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苗戏的产生

　　苗戏，或称苗剧，在我国社会主义戏剧百花园中是客观存在的。关于这一剧种，由钟敬文先生题名的《中国民间文艺辞典》中，有这样的辞条：“苗剧，苗族戏曲剧种，流行于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苗族居住区，是在本民族民歌、舞蹈、巫师音乐和舞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唱腔多来自苗族山歌、民歌，伴奏乐有苗笛、芦笙、牛腿琴等，剧目多为现代题材，也有根据民间故事改编的，主要有《哈迈》、《友蓉伴依》、《雄当和配利》等。”辞条中未提及苗剧的产生时间和地点。

　　据贵州省剧协的谢振东先生说，苗戏是50年代初由贵州首先发现并提出的。黔东南州文化局的李瑞歧先生亦提到，1958年贵州榕江曾演出过江升银据苗族嘎百福改编的苗戏。1959年，贵州瓮安陆平曾出了个抗婚题材的苗戏。曲六乙先生写少数民族戏剧概说时也曾提及。这就是说，贵州有苗戏是官方肯定了的。湖南桃源的苗戏据湖南的同志说，亦是受了贵州的影响。1989年，黔东南州黄平县文工队，推出了8场苗戏《锁在深山的爱情》。这出剧在自治州首府凯里演出后，引起轰动，被评为特等奖。后又入选参加了1990年在贵定举行的贵州省业余文艺会演，获得广泛好评。有关专家认为，《锁》剧的演出形式、故事结构、人物塑造、矛盾设置、主题提炼、语言唱词都达到了一定水准，从演出来看，象个民族戏。作为苗戏是站得住脚的。认为它不仅意味着一出新剧目的问世，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苗戏的再建立，并进入自觉的实践阶段。

　　鉴于上述原由，笔者对苗戏的产生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初步考察，结果证实，50年代初最先出现苗戏的地方，竟是80年末再度推出苗戏的贵州省黔东南黄平县。

　　黄平苗戏的创始人名叫杨光昭（苗族），1925年4月出生在黄平县旧州区红梅乡射潭村，卒于1981年4月。杨光昭幼时读过私塾，后考入黄平旧州文峰小学，1938年考入黄平县立初级中学旧州分校，1941年毕业于黄平县立中学简师科。先后出任石牛天官寨保国民学校校长及辅仁、西、堰、红梅等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校长等职。1945年8月调赴镇远专区文化干事班训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任黄平红梅乡支前委员会委员；黄平县一至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1950年9月出任黄平县文教科副科长。是黄平苗族上层人士。杨光昭热爱文艺。任文教科副科长时，有感于苗族群众不懂汉语，倡议组织黄平民族中学文艺组，把《赤叶河》、《兄妹开荒》等剧译成苗语，由文艺组排练演出。继而创作了《送郎参军》、《丢掉幻想》、《夫妻识字》、《模范旗》等苗语歌剧，在苗族聚居地区演出。这一创举，《新黔日报》1951年5月8日三版，曾以《黄平县文教科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宣传成绩良好，全省各地都应效法与推广》为题，加编者按进行了报道。现兹将报道中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杨科长（苗族）见到这情形，便亲自试编了一个用苗语、苗歌演唱的小歌剧《送郎参军》，内容是表现苗家翻身后的喜悦，大家开始过着幸福的日子；但不久美国鬼子侵占了台湾、朝鲜，有一位苗胞为了保卫自己的幸福生活，便参军去打美国鬼子，在临走时，他的爱人亲自送他。曲子用的是‘摇马郎’的曲子。剧情充满了喜悦的气氛。演出后，马上得到了苗胞很好的反映，许多苗胞都纷纷要求参军，并且问在哪里报名，他们也要去。根据这一次偿试成功后，该文艺组又把《丢掉幻想》（一个郎诵剧）用苗语演出，当台上念到‘你们欢迎美国来吗’？时，台下一致用苗语答出：我们不欢迎！这两个小剧在这几个乡一共演出14次，观众达3千5百多人次以上”。上面就是苗戏50年代初在黄平出现并披露报端的佐证。与此同时，和杨光昭同时期工作的黄平民中教师杨通庆（苗族），还创作了《旧式教学》、《送子入学》等苗戏，在该校文艺组排演。由上可知，由苗族人士创作、反映苗族现实生活，用苗语、苗歌演唱的戏剧，最早出现在贵州黄平。而后，在贵州榕江、瓮安、雷山等地才出现了苗戏。据此，苗戏在贵州问世，当有42年历史。

　　苗戏虽然在50年代初出现在黄平，但它在这块土地上的孕育，却是很早就开始了。黄平是苗、汉等民族杂居的县，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苗戏孕育地旧州与新州，恰好是苗、汉民族的杂居区。其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这种环境，使得一部分苗族群众主要是男姓，非适应汉族语言的交流不可。而妇女大多都不懂汉语。旧州、新州亦是汉民族传统的花灯戏、傩戏盛行的地区。据调查和有关资料记载，早在公元1800年前后，县境的新州、旧州等地的城关和农村，就已盛行花灯戏的表演，常演剧目有《进京赶考》、《张癞子薅豆》、《唐二戏幺妹》、《送子》、《上茶山》等。傩戏的流行，较花灯戏更早，因而在此时期较花灯戏更甚。仅旧州地区的傩戏班就达16个之多。从调查掌握的资料看，黄平苗族群众在清末民国初就参与了花灯戏和傩戏的演出。如上塘乌马河花灯戏班的第二代传人张永芬（又名张其书）就是苗族。张永芬生于1900年，15岁学戏，23岁出师，先后掌握了花灯戏、川戏的表演技艺，传下30多出剧目。直到1977年才去逝。本世纪20年代初，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黄平旧州、新州等地的进步青年，先后在旧州等地排演新话剧《重安根》、《偏心的婆婆》、《男大当婚》等。抗日战争时期，旧州还排演过《打回老家去》、《王老爷》、《放下你的鞭子》、《送郎打日本》、《劝人参军》、《东北一角》等新戏。杨光昭与杨通庆这两位苗戏创始人均为旧州人士，他们有文化、有追求，自然受汉族戏剧的影响较多。他们深知苗族群众不懂汉语。为了使广大苗胞能感受到新生活的召唤，他们自觉地运用了戏剧这种形式是值得赞扬的。《送郎参军》、《送子入学》等，在题意上与抗战时期所演过的新剧是多么相似。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黄平的苗戏，孕育于本世纪20年代，问世于本世纪50年代初，再建于本世纪80年代末。

　　二、苗戏的发展

　　很显然，苗戏这一概念，在最初的意义上，仅是用苗族的语言、歌曲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戏剧方式，来表现苗族群众的现实生活与心声的。它虽还不完全具备戏曲的要素。但它不可否认的是戏，是苗族自己的戏，是苗族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由于它适应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民族地区宣传工作的需要，因而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当然，苗戏所受到重视和推广，仅是就其所具的宣传功能而言，对于苗戏本身，它既无传统，也就谈不上基础。苗族群众欢迎它，是因为听得懂、看得懂，因而感到亲切。如果当时能把这种文艺形式更好地总结、发展、推广下来，它自然可以发展得更完整、更成熟些。惜乎黄平民中的文艺组毕竟是由学生组成，且是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活动的，故不可能持久，加上苗戏的创始人杨光昭、杨通庆两人，分别于50年中期调离黄平，到省、州工作，他们所开创的苗戏因后继无人而告沉寂。但苗戏一经问世，它的影响便不胫而走，50年代末期，榕江、台江、瓮安以至湖南的苗戏，均以此为契机，顽强地表现着自我，终于以其存在而获得了世人的认可。

　　苗戏的存在是客观的。那么，何为苗戏呢？贵州黄平的、瓮安的、榕江的、湖南的、广西的、云南的都称其为苗戏，该用什么标准去认定它呢？关于这个问题，1991年黔东南州庆时，贵州省文联剧协及省文化厅艺研所的几位专家，针对黄平《锁》剧曾开过一次苗戏座谈会，有如下意见：

　　一、作为苗戏的断层，《锁》剧在演出形式、故事结构、人物塑造、矛盾设置、主题提炼、语言唱词、音乐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水准；很成功，作为苗戏是站得住脚的，可以在中央挂号。

　　二、在二度创作上，作为新剧种，时间短，概念上不要用其它程式来束缚自己，这样有利于发展。

　　三、苗戏在语言上应是苗族的，舞蹈要充实，这是苗族的特色。

　　四、苗戏能否生存，它的走向，关键在苗族民间。苗族群众是否承认，应到苗族中去多演，把根扎在苗族群众中。

　　上述4点，是专家们对苗戏这一新剧种再建的宏观认识。笔者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多年，但在戏剧方面足外行。因工作关系，主持并参与了黄平《锁》剧剧本的修改与排演，有些感触，借此谈点拙见。

　　前面谈到，苗戏最先出现在黄平，是黄平苗族上层人士有感于新生活的召唤，借鉴汉民族的戏剧形式，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歌曲来反映当时当地苗族群众的思想感情的。我们从《送郎参军》、《夫妻识字》、《模范旗》、《丢掉幻想》、《旧式教学》、《送子入学》等剧目，便可感到它选择题材的现实针对性。正是这类反映苗族群众在新生活到来之际，利用简单的情节，朴实的例子，教育启发了苗族群众勇敢地面对新生活，使他们感到亲切可信。如果说这些50年代初最早的苗戏是苗族人民感情和心声的自然流露的话，那么80年代末重新出现的苗戏《锁在深山的爱情》，已经融入了文化工作者对苗戏表现形式的有意识探索。《锁》剧取材于苗族“姑舅亲”对当代青年爱情的摧残，描写了苗族青年天当和阿桑对传统舅权的抗争悲剧。题材并不新鲜。然而该剧的表现形式却赢得了苗族群众认可。在黄平、凯里及贵定演出时，该剧亦得到其它民族观众的认可。它的实践与探索，对苗戏的发展走向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专家们在分析《锁》剧时，有的认为它是“话剧加唱”。有的认为它是“苗歌剧”。有的则认为它“很难冠以确切的名称”。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可以接受、感人，是个民族戏剧。这后一种观点十分重要。《锁》剧是个民族戏剧，是从它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无论音乐、语言等方面都看出来。它是什么民族的戏剧呢？当然是苗族的。苗族的戏剧该怎样称谓？用什么标准来对其进行观照？以前没有，解放后出的辞书将其归为戏曲类，称为苗剧，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苗剧还处于发展阶段，尚无固定的程式和固定的曲牌。不能与正宗的汉族戏剧相提并论，也是自然的事。《锁》剧的形式，的确有点象话剧加唱，还有舞。称它为“苗歌舞剧”，它的说白又太多，音乐空间不够。其实，这正是《锁》剧作为苗戏的独有形式。肯定《锁》剧的独特形式，正是因为它不象或不同于其它戏剧剧种，这种不象或者不同，正是苗戏赖以发展的根本。

　　如果《锁》剧作为苗戏是成立的，我认为有两点对它今后的发展十分重要。

　　一是现有唱腔要相对固定。《锁》剧的唱腔取材于苗族民歌（包括巫歌），保留了苗族民歌的特点，优美、流畅、通俗、易唱，有独特的地域风格，且已初具类型。在《锁》剧的演出实践中，完全为苗胞接受；汉族同志听了亦觉十分优美。今后新创作排演苗戏剧目，可以采用《锁》剧唱腔的基本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充实、完善、丰富。而不要推倒重来。以不变应万变，从而强化完成苗戏唱腔的音乐定型。

　　二是剧本和语言。苗戏的发展，抓剧本是关键。没有好的剧本，苗戏发展就无从说起。抓苗戏剧本，同一般的剧本应有所不同，它要给苗戏中的歌和舞留有空间。剧本还要适应两种不同语言的演出需要。一是适应专业团体（包括县文工队）的舞台演出，一是要适应民间的业余演出。因此，脚本应有汉、苗两种语言的对照。即既可演苗语，又可演汉语。演员最好能通晓两种语言。如无条件，亦可安排苗、汉两组演员排演（指主要角色）。这点，黄平60年代初曾有过成功的偿试。

　　总之，黄平应珍视《锁》剧音乐及表演形式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多创作、多排演新的苗戏剧目，为苗戏的成熟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