蓝救》，收《盛明杂剧》）。《桃花人面》和《英雄成败》的改本均比原本逊色。《桃源三访》中的叶蓁儿，明显地被点染上一些道学气；《残唐再创》剧名的改动，使得作者原来称颂黄巢为“英雄”的用意被删削了，封建正统意识却加强了。两种杂剧的改动，反映了作者立场、观点的倒退。
孟称舜撰写的传奇现存三种，即《节义鸳鸯塚娇红记》、《二胥记》及《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均收《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但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孟作传奇“则有《二胥记》《二乔记》《赤伏符》《鸳鸯琢娇红记》《鹦鹉墓贞文记》五种”，未知何据。我最近见到邵锐（茗生）《明代作曲家传》稿本，内云“以上五种，见祁彪佳《孟子塞五种曲序》”，则祁序可能为郑说之所本。惜此祁序尚未获见，记此以俟日后查访。另外，清初方来馆主人点较《万锦清音古今传奇》“雪集”，收有《桃花记》一折“午夜登楼”，注明“孟子若撰”。据此折所写，书生崔护春日游湖，与少女庄慕琼邂逅，两相钟情。后崔被收留庄家抄写。适主人下乡，塾师回宅，崔护乘月色到后花园散闷，不意走到庄慕琼所居楼前，见庄灯下补缀内衣，遂吹灯潜入房内，又趁庄下楼点火，偷得绣鞋一只。庄复上楼，崔强以从己，被庄严拒，崔即撒赖，诬庄约己私会，并送绣鞋以为表记。此时丫环撞入，崔隐庄身后，潜下。此剧思想平庸，趣味低下，关目拙劣，为现存孟作所罕见，因此实难以断定出于孟之手笔。
孟称舜工词曲，颇有时名。惜作品多散佚，流传至今者，仅得词七阕，诗六首。词作中，有《蝶恋花》四阕（即“题娇娘象”之一至之四），载《娇红记》传奇卷首，世所易见。今唯录其余三词如下：
卜算子（江上）
回首望西陵，隔别人南浦。缥缈孤云自往来，寂寞归时路。蓼渚小鸿浮，梦断风吹雨。 江外青峰似剑链，割不断愁肠去。
渔家傲（塞上）
数点红旗斜照水，千群牧马连天起，古道长河残照里。心欲碎，黄花满地征人泪。
三月天南归雁未，上林隻字凭谁寄？烟树茂陵家万里。风景异，饮将闷酒城头睡。
金人捧露盘（闺思）
自当时，相别后，佳期过，渐庭前芳草成窝。余香犹在，郎今去也再来么？春光八九，虚度了燕舞莺歌。向花前，深深拜。凝望眼，剪湘波。叹迢迢良夜如何。风飘翠带，春寒绣阁减香罗。萧条夜月，闲庭坐频掩修蛾。
孟诗六首，其中五首为题祁彪佳寓山十六景，收入《寓山注》内。其题“瓶隐”（卧室）诗云：
小隐隐山林，大隐隐朝市。等作瓶中观，聊与坐卧此。
其题“妙赏亭”诗云：
亭空一无有，乃能集众妙。上下山水间，明月还相照。
其题“柳陌”诗云：
绰约晚风轻，千条万缕生。疏疏花露影，密密鸟闻声。路隔红尘断，烟迷绿水平。谩夸陶令宅，潇洒数枝横。
其题“试莺馆”诗云：
春风红树中，独眠天未曙。梦逐晓云散，醒听新莺语。
其题“即花含”诗云：
花花明素槛，叶叶映方塘。看花成独笑，对叶静闻香。
此外，尚有吊张玉娘鹦鹉墓诗一首，题《一贞居士》：
千年恨骨葬秋山，一片枫林叶染丹。岂是霜花夜凝紫？相思血泪成斑斑。一贞贞洁心如玉，幽居长向兰房哭。綵丝绣出沈郎名，生不相从死相逐。山高月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所思不见待如何？玉容一旦秋风槁。闻道沈郎不胜衣，梦里依稀觉也非。却恨容颜不相见，可邻白首空相期。翠颊双鬟共生死，绿衣好鸟重悲啼。不及前春双燕子，足系红丝去复归。裁就新诗寄谁是？九原泉下有人知。坟前古树影支离，疑是沈郎憔悴时。夜夜常栖比翼鸟，年年空长并头枝。碧窗人杳谁为主？好把鸳鸯比鹦鹉。鹦鹉塚前宿草黄，鸳鸯塚上日色暮。茫茫一迳起村烟，三生石畔斜阳路。凄凉落叶满枫林，今古伤心在此处。
孟称舜曾写有《硕人赋》一篇，我们在徐开熙《修学建田纪略序》中还能读到其片断：
松菊犹存，蓴鲈正美。张翰陶潜，吾愿从之游焉。
孟称舜撰作的序文，现在能见到的有五篇，即《古今词统序》（载卓人月《古今词统》卷首）、《古今名剧合选序》（载《古今名剧合选》卷首）以及《娇红记》、《二胥记》、《贞文记》的题词（分别载各传奇本卷首）。后四篇已为人所熟知，前一篇也不难查检，且文字颇长，不具引。
《孟叔子史发》是孟称舜早年所作的史评，卷首有崇祯辛未年（1631）自序，“述不得志而立言之意”。惜此书已佚。清代永瑢、纪昀等人认为该书“失之偏驳”，因此不曾收入《四库全书》，而仅在《四库全书总目》所附的《存目》中，对作者和著述内容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
孟叔子史发（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孟称舜撰。称舜字子塞，会稽人，崇祯间诸生。是书凡为史论四十篇，其文皆曲折明鬯，有苏洵、苏轼遗意，非明人以时文之笔论史者。惟其以屡举不第，发愤著书，不免失之偏驳。如“项羽论”，谓其败兵由乎天亡，非战之罪。“商鞅论”，谓秦用商鞅之法，六世以至于帝；始皇不用商鞅之法，二世以至于亡。“乐毅论”，谓其非仁非智，虽毅不走赵，骑劫不代将，亦终必败。皆失之过激。“李陵论”，谓陵必报汉，汉待之寡恩，则害义尤甚。崇祯末降贼诸臣，无不以陵借口者，岂非此类僻论有以倡之乎！至于王通、韩愈、王安石、张浚诸论，则能破门户之见。晁错、赵苞、魏征、史浩诸论，亦能持事理之平。盖瑕瑜互见之书也。前有崇祯辛未自序，述不得志而立言之意。称李卫公罢相归，著论数十首，名曰“穷愁志”。苏文忠公谪居儋耳，亦著论数十首。今所传平王、范增诸篇是也云云。案李德裕“穷愁志”作于崖州，无罢相归之事。苏轼诸论，虽集中不著年月，亦无作于海外之明文。所引皆为舛误。知其聪明用事，考证多疏矣。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对此书也有一个扼要的介绍：“明会稽孟称舜撰。取古人事迹，为论四十篇，始许由论，终谢枋得论。”据上述二则提要，我们不难窥见《孟叔子史发》一书的写作体例、内容大概，以及作者著书时的处境与心情。
入清以后，在松阳县训导任上，孟称舜还写有碑记传世。其一是《志公祠义田碑记》，其二是《松学义田说》，均记松阳县学田废置变迁事（见《松阳县志》，文长不具引）。另外，在《松阳县志》卷之三《学校志??学田》“明嘉靖三十六年知县黄美中置田三亩隆庆六年知县杨维新置田二百亩”条下有一按语云：
按松阳训导孟称舜《置田记》云：“松学旧无田，克一杨侯取废寺观田二顷为学田。迨万历十一年以此田六十亩零易今学基址，存田一顷四十三亩零，余复捐买署学孙焕新垦废观荒田助之，合二顷有奇。”
查《志公祠义田碑记》及《松学义田说》中，均无按语所引文字，可知《置田记》为孟所作第三篇碑记。
孟称舜编选的《古今名剧合选》，以及其中收入他校刻的元人钟嗣成《录鬼簿》，均为后世研究元明杂剧的重要史籍，论者已有定评，不赘。值得着重提出的有两点，一是孟称舜在考订所选剧本方面，用力甚勤。这在他的一些眉批中都已有所说明。例如《倩女离魂》楔子开头眉批云：“此剧余所极喜。杂本相沿，讹谬甚众，余为订其八九。吴兴本多所改攛，有意旨胜原本者，间亦从之。”《沽酒游春》楔子开头眉批云：“诸本首折无岑参及岑秀才口白，今觅得余姚孙氏藏本，于每枝曲下皆有问答语，较为妥当，特改从之。”《扬州梦》第一折开头眉批云：“此折系杨升庵重订，故后人混收入升庵黄夫人集内。其中间有异同，则出吴兴臧晋叔本也。”皆可证。二是孟称舜为《古今名剧合选》中五十二种杂剧眉批，47条旁批，其中有许多深刻精辟的艺术见解，为我们研究孟称舜及其戏剧主张，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以上是我对孟称舜事迹探求所得。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虽于前人研究的疏漏可能略有所补，但也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稽考。我相信，随着这种探索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作为中国戏曲史上重要人物之一的孟称舜，其历史面目一定会更清晰、更精确地显现在我们面前。这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1981.9.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