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是一部伟大的典型悲剧作品。它之成为“典型”，是与窦娥故事的悠久历史传统密不可分的。它不仅是关汉卿的一人独创；也是历代人民的血泪结晶。它不仅反映了特定的元代社会黑暗；它还谒示出封建社会某种共有的罪恶本质。
根深则叶茂，源远则流长。探讨一下《窦娥冤》的故事源流，对认识它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先秦两汉关于“庶女”和“东海孝妇”的传说
窦娥故事早在先秦就萌芽了。西汉刘安撰的《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原文是：“庶女叫天，雷电下击，（齐）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文字极为简古，幽邈难明。
何以知道它是《窦娥冤》的故事雏型呢？按《淮南子》有许慎、高诱注，许注已佚，但《昭明文选》载梁江淹《诣建平王上书》中，有“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之句，即用此典。在该文的唐代李善注中，却引用了一段已佚的《淮南子》许慎注，使我们看到庶女故事的端倪；
庶女，齐之少寡，无子养姑，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而杀母，以诬告寡妇，妇不能自解，故冤告天。
这和后来的“东海孝妇”事极为相似，都是小姑诬杀寡嫂，引起上天变异。后于许慎的现存《淮南子》高诱注，比许注多出逼嫁寡妇而遭拒绝的情节，又为庶女增添了坚贞。许慎是东汉和帝时人，高诱是汉末建安时人，高注或沿袭许注而来，文字大同小异，也可能是他们注释时采摭群书，所据相同，引文有详略之别。
这个传说是很古老的。《淮南子》曾成书于西汉武帝时，但它保存了不少远古和先秦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争帝》等。所载庶女事，作为先秦传说，当属可信。冤狱发生在春秋齐景公时，比燕惠王时邹衍五月飞霜事，当早二百年左右、也许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冤狱传说。
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它的口头传说一定比文字记载生动得多），为什么流布久远，引起历代人们的重视？想必有其引人注意之处。
依我看，用它反映的是个冤狱，触及国家的大法，历代王朝都是把狱讼看作是涉及国家命脉的大事，“夫狱，天下之命”（《说苑》），所以不能等闲视之。其次，这个传说具有某种典型性，庶女是个极为渺小的善良女子，但竟遭诬杀，这就特别惹人同情，使人愤怒，充分暴露刑法的污滥！再次，这个传说有其特殊之处，它把一个“贱民”放在人的位置上来评价她的生命价值。因她蒙冤，竟使得雷电下击，殿台损坏，毁景公支体，简直要让皇帝为她偿命！这，老百姓当然感到舒服，统治者也不能不加以注意。综此三因，也就广为流布了。虽然它的情节粗陋，但却包含了窦娥呼喊的“人命关天关地”这一人道主义精神。它象是一粒含蕴待发的种子，“颗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性具焉”（宋??沈寓山语），《窦娥冤》就是从这样一粒生机勃然的种子中化育滋生而来的。
在《淮南子》之后，庶女故事衍化成为东海孝妇事。东海孝妇传说并不始于《汉书??于定国传》，《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东汉明帝时人，而在此一百多年前的西汉，宣帝时的刘向《说苑》就已记载了这一故事：
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屡累壮丁奈何”！其后，母自经死，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欲毒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屡争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自治焉，天立大雨、岁中熟，郡中以此敬于公。《说苑??贵德》
《汉书??于定国传》基本上钞录这段文字，不赘。这段孝妇传说和《淮南子》中的庶女传说相比，情节轮廊一样，显然是有血缘关系的，“孝妇”是由“庶女”蜕变而来。但孝妇事磨钝了庶女传说的思想锋芒，也正因如此，它在封建社会才畅行无阻，它强调了孝妇之“孝”，于公之“德”，这就为它的流行开了通行证。但原来庶女传说的基本情节，还是无法涂改的，它仍然保留了原传说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畏天命”的时代，“三年枯旱”，也是以使统治者惊心的了，老百姓仍然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欣赏它，这是它继续流传的重要原因。
到了东汉，它就被写进国家的“正史”一《汉书》。此外，《后汉书，霍谓传》有“昔东海孝妇，见枉不幸，幽灵感格，天应枯旱”之语，亦无新意。惟同书卷一百零六《孟尝传》载上虞孝妇事，略有不同，孝妇被诬的罪名是“加鸩其母”，《窦娥冤》中的毒药事始见。
该传说在先秦两汉的流行情况，略如上述。
六朝，唐宋，传说纷纭
六朝、唐、宋，是庶女和孝妇传说的极大发展时期。虽然良莠混杂，但《窦娥冤》故事的形成和这一时期传说的发展，有重要关系。
《晋书》卷九十六载“陕妇人”事，与孝妇事略同，惟封建气味甚浓，不去说它。晋，干宝《搜神记》所记周青事，颇有价值，《窦娥冤》中血飞白练的情节，在这里初露端倪：
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支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既行刑己，其血青黄，绿幡竹而上标，又绿幡而下云。
这就是窦娥临刑时所说：“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的情节张本。这个情节增添得好，它突出了“冤”字，冲淡了“孝”字，没再给于公搽粉。它用“血当逆流”的反常现象，形象地说明是非的颠倒。大概因为它体现了民意，令人喜爱，所以同一情节就屡见于其它的冤狱记载。《晋书》载淳于伯之死，也是“血当逆流”：
丞相府斩督运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晋书??五行志》卷二十八
同书，卷六十九《列传》三十九《刘隗》：
远舆中，丞相府斩督运史淳子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终极柱末二丈三尺，旋覆下流回四尺五寸，百姓喧哗，士女纵观，或曰其冤
后几句写得很有声色，耸动人心。死者用鲜血逆流，把冤屈昭示在众目睽睽之下，弄得百姓喧哗，颇使那些昏官酷吏们难堪。窦娥临刑前的唱词是：“待他四下里都瞧见，这就是咱莀弘化碧，望帝啼鹃。”未尝不是从这里得到启示。此类神寄幻想在现实中虽不可能，但它寄寓着冤者极为真实的愿望，只要能够当众明冤，死者也就可以瞑目了。因官吏虽庸，而公道自在人心，所以必须要把冤屈公之于众。这也说明死的恐怖是不能逼人吞咽冤屈的。
血逆流事亦见于《搜神记》卷七、《晋书??郭璞传》、《宋书??五行志》。当是晋宋时期盛传的一椿公案。其内容大同小异，不具引。
刘宋时王绍《孝子传》。（清茆泮林辑本）亦载有孝妇周青事，我认为它与《窦娥冤》有较密切的关系，情节也较复杂：
周者，东郡人也。母患积年，青扶持左右、身体赢瘦，村里乃敛钱营助汤药，母痊，许嫁同郡周小君，疾，未获成礼，乃求见青、屡累父母，青许之，俄而命终，青供养为务，十年中翁姑感之，劝令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并自杀，姑女告青杀害，收攷，遂以诬款，七月行刑于市，青谓监杀者曰：乞树长竿，系白幡，青若杀翁姑，血入泉；不杀，血上天。既斩乃缘竿上天。
这是发生在农民中间的传说，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周青有母、未婚夫名周小君，小君患病，要求青先过门，事奉公婆，青出于好心，答应了，结果守了寡，还引来一场大祸。以上这些情节是不见任何传说记载的。《淮南子》之后的各书，都是从孝妇守寡开始。《孝子传》所记情节，是否即各书略去的前半段呢？也未可知。但某些情节却不能忽视。如孝妇被诬的罪名，所有记载，都是害死婆婆，这段记载还有害死公公。不禁使我想到《窦娥冤》第四折，窦天章夜读宗卷时，头一宗就是“一款犯人窦娥，将毒药致死公公……”，接着他说：“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关汉卿很可能是根据元代现实参照了这个情节，和张驴儿的父亲联系起来，把原来的真公公，变成假公公；由于改变了人物面貌，原来的传说情节就泯然无痕了，而蛛丝马迹，尚能窥见作者构思时的匠心。再如血飞白练一节，《搜神记》只是说：“车载十丈竹竽，以悬五幡”，也没说明是否出于周青刑前的要求。《孝子传》则明确记载，是她“乞树长竿”，这与窦娥临刑“要丈二白练”，完全一致。而且《孝子传》称“白幡”，《窦娥冤》称“素练”，只要把“白”字改成“素”字，“幡”字改成“练”字，其因袭之迹是很清楚的，足证关汉卿是直接参照了《孝子传》的，由于作者巧于点化，乃不着痕迹。
孝妇事不光在民间流传，也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甚至六朝南齐在修定刑律时，当时的廷尉孔稚珪给皇帝上表，直接把孝妇事当作典型案例来引用。他说：由于法律成为空文，致使“于公哭于边城，孝妇冤于遐外，陛下虽欲宥之，其已血溅九泉矣”。这使我们知道，当时并不是把孝妇事当作“传说”看的，而看作是一个朝野咸知的冤狱案例，所以表文里不必介绍详情，连皇帝也是熟知的，可见其影响之大。关汉卿选择这个传说，是确有真知灼见的。
由于孝妇事的盛传，《淮南子》中的庶女事，遂逐渐不为人知，但其流风遗响，并未绝迹，故有兼述之必要。
六朝梁??江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开头就说：“昔者贱区叩心，飞霜击于燕地，（用邹衍事）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即用庶女蒙冤、景公台陨事。见《南史??江淹传》，可见六朝时庶女事已成为习用的冤案典故，流行也很普遍。此后，唐代李白在天宝初年被谗逐时，也曾用此诗：“燕臣昔痛哭，五月飞秋霜，庶女号苍天，震风袭齐堂。”也是二典连用。现在邹衍事尚属习见，庶女典故就显得生僻了。前年我在莆田看莆仙戏，演《白兔记》李三娘打水、咬脐郎的唱词有一句是：“齐女衔冤枉拜官”、称“齐女”而不称“孝妇”，系用庶女事，即所谓“齐之少寡”（许慎注），这是非常少见的，应是古南戏的唱词。除证明莆仙戏古老，还说明庶女传说一直活在今天的舞台上。
宋代关于孝妇的记载，有罗江张氏事、见《宋史》卷四百六十《列传》第二百十九。情节增饰甚多、不具引。应注意者，史载张氏的母亲因杀人的嫌疑遭诬入狱，词连张氏，张氏临刑嘱咐其母“不可自诬”，她死后“讼冤于天。”这个情节和窦娥死前对她婆婆说：“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是十分相似的。这类传说在当时民间一定很多，关汉卿从这些传说中得到启示，塑造窦娥的善良性格，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六朝、唐、宋，是有关窦娥故事传说的极大发展时期，奇情纷出，变化百端，为窦娥故事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情节基础。
孝妇传说进入戏曲，《窦娥冤》故事形成
孝妇登上戏曲舞台，始自元代。戏曲的群众性进一步扩大了传说的影响，孝妇事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元钟嗣成《录鬼薄》在王实甫的名下，载有《于公高门》一本，全名《厚阴德于公高门》，似以于公为主谱东海孝妇事。曹栋亭本作《东海郡于公高门》，注明“旦本”，似以孝妇为主脚。又梁退之（曹本作进之）、王仲元也有同名杂剧，可见这是个“热门”题材，惜皆不传。但戏名既称“于公”，他一定是要上场的，这就和《窦娥冤》的情节有显著不同。他们很可能是原封不动地去写东海孝妇故事。只有《窦娥冤》是把传说和元代现实结合起来写成的一部杰出新作。在当时的舞台上影响极大，杂剧《魔合罗》张鼎念白：“霜降始知节妇苦、雪飞方表窦娥冤”。他把窦娥故事当作唱词典故来用，这就说明关汉卿的《窦娥冤》当时已成为观众熟知的红剧目了。而于公高门之类的戏，却很少有人提起。
据今所知、南戏无此目。明代有《金锁记》传奇，系根据《窦娥冤》改写，它和关剧相比，则黯然失色。它歌颂了清官和天命。其中若干出目，在清代舞台上传唱。如《送女》《私祭》《思饭》《羊肚》、《探监》《法场》等。见于《缀白袭》诸曲集。近代地方戏的繁兴，广泛演出窦娥故事，已家喻户晓。京、汉、微、秦等许多剧种，皆有此目。
《窦娥冤》故事渊原于东海孝妇，但它不是传说的戏剧化，两者的关系象是蛹蜕化为蝉。作者给传说以新的时代内容，其倾向之鲜明，思想之尖锐，是前代传说无法比拟的。又是前代传说集大成者。
流风余韵，延绵不绝
孝妇传说的发展硕果是《窦娥冤》，反之，《窦娥冤》也就淹没了它的光辉。但从一些零星记载中，还能看到它的一些余光和现实影响。如元代至正元年、京畿不雨，监察御史上疏，引孝妇事“尝闻一妇衔冤，三年大旱”《元史??王思诚传》卷一百八十三。李俊民诗：“见说周人忧旱母，宁知东海无冤妇”。孝妇事几乎成为旱与冤的专用典故了。民间传说中比较动人的还有《榴花塔》的故事。据《汉阳府志》（天一阁旧藏，据嘉靖刻本影印）载：
古有孝妇杀鸡奉姑，姑食而死，姑女以妇毒姑诉官，妇不胜拷掠，遂诬服。临刑，折榴花一枝，仰天祝曰：“妾果毒姑，此花即枯，若枉，妾命此花复生”。其后榴花果生，时人哀之，立塔手侧，以彰其事。
当时的刑部侍郎吴廷用，还为此写了一首诗：“石榴花塔存遗址，谁识当年孝妇情”，最后两句说：“寄语操持三尺者，须知疑谳缓行刑。”可谓语重心长。据载东海县东北还有孝妇庙，影响深入到民间底层。
总观孝妇传说的全部历史，若从先秦算起，历经两千余年，流传不衰，曾见于正史、野史、笔记、疏奏、诗歌、戏剧、地方志。应该说它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传说之一。在其流传过程中，也混进不少糟粕，但基本情节始终未变。把它的思想内容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人民是不可诬枉的。这个真理在封建社会始终是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从本质看，它是属于人民的。关汉卿就是围绕这样一个思想内容，通过窦娥的遭遇，展开他对封建社会全面批判的。
《窦娥冤》的继承与创新
明了《窦娥冤》故事的嬗变之迹，进而探讨作者从传说中继承了什么？创造了什么？那会是有助于理解《窦娥冤》的思想意义和它的美学价值的。
原传说中有三个环节是与《窦娥冤》的形成血肉相联的。
1.孝妇（庶女）是人间不幸的化身。她没亲眷、没丈夫和儿女、没权势钱财。她性格善良而又坚强，总之，是个孤苦卑贱的年轻寡妇。所谓“庶贱之女、齐之寡妇”、“无子不嫁、事姑甚谨”（《淮南子》高诱注）。这是塑造窦娥最早的悲剧形象模式。
2.她本应受到人间的同情，但却被诬杀了。
3.她的冤愤之情，震动上天，使天地发生巨大变异。
以上就是构成传说的三个骨干情节，也是全部精华所在。它凝聚了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无论封建阶级怎样歪曲它，只要还保留这几个情节，它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无法抹煞。《窦娥冤》在继承其骨干情节的同时，当然也就继承了它的思想精华。在这个意义上讲，《窦娥冤》是历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没有孝妇和庶女传说，就没有《窦娥冤》。
另方面，关汉卿站在反封建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基于元代现实，对原传说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改造。他笔下的人物都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社会属性。作者真实地揭示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这里显示出作者卓越的创造才能。
作者改变了传说中的几个重要的人物面貌：
有关孝妇的所有传说，都把悲剧的起因，归结到诬陷孝妇的小姑身上。《淮南子》中的小姑还是个图财杀母的凶犯。然而这是不够典型的，即使实有其事，也缺乏重大的社会意义。
关汉卿以犀利的目光洞悉到悲剧发生的社会因素。他把悲剧的制造者，改为阴险可怖的张驴儿。他是元代特殊社会环境产生的黑暗动物。这么一改，就大为加强了悲剧的社会意义和时代色彩。如果抛开传说的历史，单从张驴儿的形象本身去认识作者的创造才能，是远不能理解关氏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在艺术上的斲轮妙手的。
作者还改变了传说中的另一人物，就是诬杀孝妇的那个太守。他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可是，几乎所有传说都是维护他的，什么太守不听“劝解”，什么“有司不能察”，甚至含糊其词地说什么“吏验治”。关汉卿的态度相反，他通过窦娥的控诉，针锋相对地指出：“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因此他笔下的太守桃杌，昏庸贪暴，丑恶之极。从而戳破了粉饰苛政酷刑的假面。
为了更广泛地揭示元代社会面貌，作者还创造了赖账、杀人、卖假药的赛卢医。创造了与张驴儿狼狈为奸的张父。还创造了以放债为主、性格软弱，无权无势的老年寡妇蔡婆。所有这些人物，都被涂上一层元代那种纷乱如麻的时代色彩。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社会，即使惩办了张驴儿也不会是吉星高照的，窦娥的悲剧也照样要演下去。这是《窦娥冤》和许多“清官戏”、“公案戏”的不同之处。
作者在创造的诸多形象中，最成功的当然是窦娥。这是个感天动地的悲剧形象，我们从传说中的孝妇形象里，看到她的可怜身世和善良、坚强的性格。这些都已渗入窦娥形象之中了，但窦娥既不是孝妇也不是庶女，在她身上多了一点东西，她的反抗性不是仅仅局限在为自己辨冤的狭小范围之中的，不象庶女那样“不能自明”、“不能自解”，她的辨冤是明确地抨击元代社会的。赴法场一折，作者为她安排的第一曲，就迸发出雷火般的轰鸣，震憾着整个颠倒黑白的世界。“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这两句曲文把社会的一切丑恶都包笼无遗！《荐福碑》的描写可以作它的补充：
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
窦娥的大胆反抗精神，是关汉卿的创造性在思想上的突出表现，窦娥成为两千年来孝妇传说发展的最高典型。原传说隐含着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窦娥冤》中成为锋芒毕露的批判武器。
由于《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现实，同时也就使人看到封建社会一般共有的反人道的罪恶实质。特性暴露了共性。
《窦娥冤》是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论者甚多，但研究它的故事源流并从这一角度探讨它的成就，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个领域，我以为还应该大力开拓，把对该剧的研究引向深入。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看法，聊当引玉之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