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傩愿表面看来属于一种外来的多元宗教世俗文化，但实际上它与苗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仅从湘西苗族的历史实际出发，对其源流中的某些疑难问题作一番零碎的考证。

　　　　　　　　　　一、还傩愿与苗巫文化的渊源关系

　　部分专家学者通过傩文化与楚巫文化的比较研究证明，楚巫文化是傩祭、傩仪和傩戏的重要源泉之一，傩的发源地当在沅湘之间一带地区。①但遗憾的是他们缺乏对楚巫文化民族属性的解剖分析，从而掩盖了傩文化与多个民族文化尤其是苗巫文化的渊源关系。

　　其实，楚巫文化并非单一的原始民族文化，而是多个原始民族巫文化的结合。这一结合与楚国由弱到强，原始民族由少到多的发展壮大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楚国建立之时，其疆域仅限于荆山一带地区，都于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境内的主要原始民族被周人称为“荆蛮”。熊渠任国君时疆域扩大到长江中游，后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王城）。春秋时兼并周围小国，一度称霸。至战国时疆域北至中原，西至黔中、巫郡，南至苍梧，东至海滨，境内的原始民族也由少到多，有华夏人、蛮人、濮人、楚人、巴人、越人等。他们无不具有各自丰富多彩的巫文化。然而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的巫文化对傩文化形成、发展的影响绝对不是均等一致的，而有轻重、浓淡、多寡之分，这只需将楚巫文化的投影缩小到沅湘之间便可一目了然。

　　早在相当于尧、舜、禹的“三苗”时期，沅湘之间即属于“三苗”集团的势力范围。境内已迁入“三苗”的支系。他们后来主要发展成为苗、瑶等民族。西周之时楚国的建立者为芈姓。始祖鬻熊据考是苗族的先民。与沅湘间的“三苗”后裔同出一源。春秋时期楚人方从北而南、巴人从西而东，与“三苗”的后裔蛮、濮等原始民族杂居于沅县之间和五溪一带地区。后来，楚人与华夏民族逐渐融合，发展为湖南境内汉民族的先民，巴人则融合当地土著文化，发展为湖南境内土家族的先民。可见苗族先民是最早进入沅湘间的人类之一，是他们最早在沅湘间生殖繁衍，是他们最早在沅湘间播下巫文化的种子，是他们为楚巫文化大厦的构建贡献了不可抹煞的绵力。享有盛名的楚辞学权威姜亮夫先生指出：“至战国而南楚巫风特盛者，楚开比较中原为迟，其民又多三苗之遗裔，则巫风之盛，盖在民间，而不必在士大夫之间。”②这就一语道破了苗巫文化在楚巫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秦汉以后，苗族因不堪于异族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而陆续西迁。他们失去了后来参与傩戏酿造的历史机遇。但是，他们的巫文化不能不对傩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只需将傩祭、傩仪和傩戏与苗傩文化的椎牛之祭作一粗浅的对比即可得到圆满的符复。

　　椎牛，苗语谓之“拢尼”，即“吃牛”之意。它是苗族自然宗教的最大祭典，有着源远流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和影响深远等鲜明的民族和自然宗教特色。于此，笔者已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二期《苗族椎牛的若干特点》一文中作了较为翔实的论述。其与傩祭、傩仪、傩戏比较起来，相似之处主要是：

 1.鬼神祟拜观念。椎牛集苗族自然宗教多神崇拜之大成，其神团体系大而且杂。它祟拜的神鬼有“留斗、留启”（苗语，一说为神在天上的居处，另一说为苗族先民们居于黄河流域的古地名）的神，有日月星辰、风云雷电、花草虫木、飞禽走兽、五谷六畜等众多的自然之神，还有被神灵化的列宗列祖等等。而傩祭的神团系统亦是如此，且打上阶级社会的烙印，这是它合巫教和道教多神祟拜为一体的具体表现。尽管二者有着宗教本质上的差别，但在多神祟拜观念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着重指出，二者在多神祟拜中有着相同的祖先祟拜对象。傩祭、傩仪、傩戏祟拜的始祖神叫“傩公傩母”。据各族民间传说，他们是伏羲女娲的俗称；而椎牛祟拜的始祖神叫“巴苟奶贵”（苗语，意即“狗父神母”），据苗族不少学者考证是盘瓠高辛女的原型（本人稍有异议，见《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三期笔者《“狗父神母”考略》一文）。另据学术界一些研究葫芦文化的专家学者考证盘瓠即是伏羲。以此而论，傩公傩母与“巴苟奶贵”均为伏羲女娲的别称。可见，还傩愿与椎牛祟拜的始祖神当是完全相同的。更有学者指出：“今之苗族是从我国北方逐渐南迁而寄居于湘黔诸省，是无可疑的，苗汉二族接触后，苗族从汉族吸收了洪水传说，汉族则从苗族接受了伏羲女娲的传说，这在两族关系史上是很有趣味的了。”③这进一步说明伏羲女娲当是苗族的始祖。还傩愿正是苗族祭祖的一大宗教活动。

　　2.巫术行为。宋马瑞临在《文献通考》中评说：“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如占卜、符篆、祈禳、禁咒等巫、道之术贯穿于还傩愿之中、漫溢于坛场内外；而椎牛亦颇为相似。如在祈禳巫术的运用上，二者都十分完整具体。首先，表明请神的原因在于还愿、报恩。还傩愿“请功曹科”：“岳都二府保安，良愿一中，自叩以后。果伏恩威，家下每件吉祥；诸般利益。是从不负恩盟；敬神报答。”④《椎牛巫辞·序》：“银霜复盖苗岭；秋风送来丰年。黄澄澄的小米装满仓，金灿灿的谷粒堆如山；家中生下银儿金孙，神灵护佑遂心愿。还愿的时刻已到，主人椎牛决不食言。”⑤其次，有着相同的驱赶巫术。如还傩愿“安坛科”“……奉请中岭都头神，都头听吾说原因，要与信人管住阳官与善事，是非口舌远离门。天殃打送天堂去，地瘟打送地狱门；麻瘟打送麻山去，豆瘟打送豆山陵；猪瘟打送买猪客，牛瘟打送买牛人；灾难病痛打出去，五虎六鼠远离门；百般怪异打出去，不留些小在家门。”还要除去“怪异夜梦”等。⑥而椎牛则有“倒贵”（苗语，“除怪”之意）一段法事，反复祈神驱鬼除疫，凡属一切有损于人类的怪异现象和自然物（均被苗族先民神化），都在扫除之列。其中扫除恶梦、怪梦的祈祷词十分形象生动，是研究苗族先民原始梦思维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其三，二者都有明确的祈福纳吉目的和行为方式，即希望通过祈神达到健康长寿、子孙满堂、财源兴旺、五谷丰登等人生的幸福和安乐。还傩愿的各科于此均有表述。而椎牛则称这一行为为“修历播火”（苗语“引进吉祥安乐”之意）。其词古朴诡谲，但却“灿若丹霞，皎若素雪”，给愿主以极大的精神慰籍。此外，二者都使用竹簧作卜、喷吐“仙水”之术等等。

　　3.祭祀仪程。流行于湘西苗区的还傩愿繁者达二十余堂科目。其中主要有聚灶王祈命、普坛建启、发锣鼓、发四职功曹、造桥、会兵法主、开光正神、上表、串花红、下马饭、祷筶、开洞、先锋、开山、送子、算匠、磨斧、师娘、思州和尚、陈牲、钱童八郎、上诉、钩愿、梁山土地、把薄判官、合标、上马酒、讨上马筶、送神等。简者数堂而已。但不论繁简，都循着“开坛——开洞——闭坛”即内容上的“请神——祈神——送神”这一总的模式进行。而椎牛亦是如此。据笔者调查，椎牛的第一天，主要法事叫“破优蒲”（苗语，“宰杀黄牛”之意），以此祭祀雷神，祈求其打开“留斗、留启”的大门（苗语叫“卡竹留斗、卡车留启”），以便祈祷祭告上天之神。当晚祭祀家仙（苗语叫“洗相”）奉请列宗列祖的神灵前来参加椎牛大典。上述法事无疑与开坛请神相一致。第二天的主要活动是迎接四方宾朋。晚上由巫师作祭并讲述苗族“古根”，实是通过史诗般的吟诵来酬神娱神。继之，举行群众性的通宵达旦的鼓舞和赛歌活动，用民族文艺的精髓把娱神引向热潮。第三天的主要法事有“倒贵”、“赎名”（苗语叫“莆辽”）。后者的中心内容是为主人赎魂、求乞、求蜂、求黍、求蚕等，带有十分鲜明具体的祈禳性质。其次是“喂牛水”（实是给牛灌酒）、刺牛，用无比惊心动魄的方式将娱神引向高潮，而且，也是酬神的重要内容。第四日为送神归位、散客，结束全部祭仪。上述跟傩仪、傩戏的开洞酬神和送神比较，又是不谋而合。

　　4.祭祀艺术。二者都有歌、有舞、有白。椎牛虽无戏剧演出，但其鼓舞带有一定的舞剧色彩。其进行程序是先打猴儿鼓，描写人类起源，令人捧腹大笑，勾起对人类孩童时代的追忆；继打生产鼓，表现苗族先民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乐趣和艰辛，令人不忘民族的艰苦创业精神；还插入一些日常生活细节的舞蹈语汇等，而鼓场四周则是一片“依依呜呜”的缠绵之声，任凭青年男女进行爱情的交流。倘若将上述活动与巫师讲述苗族“古根”等连贯起来观察，椎牛实不愧为国内的一个最原始、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傩戏雏型。

　　无需作更多的比较即可看出，无论是我国史载的傩还是当今其他民族保存的傩俗，似乎无一有苗族的椎牛这样地与傩祭、傩仪、傩戏相似或雷同。当然这不等于说还傩愿皆源于苗巫文化，但是不容否认，苗巫文化对还傩愿形成的重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因此，可以断言，苗巫文化是还傩愿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就是二者间的渊源关系。

　　　　　　　　　二、还傩愿传入湘西苗区的时代背景

　　还傩愿传入湘西苗区的时代，史志无明确记载，只能从多方面去细加分析。

　　“还傩愿”一语的出现，最早见之于“康乾盛世”的方志。康熙丙午（1666年）《鄢志》载：“辰州尚劲直，俗多愿朴。”这似乎表述得还不太具体，而乾隆时代的《辰州府志·风俗》则有了明确的记载：“（辰州之民）疾病服药之外，惟德命于巫，幸而愈则巫之功，不愈则巫之过，又岁时祈赛，惟僧道意旨是从。”其中有“傩神寿”、“傩神会”，“又有桃源仙洞……诸神之称。或一日、三日，名曰还傩愿”，并指出此祭已遍及辰州全境（包括永绥、凤凰、乾州诸厅）。可见康乾之时还傩愿已在湘西苗区广为流传。但这流传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一，还傩愿虽吸收了大量苗巫文化成分，有易为苗族所理解和接收的一面，但它毕竟是一个以道教为主体并揉合了若干儒、释教信条的宗教混血儿，这便是它难于为苗族所理解和接受的方面，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二，还傩愿以汉语言文字为传播媒介，这更增添了它在苗区传播的难度。所以肯定地说还傩愿的传入与儒、道、释诸教的传入以及苗族学习汉语言文字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前者是后者传入的世俗表象，而后者是前者传入的基础，只有弄清后者传入的时代、规模、影响等，才有可能给前者的传入下一比较中肯的结论。据此，有必要对儒、道、释诸教及汉语言文字在苗区的传播概况作一全面的考察。

　　一是道教。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之一。其在湘西苗区的传播有着历史悠久、活动频繁、信徒众多等特点。据湘西自治州宗教普查资料证明，在湘西苗区传播的道教流派主要是正一派（即道二不一的张天师派），其时间当在明初。如湘西苗族腹地的凤凰厅于明万历间才兴建了“玉皇阁”（清咸丰年间更名为“万寿山”，山门嵌有“万寿丛林”四大金字）。

　　二是佛教。据《凤凰》县志载：“明洪武年间，佛教伴随着流官的到来而传入本县。”⑦但佛教在苗区的盛行当是清代，这与清王朝推行佛教以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清世祖福临诏谕天下：“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⑧于是着力将喇嘛教推广至全国各地，苗区才在改土归流后出现佛教的大兴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凤凰厅在此期间建寺庵十八座，永绥厅十五座，乾州厅十九座。

　　三是儒教。其在苗区的流传时代亦主要是明清两代。《万历候志》：“旧志言其俗祟巫歌死。迩来士大夫之家敦行古礼。即齐民子弟亦知诵读，一切降鬼慰丧之习，渐移其旧。”“沅陵为郡首，邑民性淳朴，……士功诗书，尚礼仪，然浮文日胜浸流，虚伪挽同之术，端自儒者始也。”明清两代在永绥、凤凰、乾州、泸溪、保靖、古丈、麻阳等七厅县共建书院九所，厅学六所，义学（馆）一百五十三所及多座祀孔孟的堂阁（乾、凤、永三厅每厅一阁）。它们在宣传儒家思想、普及儒学教育、传播汉语言文字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原来“文风疏陋”的苗族腹地，清代有了诗书之声，“邹鲁之风”；⑨原来苗族人民普遍不懂汉话，和汉人诉讼还要请个翻译人员，至清中叶后很多人都能通晓汉语了；苗族中还涌现出一批谙熟汉文化的举人、秀才，其中一部分姣姣者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总之，儒、道、释诸教在苗区的传播为还傩愿在苗区的流传奠定了扎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还傩愿的传入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在苗区出现的反映。从秦汉到唐宋时期，湘西苗区的生产普遍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狩猎。《汉书·说理志》载：南郡、武陵，农业生产是“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瓜果赢蛤，食物常足”。⑩铁农具已普遍使用，至宋代耕地面积已大有增加。宋熙宁五年（1072年）、辰州人张翘联名向宋皇上书：说五溪地区“有良田数千万顷”，［11］建议大力开发。与较先进的社会经济相适应，苗区形成了封建领主制经济。秦汉时期“武陵蛮夷特盛”，已有“邑君长”，其首领曰“精夫”，当包括苗族的头人在内。唐宋时期封建领主制的政治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各地都出现许多较大的封建领主，如夜郎坪一带（今花垣县吉卫镇）有兰氏、朱氏、龙氏等大姓，其“蛮首”大多是封建领主或部落酋长，其中部分属于苗瑶系统。学术界有专家学者认为湘西“生界”（主要是指苗族聚居的乾、凤、永等厅县）未经过封建领主制经济阶段。这是一种不切合历史实际的妄断之言。在领主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其最早始于宋代苗区的乡兵制中。

　　从明中叶至清初，由于苗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湘西“生界”成为一个自主自立的政治经济区域。社会经济有所发展，阶级分化日益明显，封建地主制已经确立。由于阶级分化的加剧，导至苗区社会的动荡不安。如因争夺田地财产、捉人贩卖等事而引起的“打冤家”时有发生。一些豪富除剥削苗民外，还以抢劫作为积累财富的一种手段，凡出劫由首领出酒杀牛，宴集其众，所获财物首领分享一半，众分一半［12］。面对上述的阶级和社会现实，富者则企求神灵的护佑以确保其政治经济地位的稳定和继续上升，贫者亦希望神灵的恩典以消灾免难，而具有强烈阶级色彩的还傩愿正好适应了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因而获得了在湘西苗区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较有把握地肯定还傩愿的传入当在明中叶以后，而其广泛传播则是在康乾时代。

　　　　　　　　　三、还傩愿在湘西苗区的演变和发展

　　还傩愿一经传入湘西苗区后，由于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首先，它增添了新的“花色品种”，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民族地区的还傩愿类型。如“还大愿”便是其中突出的典型之一。据乾隆版《乾州厅志·风俗》载：“（邑人）延巫为诸戏午，曰还傩愿。……宅外宰牲祀三候神，曰还大愿”。祭品需用猪、牛、羊三牲并以鸡、鱼附之；祭场摆有苗族妇女银饰，袜鞋衣裙，“及剪黄纸多束，纸马多匹，张繖复之”。［13］据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孙子才重抄本《祭祀白帝天王科》载：祭祀的目的在于“酬恩还愿，悔罪赦愆”。三候神即天王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谓其系东汉时竹王三郎神，有谓为征武陵蛮之马援。《城步县志》载天王庙在其县东一百三十里长安营。祀元杨完者兄弟三人等。但湘西苗区所祭的天王神自有其传。据清代张廷彦《三候庙碑记》（已毁）载，凤、永、乾三厅皆建有天王神庙，有杨氏兄弟三人的神像。言“宋孝宗时，歼厥渠魁。开九溪十八洞。孝宗嘉其勋劳，赐以王爵。民苗畏威怀德，立庙以祀，尊之曰白帝天王。……当乾隆六十年苗变，实有捍灾御患之功，奏请赐封庙号，各系侯爵。长靖远候，次镇远候，三绥远候，奉旨依议，修建神祠，列入祠典，每岁春秋致祭”。神祠以乾州雅溪所建规模景大，祭祀最隆。光绪版《乾州厅志·艺文》载：“相传圣母于雅溪龙井坝遇龙神，有孕，因生三候，勇略过人，为名将。”民间有口皆碑，说天王原系乾州砂子坛人，杨老栋官之外孙。杨老有女曰穆英，天旱时浣衣雅溪钻潭中，龙神现身，与之交孕，遂生三子，故天王父姓龙而母姓杨，被尊称为龙家圣主木易（穆英）圣婆。这正好与还傩愿主祭的傩公傩母在称谓上相吻合，所以才将宅祭天王神名之为“还大愿”。

　　其次，它融入了多方面的苗族传统文化，使其呈现出十分鲜明的苗族民间特色。如凤凰县境的苗族还傩愿插入了“闹五更”等花灯戏或阳戏片段。在唱词中，苗族的民间习俗、地理风貌等均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如“笑和尚”一科唱道：“慢慢走来慢慢摇，出门就是廖家桥，廖家桥来廖家桥，一半客人一半苗。”其中还安插了一段思州和尚演唱的《苗歌经》。其词云：

　　苗语：他能撞满他能瞰，瓜丢几都得就店；穿穿肯和满就汝，他奶就撞乃郎代。

　　汉译：今日碰到今日见，过后难得记地点；情投意合分外浓，妹愿跟哥结良缘。

    笑和尚还演唱了当年乾嘉苗民起义的壮举，是研究苗族历史的珍贵口碑资料。在还傩愿的音乐方面，它大胆地吸收了苗歌唱腔的某些技法技巧，充分发挥了苗族牛角在祭仪和戏剧中的表演作用。苗族服饰在还傩愿中得到了表现，笔者近于花垣县排碧乡观看傩戏。傩公傩母均为苗族穿戴、傩母胸前那闪闪发亮的银锦尤显示出还傩愿跟苗族习俗之间的融合关系。

　　第三，还傩愿的传入在湘西苗区已为苗族巫师所取代。尽管他们在使用汉语方面还不十分流利，有的念唱甚至多有音讹，然而他们毕竟以布道者的身份登上了傩坛。他们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汉文化的积极作用。据笔者调查，湘西苗族地区凡较大的苗族都有由苗巫主持的傩坛。每到秋后，苗区牛角、锣鼓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实与有一支自己的傩戏演出队伍有关。苗族习惯于称还傩愿的巫师为“巴代咱”即汉语“客祭司”之意。他们一般是不脱离生产的宗教布道者。在还傩愿中他们很少收取信主的报酬，只是饭饱酒醉，略带一点尝赐而已。他们还谙熟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能主持婚丧礼仪等。所以至今他们仍以坚强的生命力活跃于苗族民间之中。

　　当然，还傩愿在苗区的演变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湘西苗族的边沿地区，由于汉文化水平较高，所以还傩愿的传播最为普遍，但却受到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而在苗族的腹地，由于语言的生疏和交通的更为闭塞，所以还傩愿的传播速度较慢，而内容也不尽完整，但其受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反而比沿边地区为显著。但是总的来看，还傩愿传入苗区后发生了苗汉文化的新的融合，从而显示出十分强烈的民族特色。这便是苗族还傩愿为本族文化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见陈瑞林：《民俗与民间艺术》137页。

②姜亮夫著：《楚辞学论文集》“说屈赋中之巫”345页。

③《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赵光贤：“古代汉苗二族关系史辩误”。

④⑥见孙法旺　还傩愿手抄本（道光本）。

④笔者译：《苗族椎牛辞话》（草本）。

⑦见凤凰县民委、公安局编：《凤凰县宗教资科汇编》（机密件）。

⑧《清史稿·志八十一·选举一》。

⑨《永绥厅志·奏疏屯防》。

⑩《汉书·地理志》卷1665—1666页。

［11］《宋史》卷493《蛮夷1》。

［12］《辰州府志·苗蛮》（乾隆版）。

［13］石启贵著：《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