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eritorious Staff for Hunan Opera Ye Dehui

　　YUAN Qin-shu

　　(College of litera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410081)

　　Key words:Ye Dehui；Hunan Opera；publishing ancient books；market process of performance

　　Abstract:Ye Dehu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nan Opera is the following.The first one is that he had published a series of shuang mei ying an and provided the reliable materials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f drama.The second one is that Ye had organized and set up the biggest training class in Changsha and the first modern theatre in Hunan for Hunan Opera.  Ye had also accelerated the market process of Hunan Opera performance and enhance the position of Hunan Operain the drama field.

　　在湖南盛行的众多剧种中，湘剧是地方戏曲中最大的剧种。湘剧原名大戏，是流行于长沙、湘潭、衡阳等地的一种湖南地方戏曲，因唱词押中州韵、用长沙官话演唱，所以也曾一度被称为长沙湘剧。湘剧的形成大约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全盛于清同光间”［1］，极受当时文人民众的喜爱，招堂会相邀、到戏台听湘剧，是当时士绅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像当时著名文人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中，便屡屡出现在长沙、湘潭、衡阳听戏的记载，而当时执掌岳麓书院的经学大师王先谦，在其60寿辰时，其庆祝方式竟然是邀请当时长沙最有名的湘剧演出团体春台班，在岳麓书院前的赫曦台演湘剧，邀约听戏，“观者如堵”。叶德辉与二王关系密切，素来被人称为“湘潭王叶”和“长沙王叶”，同样酷爱戏剧，为了寻找一本清人的与戏曲有关的书籍，他数次到北京，都曾“日日徘徊于厂甸书肆间”，搜寻“前后几二十年”；在长沙，他“征歌选舞，日与梨园子弟调丝擪竹，上下云泥中”（《重刻〈燕兰小谱〉序》）。因为叶氏艺术修养深厚，眼光甚高，在和二王一起观剧之时，品评贴切精到，极为二王所赏识，光绪27年（公元1901年）正月初四，王闿运招堂会，邀叶德辉一起观看，结果叶氏有事未去，王闿运在日记中写道，“叶麻不来［2］，戏无精神，听曲一支而罢”，就是一个明证。作为一个学识修养甚高的文人，叶德辉不仅仅局限于戏剧的鉴赏，他还搜罗、整理和刊刻了古代的一些与戏剧发展有关的著作，并对湘剧唱腔的发展作了深入的研究；作为长沙著名的民族产业家，叶氏与一般文人仅仅局限于戏曲本身的研究不同，他以商人的精明，看到了湖南湘剧演出事业的巨大商机，并利用自己的亦绅亦商的身份，竭力促进湘剧走向正规市场，使湘剧演出事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湘剧本身在这种市场化的演进中，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叶氏对湖南演剧界的贡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整理并刊刻与戏曲有关的古籍，给戏剧研究工作提供理论上依据。

　　叶氏整理刊刻的古籍甚多，其中与戏剧有关的是《双梅景闇丛书》。此书初刻于光绪33年（公元1907年），为五册，宣纸精印，共收古籍13种21卷，并特地延请谭延闿题写书名；1917年增收了《秦云撷英小谱》等，再次重印［3］。丛书所收的古籍，有些曾由叶氏单刻刊行过。

　　此书内容较为庞杂，与戏曲有关的，有元代《青楼集》1卷、明末《木皮散人鼓词》1卷（内附《万古愁曲》1卷），其他便都是清人的作品，包括《板桥杂记》3卷、《吴门画舫录》1卷、《燕兰小谱》5卷（内附《海沤小谱》1卷）、《秦云撷英小谱》1卷，另有《桧门观剧诗》3卷。下面分三小类叙述。

　　第一小类，包括《青楼集》、《板桥杂记》、《吴门画舫录》、《燕兰小谱》与《海沤小谱》、《秦云撷英小谱》。

　　《青楼集》，元代雪蓑渔隐撰，据书前朱经的序，雪蓑渔隐姓黄，名字不详，为明朝官宦子弟，因元朝异族“百年未已，世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故作此书，使“历历青楼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艳史传之”。书中记载了元代名歌伎梁园秀、张怡云、曹娥秀等79人的技艺、逸事、文词、经历等，他们“精杂剧”、“善唱诸宫调”、“善歌舞”、“能诗词”“善谈谑”，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大师。此书前有“郋园校栞”四字书牌，无题跋。

　　《板桥杂记》，清余怀撰，记载明末清初南京乐户之事。此书共3卷：卷上为《雅游》，记载南京妓家乐户的特点、人员的称呼、游乐的情况、教坊司管理的情况、秦淮河的灯船等；卷中为《丽品》，记载南京当时之名妓，“或品藻其色艺，或仅记其姓名”，共有尹春、尹文、李十娘等25人（包括一传2人和珠市者），有的记载得相当详细；卷下为《轶事》，多记文人与歌伎交往之事；另有《附录》二。此书所记，与戏曲有关之事较少，偏于记文人歌伎之情。此书书前有“光绪戊申秋仲长沙叶氏校刊”两行书牌，叶氏无题跋。

　　《吴门画舫录》，清西溪山人撰，记载了苏州烟花巷中名歌伎51人，或记其身世材艺，或载其逸事传闻。此书书前有“光绪戊申秋仲长沙叶氏校刊”两行书牌，叶氏无题跋。

　　《燕兰小谱》与《海沤小谱》系合刊本，前者为清余集（字秋室，号安乐山樵）撰，5卷，“纪京师伶人之事”，后者为赵执信（号秋谷老人）撰，1卷，“纪津妓”；据叶德辉《序》中考证，此两书合刊的形式，至少在乾隆后期便已形成。《燕兰小谱》所咏记的为北京名演员的情况和逸事，最为特别的是，所咏记的皆为男演员，这在当时是别出心裁的。此书的缘起是当时京师有名的男伶王湘云善画墨兰，曾画一扇面，引起很多文人雅士的题咏，余集收录了这些题诗，并扩展范围，广搜类似的题诗，一共138首，共题咏了64位男演员，再加上杂咏逸事传闻的诗50首，于乾隆乙巳（1785年）汇集成此书。卷1至卷4所收录的演员均是甲午（1774年）以后的，卷5所收录的则是甲午以前演员；其体例一般是主体为题诗，在诗之前或后附有小序，以说明本事。《海沤小谱》体例驳杂，有诗有文，所记为天津烟花歌伎之事，据作者文中记叙，该书撰写年代在甲辰（1784年）左右，与余书大致同时。赵执信《自题二绝句》后的《跋》云：“甲申岁客津门，自春徂秋，狎游既数，矫激非情，如海客之于沤鸟，不自觉其相亲近也。”据此，则“海沤”之“沤”实应为“鸥”之通假。此书书前有“宣统三年季夏长沙叶氏校刻”两行书牌，两书前叶氏均有题跋。

　　《秦云撷英小谱》，清严长明、曹仁虎、钱坫合撰（严4篇、曹2篇、钱1篇），为“乾隆时秦中诸伶小传”。此书是严长明写毕后请袁枚（随园）题签，后留于袁枚处，幸免于战火，光绪乙亥（1875年），由袁氏之第三孙袁翊甫的朋友排印刊出，叶氏重刻于1917年。此书书前有“长沙叶氏刊”单行书牌，叶氏有序。

　　此6书都是记载伶人歌伎之色相技艺、身世经历、逸事传闻的。前4书（包括《海沤小谱》）主要记歌伎，而歌伎自然与烟花柳巷相关，所以除记载与音乐戏剧有关的事外，游冶等与戏剧无关的事也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书中也保存了一些珍贵的戏剧资料，如：《吴门画舫录》记载，“浙之姚江人”陈桐香“工演剧，非昆非弋，俗谓花鼓戏者是”，“或买舟向村落居人敛钱演剧，士女如云，负贩云集，陆博踏球之徒以及游手无常业者，往往藉姬以食”，可见浙江也有某剧种叫花鼓戏，且极受下层民众欢迎；《青楼集》记载，当时湖南有名演员张玉梅一家，包括张玉梅、其子刘子安、其媳蛮婆儿，技艺都“擅美当时”，其外孙女关关，“谓之小婆儿，七八岁已得名湘湖间”，从中可窥见当时演出团体组织形式的一种类型。此4书均无题跋，大概叶德辉只做了校勘整理工作。后2书所记载的是男演员，断袖之癖以色爱之的事可能也有，但毕竟是演艺为主，所以文中论及戏剧的内容自然要丰富许多。比如：在《秦云撷英小谱》中，严长明的《小惠》篇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戏曲演出中秦腔、昆山腔、枞阳腔、湖广腔之间的关系和变化，而叶氏则在《重刊〈秦云撷英小谱〉序》中大肆批评严氏“信手胪陈，未之分辨”。叶氏认为，“昆山、弋阳，同为金元北曲变体，唱虽不同，其戏文脚本则同”，“北曲惟见董解元《西厢》，已不知其演唱之法，又有《关公单刀会》、《昭君和番》二阕，《单刀会》仅寄存于弋阳腔中，《和番》则习闻于长沙妓院”。又因为“唱各不同，故所用之乐器亦不同”，“昆山用笛板，弋阳用钟鼓也”，而且特别加以说明，“今南方通行弋阳腔，谓之高腔，不用钟鼓，改用锣鼓，盖取其便也”，说的就是湘剧高腔的情况。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京师吴越皆昆曲流行，弋阳则与湖广调并行于江西、湖南北、广西”，到了咸丰末同治初，“徽人程长庚、楚人余三胜，于湖广调中精求所以调声运气之法，一唱三叹，听之使人荡气娱神，世称京二黄（二黄者，黄岗、黄陂），在荆湘亦称为汉调”，这里所说的又与湘剧唱腔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叶氏对后二书的整理与刊刻极为重视，他在《桧门观剧绝句》中曾写道：“《燕兰谱》与《秦云谱》，肯让江南二月春”，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小类包括《木皮散人鼓词》和《万古愁曲》两部书，都是明人的作品。前书作者为贾凫西，据原书无名氏的《跋》，“木皮者，鼓板也，嬉笑怒骂之具也”，“崇祯末年，先生以明经传家，为县令，迁部郎”，明亡后，“高尚不出，行年八十，笑骂不休。自曲阜移家滋阳，闭门著书数十卷”。大概此《鼓词》是作者写来供艺人演唱的，故不甚重视，后“有沛县阎古古、诸城丁埜鹤为手书付其子”。贾氏为明遗民，失其名，字凫西，“木皮散人”可能是其号，也可能是阎丁整理记录时所拟。此书后还有一些类似注释性质的散段，里面有“铁铉家属没人教坊司”的记载，从时间来看，这不应是贾氏之手笔，可能为后人阑入。后书的作者为归庄，此书篇幅很小，附载于前书之后。此两书所抒发的，都是一种世事苍黄，变幻不定的感慨和牢骚。此书书前有“光绪丁未九月叶氏观古堂刊”双行书牌，叶氏无题跋。

　　第三类为《桧门观剧诗》。乾隆中叶，金德瑛（号桧门）作观剧绝句30首，其后人裱出之后，遍请名家题跋，如赵魏、赵翼、林则徐、漳钰、端方、刘心源等都在其中，光绪乙巳（1905年），应其孙金闇伯之请，长沙的一些名流如王先谦、皮锡瑞、朱益浚、叶德辉等数家都题和诗于其上，抒发了对戏剧的一些感慨。此书以前曾出过排印本，叶氏则是在排印本的基础上，加入了易顺鼎的和诗，于1908年重刻。刊刻之缘由，叶氏在其《桧门观剧绝句序》中说得很清楚，“世运之升降、人心之厚薄，观于一事之微而有变迁之慨。故余有恒言：剧无可观，剧以观我而已”。此书分为3卷，上卷为金德瑛的观剧绝句30首、后人的题跋及和诗，其中有叶氏所和的七绝诗8首；中卷为诸家和诗，收长沙文坛名流王先谦、朱益浚、易顺鼎和诗各30首，皮锡瑞60首；下卷为叶德辉和诗3组，每组30首，共90首。此书书前有“光绪戊申夏五叶氏观古堂刊”双行书牌。

　　与其他人和诗不同的是，叶氏的和诗大都附有小序，小序中叶氏抒发了他对戏剧艺术的很多看法，其中不乏精辟之处。叶氏的小序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考察该剧出处、名目和相关的变化，如《八仙》下小序说，“《八仙图》，国朝周坦纶撰，今刊入钱沛思《缀白裘》中，名《堆仙》”；《虞姬》下小序说，“《千金计》，明沈练川撰，今刊入毛晋《六十种曲》”；《明妃》下小序说，“《昭君出塞》，明陈与郊撰。又《昭君梦》，国朝吴县薛既扬撰。今湘中歌筵所传《和北番》者，即《缀白裘》之《小昭君曲》也。又有《大和番》者，演梦中雁足传书事，疑即薛本之《昭君梦》，特其词为俗伶点窜，不复入雅曲耳”。二是考察与该剧的本事有关的历史，如《狮吼记》下小序说，“明王廷讷撰，今刊入《六十种曲》。袁枚《随园诗话·补遗·九》云：‘陈季常作龟轩，东坡诗云“人言君畏事，欲作龟头缩”，非讥其惧内也。坡别季常云“家有红颊儿，能歌绿头鸭”，是季常有妾矣。又曰“开门弄添丁，啼笑杂呱泣”，是季常有子矣。’按：今《狮吼记》有苏姬生子一折，在《冥游》以后，坡诗云云，盖必季常晚年事矣”；《周仓》下小序云，“周仓不见于史志，元人《关大王单刀会》有其名。按：《吴志·鲁肃传》云‘肃邀羽相见’，‘单刀俱会’，‘肃责羽未究竟，坐有一人’云云［4］，而无姓名，今元剧中之周仓殆即本此。王棠《知新录》云：‘明万历四十二年，遣太监李恩敕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封长子平为锡忠王、次子兴为显忠王，将军周仓为忠勇公。’此周仓有封之始。今祀典亦有之，则世俗相传为麦城殉难故也”。三是考察某些戏曲形式的形成过程及历史，比如，叶氏和《加官》的诗有两首，均有序：第一首后的序说，“沈德符《野获编》二十五《杂剧》：‘三星下界，天官赐福，种种吉庆，传奇皆系，供奉御前，呼嵩献寿，但宜教坊司、钟鼓司肄习之，并勋戚贵藩鉴赏云耳。’按：今戏场加官手中所持条幅有‘天官赐福’字样，则其由来久矣”；第二首后的序说，“凡戏登场，先一人袍笏缓步而出，谓之跳加官。湘俗，燕会遇有任官入坐，则出一加官，不知其缘。始询之老伶，云是唐魏征丞相，又俗传为五代冯道。考：张国宾《合汗衫》杂剧有‘官上加官’之语，宋徽宗有‘官上加官’画轴，则‘加官’之语，当起于南宋以前，至用之戏场。此外，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载戏班行头，有‘加官脸’名目，则其沿用久矣”。

　　从这些书的校勘整理刊刻的年代来看，1907年的有《木皮散人鼓词》（内附归庄的《万古愁曲》；1908年的有《板桥杂记》，《吴门画舫录》，《桧门观剧诗》；《青楼集》未标明年代，从其性质和在丛书中的排列位置来看，大概也是1908年刊行的；1911年的有《燕兰小谱》（内附《海沤小谱》）；1917年的有《秦云撷英小谱》。这段时间正是叶氏对戏剧特别感兴趣、对湘剧演出事业投资最多的时候。叶氏花费如此大的精力钱财来整理刊刻这类书籍，除了自己的研究需要以外，还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正是他高出一般戏曲研究者和演出事业投资者的地方。

　　其二，竭力促进湖南最大的地方剧种湘剧走向市场，而市场化的结果导致了湘剧演出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影响的扩大。

　　叶德辉为湖南湘剧的发展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组建和成功地管理了长沙湘剧演出史上规模最大、演艺最精、名声最盛的湘剧戏班同春班；二是建设并成功地经营了湖南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湘剧演出专用剧院同春园。

　　道光年间的长沙，湘剧已经极为盛行，并出现了湘剧最老的弹腔戏班仁和班；到同治光绪年间，更多的湘剧演出团体相继出现，如泰益班、同庆班、太和班、大庆班、清华班、庆华班等等。叶德辉利用自己官绅的身份，邀集部分士绅集资，领头组建了春台班；后来又挑选了春台班的部分人员，邀清华、同庆两个戏班合并，组成同春班，这大概是光绪末年的事；宣统二年（1910年），又再邀仁和、庆华两个戏班加盟。此时的同春班汇集了五个戏班的精英，演职人员多达300余人，是湘剧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戏班。此戏班最初组建之时，是由王先谦和叶德辉为首领衔邀集，但实际事务大多由叶氏独自施行，故成立之后，由叶德辉亲任老板。叶氏之下设总执事1人，执事若干人，具体经管戏班各项事务，大事须向叶德辉请示后方可执行。

　　同春班的所有演员都按艺术水平的高低和行头的好坏（以前艺人的戏装等都是自己私有的），分天、地、玄、黄4等，组成4个演出班子：天、地两等的在戏院和堂会演出，玄、黄两等的则包演庙台戏。戏价亦按4等收费，天字号每场24串钱，地字号20串钱，玄字号16串钱，黄字号12串钱；演员工资则按艺术水平和受观众欢迎的程度高低付酬。戏班班规甚严，管理得也很好，艺术水平在湘剧界也有口皆碑，王先谦曾戏言其是“王闿运的文章”，说它能“独步天下”。民国10年，该班曾以最佳阵营赴汉口演出，影响很大，唱工言桂云被湖北观众称为“南叫天”。同春班各剧目的演出，都有固定的主、配角，许多折子戏，如《打猎回书》、《描容上路》、《扫松下书》、《抢伞拜月》、《打雁回窑》、《赶斋泼粥》、《百花赠剑》、《水淹七军》、《借箭打盖》、《叫城战荡》等，在湘剧艺人的长期合作和反复磨练中，直至现在仍是湘剧舞台的艺术珍品［5］。

　　当时，同春班在湘剧界的演出场次和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剧团，长沙的各种堂会和庙戏几乎全部被其包揽，当然，这里边不排除有叶德辉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影响加以推崇的作用，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其高超的演出技艺、强大的演员阵营、极高的民众接受程度。

　　1927年，叶德辉死于非命，该班陷入困境；1929年改组为仁寿班；1938年抗战，长沙文夕大火之后方正式解散，前前后后在戏曲界活动了30余年。

　　湘剧的演出，以前一直没有正式的固定的舞台。乡下，自然是什么地方请，就在什么地方的古戏台上演出；即使进了长沙城（当时分为长沙和善化两个县），堂会就在主家的家中演唱，公开演出则在各庙堂会馆等公共场所的戏台进行，像李真人祠、善化城隍祠、乾元宫（今火宫殿）、水神庙等处的戏台，就都是当时出名的演出场所。

　　叶德辉的先人在长沙坡子街开叶公和染坊，有一些产业。光绪11年（公元1885年），叶德辉“乡试中举人”、光绪18年（公元1892年）“会试中第九名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以主事用分吏部”（汪兆镛《叶郋园先生事略》）。没有多久，叶氏便告假回乡，一面读书、著述、整理文献、刊刻古籍，一面经营其家族的产业。因为他有着吏部主事的身份，官绅商三位一体，有着特有的便利，而且经营得法，其产业迅速扩大。他在河西望城坡开设有碓房和仓库，囤积和加工粮食，在小西门正街和坡子街开设了百货绸缎铺、米铺，到后来，他的产业在坡子街上占了半条街。坡子街上有座历史悠久的乾元宫（今火宫殿），原为公众祭祀火神及娱乐的场所，有古戏台，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省城绅商捐资重修了此古戏台，成为当时湘剧演出的一个重要场所，王闿运《湘绮楼日记》记载说，“前时省城，唯善化城隍祠戏最多，今乃歇绝，而火祠日日有戏，亦风气之变迁也”，此“火祠”即指乾元宫，所描述的是光绪2年（公元1876年）的情况。乾元宫本为公众场所，向来由街团公所主持庙务，但因叶氏的产业集中在坡子街一带，得地利之便，并且财大势大，遂逐渐掌握了乾元宫的产权和控制权。叶德辉爱好湘剧，便利用其财势和影响，吸引和组织湘剧的名角名剧团来乾元宫演出，使本来就很出名的乾元宫戏台成为长沙湘剧演出的最为著名的场所，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往观看。当然，这里边肯定包含有叶氏商业方面的考虑，他将自己对湘剧的爱好和商业需要成功地结合在一起，既扩充了观众队伍，增大了湘剧的影响，同时又提高了坡子街一带的繁荣程度，增加了人流量，实际上也就是增加了商铺的人气和潜在的顾客群。但是，这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剧院。乾元宫戏台，是公众娱乐场所的一个附属部分，并非独立的戏剧演出场所。与乾元宫戏台性质相同的，光绪末年在长沙还出现了在茶园内附设舞台演出的情况。茶园是喝茶的地方，当时长沙人，尤其是下层的体力劳动者，习惯于早上到茶园喝茶、吃早餐（包子点心之类），其他阶层的人，则也有成天泡在茶园里，闲聊、谈生意的。茶园是主体，其功用主要是喝茶，而演戏只不过是茶园吸引茶客的手段，茶园只收茶水费、不收门票，即体现了这一点。

　　叶德辉看到了演出场所对湘剧演出的作用，也看到了创建独立的演出场所能带来的巨大商机，所以在光绪30年左右，便在长沙孚嘉巷开设宜春园，将自己组建的春台班迁入其中，使宜春园成为春台班的固定演出地点，并正式开始设立售票入场的规定，这便是湖南为湘剧演出创办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湘剧院。大概宜春园的演出效果和经济收入都不错，叶氏便力图扩大经营。当时京剧三庆班在长沙织机街耘圃同乐园演出，没多久，叶氏便积极策划，与其交换了演出场所，宣统2年（1910年），叶氏在同乐园的旧址上，增辟相邻私宅怡园的一部分，加以扩充改建，改名为“同春园”，到9月正式落成开张。此时，叶德辉的春台班已改名为同春班，同春园便成为湘剧同春班自己专用的演出场所。

　　以前乾元宫（火宫殿）和各茶馆的戏台，都是面对观众凸出来的，除开一面作后台以外，观众可在戏台的左、中、右三面观看，而且无固定的坐席，座位最好的也不过是长条凳、方桌方凳而已；而叶德辉新建的同春园，改三面舞台为镜框式舞台，观众只能从舞台的正面观剧，并从上海、苏州置办全新的灯光设备，为舞台照明，这在当时的湖南，是一大首创。剧院中有堂座，坐席是长条的木靠椅，并有两个包厢，分等级售票，叶氏为舞台两边亲撰亲题台联，“同车攻马，抗怀三代；春兰秋菊，竞秀一时”，剧场中张贴有“奉吏部叶面喻，禁止入帐房”、“一切肃静，毋得喧哗”等红色的告示。叶德辉几乎是每日开锣必到，凡有喧闹争执，叶氏便起身呵斥“送官法办”。叶德辉还经常同爱好湘剧的士绅文人在包厢中一起观赏，品曲评文，议论演员技艺的高下。当时，同春园是长沙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湘剧院，生意远远超出其他演出场所。［6］

　　辛亥革命后，叶德辉心萌退意，遂逐渐退出了同春园的管理，剧院也逐渐走向衰落。叶德辉死后两年（1929年），同春园正式关门歇业。

　　［参考文献］

　　［1］民国9年长沙刊行的一本票友杂志《湖南戏考》第一集中西兴散人的序。

　　［2］叶麻：叶德辉的绰号。湖南方言称出天花时在脸上留下疤痕的人为麻子。

　　［3］《双梅景闇丛书》今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1995年重印的影印重排合订本，其底本系叶氏家刻的修订本，“出版前言”云，“此书初版于光绪33年（1907），1914年重编时，叶氏又增益数种”。案：修订本中所增加的书有《秦云撷英小谱》，据叶德辉《秦云撷英小谱·序》称，作序时“岁在彊圉大荒落孟娵月始雨水”，“疆圉大荒落”为太岁纪年，指丁巳年，即公元1917年。海南版《前言》所云之重编时间恐误。

　　［4］叶氏所引《吴志·鲁肃传》截断不当，“单刀俱会”、“坐有一人”，语意不明。《三国志》原文为：“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5］此段根据《中国戏曲史·湖南卷》的多篇文章综合而成。

　　［6］此段据《中国戏曲史·湖南卷》谭君实稿本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