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古人驱鬼逐疫、祈福禳灾、消灾纳吉的禳祭；它一直属于民族学的研究范畴。在我国的古籍中早有记载，《诗·卫风·竹竿》载有“巧笑之王差，佩玉之傩”；《礼记·月令》载“天子居宫室左个，乘玄格，驾铁骊，载玄涟，一衣黑衣，服玄玉，食粟与最，其器闲以奄，命有司大难（傩）旁碟，出土牛，以送寒气”。《论语·乡党》载有“乡人俊，朝服而立于昨阶”。《周礼·占梦》载有“事傩以占梦”。《周礼·夏》中载“事傩驱疫”。《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并详细记述了汉代宫庭大摊的恢宏场面和具体过程，以及方相舞等傩舞。傩是先民企图利用和战胜“超自然力量”的一种技术和愿望，企图用人力控制自然以满足安身立命。由于从先民那里传袭下来大量神秘观念，经过不断地社会性筛选，人们往往不了解它们最初的朴素特点，采取盲目的崇拜。如在湘西傩戏、傩祭、傩技中，保存许多原始宗教观念和信仰遗俗，每次祭拜或演出，都要供奉傩公傩母。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多种不同的界定。本文从广义的角度支持文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及其成果的见解，并进一步认为，文化是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成果。文化就是人化，即人在世俗世界之外，现创一个意义世界。［1］［3］傩文化亦不例外，它以驱鬼逐疫、祈福禳灾、消灾纳吉为目的，以巫术活动为中心内容，表现出神秘的原始宗教意义。傩作为一种文化，是人们在神鬼观念支配下的一种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活动方式，及其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它一定占有一片特定的自然空间，同时还要与其它文化以各种不同方式并存，这二者的综合就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生存生境。生存于不同生境的文化，凭借各种载体，通过人去征服、改造、利用其生境，以创造其全部生存条件，以维系自己的延续和发展。但是由于生存环境的导向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生存环境条件而进行发展，转而使该种文化更加适应其生存环境。要达到这一目的，傩必须透过人们的创造劳动的综合作用，经过社会的汰选、应对和调适，将其外在表征和内在本质属性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改造生境的一切办法、途径、方式纳入文化系统之中，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关于巫傩文化内部支系的差异，曲六乙先生从其生境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文化圈的分布，把巫傩文化划分为北方萨满文化、中原巫傩文化、巴楚巫傩文化、百越巫傩文化、青藏苯佛文化和西域傩文化。［2］湘西是巴楚巫傩文化圈的中心地带。考古学及其成就表明，湘西一带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出现了巫傩文化。考古文物表明，傩文化是以新石器和陶器的出现为标志的。在湘西境内，已发现数十处新石器遗址。例如在沅陵境内的上堡乡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遗址，舒溪口乡发现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丑溪口乡有盘瓠和辛女洞遗址等。盘瓠和辛女是苗族傩文化的主神傩公傩娘。例如黔阳高庙遗址出土了七千年前人面鸟爪、口长象牙的神农氏头像纹的陶器、太阳与鸾鸟纹相结合的人面撩牙纹的陶器、双狗连体的陶塑像等，这些都是巫傩文化的象征。这就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湘西一带就已经出现了狗神崇拜、太阳神崇拜、鸾鸟崇拜的巫傩文化。湘西傩歌中有追述湘西傩文化起源的内容。“十月明香大会”的歌词、打洞求雨的歌词、傩愿及其它法事的歌词中敬奉祭祀的多为女神、女祖师、女神兵，可见其母系氏族的遗风。由此推断，母系氏族社会后期，湘西一带就己经出现巫傩文化了。
洞庭三苗的有关材料也表明了这一点。《韩非子·十过》称三苗国：“始创巫教，领项正而流不息。”《国语·楚语下》称三苗国：“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盛襄子先生在《湖南省苗史述略》中指出：发明农业，奠定中国基础；神道设教，维系中国人心，是三苗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他强调“余征之古史，苗瑶盖为中国巫教之首创者。”［3］可以说，在远古时代，洞庭三苗人可皆巫，始创并盛行着巫傩文化。《楚辞》及相关评述也表明先秦时，沅水一带就盛行巫傩之风。屈原被放逐沅湘，曾溯沅水游历湘西一带，他在这一带亲眼目睹民间的巫傩文化活动，创作了《九歌》等名作。后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卷二中指出：“昔楚国南邹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词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湘西一带的傩文化，在汉代以至明清，一直流传着。例如西汉王渴的《楚国乐》：“楚上游，民祷天地，巫蹈影绰，咒语莫测”；东汉慕容、刘定的《舆地志》：“荆南人众，祈裕避灾，习俗各异，身着新衣，面戴假面，披发仗剑而者皆有。”唐代杜甫的《柯南夕望》：“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消绝地，万古一长嗟”。值得强调的是，明清至民国，宫廷傩逐渐淡化而衰落，中原一带的巫傩文化也因种种原因而逐渐衰落，唯有湘西一带，却使傩文化处于中兴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湘西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人们崇信鬼神的观念逐渐淡化，笃信巫傩者越来越少。但传承了数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傩文化，仍然流行于乡野民间。原因在于任何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都有它根植的现实土壤。湘西傩文化是湘西人在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创造的。位于荆楚文化西偏、巴蜀文化东陲的湘西，武陵山脉称雄全境、沅水澧水逶迤千里、少数民族交错聚居、古风遗韵浓郁瑰丽。在那里，山势险峻、沟壑纵横、群峰耸立、河谷纵深，溪流密布、乱石暗礁、滩多水险。生存于这种特定环境中的“傩”及其文化自然打上了与之相联系的烙印。钱穆先生认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其文化精神。［4］同样，它的产生与发展和劳动生活也密切相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既为傩发展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也就从根本上规定、制约着傩的特征和基调。湘西千百年来，由于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原因，一直处于建立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之上的农耕自然经济，过着“居常则渔猎腥膻，刀耕火种为食”的生活。这种落后的农耕经济，在文化上的体现就是保留较多的原始社会的的遗风，巫歌傩舞盛行。再则，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长期对湘西实行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这是十分有利于保留本土文化特色，进而避免被外来文化同化、消解、融合。这样，在湘西，崇神尚巫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土家族的“摆手”、苗族的“椎牛”及“还傩愿”等民间祭祀从未间断，放蛊、落洞、辰州符、赶尸等民俗事象令人惊骇奇异、惊诧不已。
由此可见任何一种傩文化事项，其创生与传承都与特定的环境休戚相关：因环境而生，因环境而传，因环境而变，因环境而衰。所谓环境，实际是民众生活中的一个点。这个点，以一定民族、社区的民众为主体，集自然与人文、现实与历史、经济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形成自足互动的生态系统，构成傩文化赖以立足的“安生立命家园”。傩文化作为一种鬼神文化，代表着在落后的生产方式，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的人们战胜自然、征服灾祸、获取幸福的愿望。这种文化现象的“天敌”就是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达。在现代社会，傩难以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生存发展环境。这一点可以从“傩”这种鬼神文化的变异与迁徙流传中得到证明。“傩”在殷商时期，内涵是较为单一的驱鬼逐疫。《周礼·夏官》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摊，以索室驱疫”。这和远古人类的恶劣生存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开放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革，高科技技术的广泛运用，现代文化逐步发展，随着人类对社会，对自然了解程度的加深，傩文化又被赋予了怀念先人、祈求健康等新的内涵，特别是增加了对人的智慧的歌颂和对生产知识的传播等，衍化为一种兼备宗教、教化、娱乐等功能的文化现象。这样，傩文化的原生性意味渐弱，在日趋发达的中原地区就难以有立脚之地，于是逐步迁徙流传地域偏僻、生产方式原始的湘西地区。但随着改革网络的形成，外来文化的冲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湘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几千年来稳固的农业社会正在发生裂变，具有神秘性、荒诞性的傩文化，在现代文明中或是被消解，或是与之融合。它所宣扬的神伦与人伦和现代经济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相比显得是如此的格格不入。这就注定了傩文化在现代社会是一种弱势文化。另外，“不少人深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任何文化现象，不是科学地探究其合理性和规律性，而只习惯于简单地以进步或落后、有益或有害、好或坏等政治概念和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给予判决，因而把民间文化，特别是其中属于民间信仰（如神鬼信仰、巫术迷信等蒙昧意识）范围的种种文化事象的消极影响看得很重，看作是人类理性思维和当前意识形态的对立物”。［5］
傩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处于这样一种生境：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我们必须考虑到傩文化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考虑到傩文化创作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它在一个民族历史中的作用及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特殊性和重要意义；考虑到傩文化传统形式的极端不稳定性，特别是傩技、傩戏、傩舞的不稳定性和有可能消失的危险。因此，傩文化的保护，第一是必须把持原生性原则。“原生性”本义是表示真的、而非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含义。自上世纪60年代原生性引入遗产保护领域以来，有关原生性的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演化和对遗产的认识而发展，时至今日已远远超出了它的正统含义。坚持原生性原则，就是要使傩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起来。其表现形式即是“意象”。“意”指的是意向、意愿、意趣等主体感受的“情景”。而“象”有两种状态：一是“物象”，是客观的物（自然物或人为物）所展现的形象，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化的东西；二是“表象”，是知觉感知事物所形成的映象，是存在于主体头脑中的观念性的东西。一切蕴含着“意”的物象或表象，都可以成为“意象”。［6］（259）其文化意义即是其价值与内涵。要使傩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就必须是一地原有的，是一地固有的原生态文化传统原汁原味的延续和发展，决不能搞无根由的盲目的攀比移植；就必须审视文化遗产本身的的个性特征。第二是把持综合性，即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与原有文化形态被消解或被融合的矛盾、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等等。第三采取辩证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剖析与认识。应该指出的是，湘西傩文化是湘西人在自然面前软弱无力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严重地阻碍了这一地区的发展进程，“蛊术”等还恶化了人际关系，给社会带来不安。但它也有积极作用：避免畏难情绪；娱神娱人；吸取精华，成为进步文化来源等等。
参考文献：
［1］郑英杰.中国少数民族伦理文化通论［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曲六乙.漫话巫傩文化圈的分布与傩戏的生态环境［A］.中国傩［M］.张子伟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中国民院民研所.南方民族史论文选集：（二）［C］.1984.
［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5］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M］.西北民族研究，2005.（1）：131.
［6］侯幼彬.中国建筑美学［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出版社，1997.
On Environment Factors of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uo’s Culture
ZHOU Zhong-hua
(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China)
Abstract:It is both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specific environment that any kind of Nuo’s culture is created with passing on. This article takes in Xiangxi locating the centre area of Nuo cultural circle of witch of “Ba-Chu” as the example,and it states Nuo’s culture and modern niche.
Key words:Nuo’s Culture；Xiangxi；Modern Nich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