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侗、土家、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沅水中、上游，有沅田水的酉溪、辰溪、雄溪、潕溪和樠溪五条主要支流，古时候有“五溪蛮地”之称。由于辰州（即今沅陵）是这五条支流的汇聚地，“辰河”便成了这一地域的泛称。这里流行的地方戏剧种，便称为“辰河戏”。辰河戏的主要声腔是高腔，并兼有昆腔、低腔和弹腔。辰河高腔源于弋阳腔。元末明初，史称“江西填湖广”时期，江西移民将弋阳腔带到了这里，经过与当地语言和民间艺术长期结合，形成了辰河高腔。辰河昆腔源于昆山腔，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至于说昆山腔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这里？后来又怎样衍变为辰河昆腔？则迷雾重重，莫衷一是。查阅文献，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即或是在资深老艺人那里，也没有听到过相关传说。

　　人们对于昆腔进入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而昆腔作为辰河戏的一个声腔，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今，中国的昆曲声名显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辰河昆腔作为她的分支，却无可奈何地正在走向消亡。本文所述辰河昆腔遗留的只鳞片爪，虽然难以观其全貌，却能星星点点地折射出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态，颇具研究价值。

　　 一

　　早期的辰河昆腔，与这一带土家族的彭氏土司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纷争，马殷割据湖南，建立了楚政权。后梁开平四年（910），马殷任命曾为江西地方武装首领的吉水人彭瑊，前往溪州任刺史。彭瑊死后，职务由其子彭士愁承袭。彭士愁经过二十多年经营，成为今湘、黔、渝、鄂毗连少数民族地区的盟主，遂起事向外扩张。晋天福四年（939），彭士愁率诸“蛮”万余人，向辰州、澧州进击。时马殷已死，其子马希范派部将率兵迎击。彭士愁落败。取得胜利的马希范，对少数民族实施怀柔政策，采取铸造铜柱盟誓的方式，结束纷争。彭士愁虽战败，他在土家族地区的世袭统治，却得到了延续。他的两个儿子彭师裕和彭士杲，分别成为了永顺和保靖两地的土司之祖。彭氏土司历经五代、宋、元、明、清，在土家族地区连续维系了八百多年的统治。祖籍江西的汉人彭氏家族，也早已被“土化”成了道地的土家族人。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湘西的土家族较早，也较多地吸收了汉族文化。

　　明中叶，今湘鄂一带的“土兵”赴江浙抗击倭寇，永顺土司彭翼南亦奉命前往。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为庆贺胜利，浙直总督胡宗宪设宴犒赏容美宣慰田九霄、永顺宣慰彭翼南，桑植安抚向鹤峰等土兵首领。在严守升所著《田氏世家·容美宣抚使田九霄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胡宗宪）酒酣，命席间讴唱为乐……及向歌［楚江秋］、彭歌［大江东］各一阙。胡公笑曰：‘我谓彭宣慰面似桃花，果然矣！’盖彭在家，常演戏为乐”（见《容美宣抚使田九霄世家》：《容美土司史料汇编》。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县史志编纂办公室；中共五峰县委统战部、县民族工作办公室编印，1983年10月，88页）。

　　彭翼南演唱的［大江东］，是《单刀会》第一曲［新水令］首句的三字。如今的《单刀会》辰河戏作高腔演唱，而［新水令］的开头三字“大江东”却作昆腔演唱，称为“昆头子”，又称“倒脱靴”。彭翼南演唱［大江东］，表明早在明嘉靖年间，永顺土司王府里，就已经演唱昆腔了。这条文献资料也是今见有关辰河地域演唱昆腔的最早记载。

　　清初，史学家谈迁著有《北游记》。此书记录了他顺治十年（1653）至十三年（1656）寓居北京期间的所见所闻。该书的“纪闻·上”，有“永顺保靖二司土风”的条目，记有保靖土司演唱昆腔的情形：“保靖长官司长官彭朝柱……屋舍饮食俱洁，美舍自外郡至。汉官至，例公讌。酒九行，优唱九齣……凡卜迎老巫，鼓乐幢盖。导至一荒坪。攒茅而踝跣其上，舞蹈婆娑……土官延客，优人备南北调……以上土风，有客向习彼中者，为详其事而录之”（见《永顺、保靖二司土风》，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8月，332～333页）。

　　谈迁根据客人的介绍，作了以上记述。保靖彭氏土司王府酒席筵前优人演唱的“南北调”，无疑是今人所称的昆腔。这种在辰河地域演唱的昆腔，姑且将它称为辰河昆腔吧！

　　永顺土司彭翼南“在家”“演戏为乐”。说明他曾经参与昆腔的演唱。至于和谁一起演唱，文中并未载明。保靖土司彭朝柱的情形就不同了。他宴客时，是“优人”在演唱“南北调”。这里应该可以理解为，这些优人，便是他王府里蓄养的演唱昆腔的家班。

　　由明及清，永顺土司和保靖土司，都建有豪华气派的土司王府。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汉族地区王府里的所有，土司王府里一样都不缺。永顺的土司王府，便是保留到今天的规模宏大的“老司城”。历代保靖土司则更懂得享受。他们除了在保靖拥有王府之外，还修建了一座类似“行宫”的“花园”。这座“花园”的所在地，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以后，设立了永绥厅。民国以后，又改称花垣县，一直延续至今。在乾隆十一年（1746）所修《永绥厅志》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花园，即今治也。旧为保靖宣慰司花园，有妆楼镜阁之胜，杂植各色花卉，春来烂漫似锦，与姬侍游宴其间，女士往观不禁……康熙中，曲阜孔尚任来游此园，观演所制《桃花扇》传奇，欢极而散”。文中载明，康熙年间，《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来到保靖，游彭氏土司王的花园，观看了保靖王府家班演唱他所作的《桃花扇》。辰河高腔没有《桃花扇》这样的剧目，王府家班演唱的应该是昆腔。《永绥厅志》中这样一条记述，史家多存疑惑，笔者却认为是有可能的。孔尚任有一位名叫顾彩的挚友。孔尚任作《小忽雷》传奇，顾彩为之填词。康熙四十二年（1703），顾彩由孔尚任介绍，曾在容美土司游历半年，写了一部《容美纪游》，多载有当地演唱昆腔事（顾彩《容美纪游》有云：“（容美）宣慰使田舜年君，字眉生，号九峰……余自十五年前，闻毗陵蒋子玉渊，极道容美山水之秀，主人之贤，固以心向往之，然无便往游。癸未冬，以事过枝江县，有农部孔东塘先生（名尚任）寄书候宣慰君……”）。书中有记述：“六月初一日，有保靖彭宣慰名虹，差干办舍人余星，靖之奇士，赍书来约盟。君命丙如率诸舍把，与之登坛行歃血礼，请余为之载书”（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1983年10月，296～297页，333页）。

　　保靖与容美邻近，且有上述非同一般的关系。孔尚任既然将顾彩介绍到容美，他自己来到保靖，观看《桃花扇》的演唱，是完全可能的。

　　二

　　清中叶以后，辰河戏空前发展，其中当然也包括用昆腔演唱的剧目。清人杨懋建有《梦华琐簿》，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其中有关于“长沙普庆部佳伶”瓣香的详细记述：“瓣香姓曾名超。昔在洪江，桐城朱啸崖摄会同令，朱抱荷幕中颇眷。之后乃随星桥来长沙，其画梅所教也。谭铁痴言普庆部寓所与铁痴家为邻，朝夕过从，知其行事甚悉。瓣香学南北曲最多，长沙诸郎中殆无其耦”（见杨懋建：《梦华琐簿》。转引自《湖南地方戏曲史料（一）》。湖南省戏曲工作室编印，1980年4月，69～70页）。清嘉庆、道光年间，会同县所辖的洪江，因湘黔毗连地区所产的木材和桐油在这里集散，成为当时湘西最繁华的商业口岸。这里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外地客商纷至沓来。依山傍水而建的大街小巷纵横交错，同乡会馆和同业会馆则遍地皆是。这些会馆中，都无一例外地建有一座戏台。于是，洪江便有了“七冲八巷九条街，四十八个半戏台”的美名。每逢会馆祀神之日，必定会延请戏班到会馆的戏台上演唱辰河戏。平时，大量到洪江从事贸易的外地商贩，在码头上歇脚的排工、水手，都是看戏的常客。那时候，常年在洪江演唱的辰河戏班，一般都有七、八个之多。码头上唱戏的锣鼓声，此起彼伏，终朝不歇。洪江在嘉庆十四年（1809）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老郎庙。《梦华琐簿》中记述的瓣香，便是当时洪江辰河班以演唱昆腔而著称的艺人。洪江距离会同县城100里，这里繁华的都会生活，吸引了会同的县太爷朱啸崖。朱知县来到洪江码头尽情享乐。他既是瓣香的忠实观众，同时也将瓣香“抱荷幕中颇眷”，二者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后来，这个聪慧的辰河昆腔一代名伶，随一位叫星桥的人去了长沙，而且还向他学会了画梅花。辰河昆腔艺人瓣香搭班到省城长沙的普庆部，而且还成了“长沙诸郎中殆无其耦”的名角。这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在当时，湖南境内的昆腔艺人是可以随处搭班的。

　　早年，辰河戏无科班，艺人均为跟班学戏。学的是高腔和昆腔。清·光绪二十一年（1894），荆河戏艺人周松贵、周双福兄弟应邀到洪江教授弹腔科班。至民国四年（1915），十九年间，周氏兄弟先后教授了天福、仁和、五云、德庆、天元、遐龄等六个弹腔科班。这些艺人出科后，又都学习了高腔。弹腔自此成了辰河戏的一个声腔。弹腔进入，与高腔相得益彰。凡火爆戏、武戏都以弹腔演唱，而家庭戏、苦情戏则以高腔演唱。高腔和弹腔遂成为辰河戏的主要声腔。而只适合于在小庭深院演唱的昆腔，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整出的昆腔戏自此绝演。辰河的昆腔，就只有整本高腔戏之中的某些单折了。

　　三　　

　　提起辰河昆腔，必然要说到辰河低腔。这种称为“低腔”的声腔，湘剧也有，叫做“低牌子”。是湖南戏曲声腔的特有现象。戏曲声腔的认定，主要在于音乐。关于辰河低腔和昆腔的音乐，吴宗泽在《湖南戏曲音乐集成·怀化卷》中，是这样表述的：“低腔、昆腔，均属曲牌体结构。传统用工尺谱记谱。其版式有：一眼板、三眼板、散板、滚板和赠板五种。演唱时，低腔较为奔放、热烈、有气势，用唢呐伴奏；昆腔较为典雅、文静、清新、优美，用竹笛伴奏。即使是同一曲牌在不同的地方使用时，用唢呐伴奏叫低腔，用竹笛伴奏叫昆腔。

　　低、昆腔可以单支使用，也可组成套曲，传统中称为“一堂牌子”。如九腔一堂，由［新水令］、［步步高］、［折桂令］、［江儿水］、［雁儿落］、［侥侥令］、［收江南］、［园林好］和［沽美酒］九支曲牌组成。《少绿袍·游园赠钗》、《红梅阁·判奸团圆》、《百花亭·吵闹》、《天开榜·认女》等折，均用此堂曲牌”（见吴宗泽主编：《湖南戏曲音乐集成·怀化地区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9月，51页）。

　　低腔和昆腔在词格和曲格上，大同小异，不同的仅是伴奏乐器，即低腔用唢呐，昆腔用笛子。有人认为辰河低腔即昆腔，但艺人在习惯上，历来认为是两种声腔。辰河戏的低腔、昆腔剧目已失传。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仅存有夹杂在高腔剧目中的单折22个。如昆腔有：《红梅阁》中的“判奸”、“小游湖”；《少绿袍》中的“游园赠钗”；《百花亭》中的“吵闹”；《天开榜》中的“认女”等，《贵妃醉酒》中的［清江引］用昆腔演唱。低腔有：《龙凤剑》中的“火烧轩辕坟”；《芦林记》中的“庆寿”；《匡国卿尽忠》中的“闻报”等。低、昆间唱的有：《拜月亭》中的“走雨”、“招商店”；《百花亭》中的“斩巴”等。直至1960年代前期，这些剧目都是辰河戏的常演剧目。辰河昆腔和低腔，以这种方式在辰河戏中存活。

　　1963年，黔阳地区（今为怀化市）文化局组织全地区十四位老艺人，在溆浦县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辰河戏传统艺术遗产挖掘工作。其间挖掘整理了夹杂在高腔剧目中的昆、低腔单折剧本，同时记录了361支昆、低腔曲牌的曲谱。这些曲牌，除当时还在舞台上演出的昆、低腔单折所用的曲牌外，还包括了大量早已辍演的昆、低腔剧目的曲牌。其中仅刘维贴一人便演唱了342支。刘维贴，生于清光绪25年（1899），卒于1984年。溆浦县吉家村人。他从小在私塾读书，14岁时，在读完“四书”之后，参加当地的元和班，拜师陈仑山，学习文场。陈仑山是溆浦一带辰河戏班的“全堂挂子”（即京剧所说的“文武昆乱不挡”）。刘维贴有较好的文学功底，又勤奋好学，最快就掌握了辰河昆腔所用的工尺谱，因此而深得师父喜爱。陈仑山临终前，将一本祖传的手抄辰河昆低腔工尺谱秘本传给了刘维贴。这个秘本抄录了大量辰河昆、低腔曲牌，包括若干失传剧目的曲牌。后来，他除了在本县搭班以外，还到洪江、芷江、辰溪等地搭班。他在每个辰河戏班里，都是昆、低腔戏的掌本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溆浦县辰河戏剧团。剧团凡有昆腔演唱，都是由他吹笛子伴奏。辰河戏艺术遗产挖掘时，他依据秘本上的工尺谱演唱，由工作人员逐一记谱。其中有些剧目，如《三叩辕门》、《打碑救友》、《八义图》（即《老绿袍》、《龙凤剑》、《玉簪记》、《三打周仁》及连台本《金牌》（即《岳传》等剧目，辰河戏都是作高腔演唱，而刘维贴却唱出了昆、低腔曲牌。而《绣襦记》、《长生殿》、《窦娥冤》等剧目，辰河高腔没有，刘维贴也唱出了昆、低腔曲牌。当时，笔者参与了此项活动，负责剧目方面的挖掘工作。在发现这一情况后，曾就这些剧目的情况向老人请教过。老人告诉我，这些昆、低腔剧目，他都没有见到过演出。他的师父陈仑山，也没有见到过演出，而只是掌握了这个工尺谱抄本，把这些曲牌保留了下来。并只知这个抄本是前人传下，不知传承的具体情形。1980年，黔阳地区戏曲工作室整理当年挖掘所得资料，将所记昆、低腔曲谱油印成册。

　　四

　　1981年9月，湖南省文化局组织怀化地区和湘西自治州，在溆浦县联合举行辰河戏教学演出。由老艺人将濒临失传的传统剧目，传授给中青年演员。其中的优秀剧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录像队录了像。其中便包括昆腔剧目《判奸》。

　　《判奸》是辰河戏《红梅阁》的最后一折。整本《红梅阁》作高腔演唱，其中夹杂着这折昆腔戏。在这折戏中，要演唱辰河昆腔的代表性曲牌“九腔一堂”，即由九支曲牌组成的套曲。这折戏的主角是县令李子春，为丑行应工，由辰河戏著名小生演员杨宗道（1928～2005）扮演。杨宗道的父亲杨世济早年从艺元和班，工丑行（后来改行生角），学得《判奸》。后来，他将这折丑角戏传给了唱小生的儿子杨宗道。教学演出恢复《判奸》时，遂由53岁的杨宗道担纲主演。杨宗道已多年未演此剧，经过努力回忆和艺人们的帮助，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角色的扮演，中国艺术研究院录像队录了像。并指派了一位38岁的中年丑行演员樊正明，向杨学习这折戏。剧中的裴舜卿，由39岁的小生演员谢杳文担任，卢昭容由19岁的旦行演员萧梅担任。有关方面试图通过这样一个组合，使这折昆腔戏得到传承。1984年，杨宗道应湖南省湘昆剧团之邀，至郴州传授《判奸》。同行的还有芷江剧团的老艺人向子礼，他带去了高腔《大红袍》（即《白兔记》中的折子戏《抢棍》，由湘昆剧团将其移植为昆腔。时间过去了近三十年，怀化市所属的辰河戏剧团再也没有演出过昆腔《判奸》。杨宗道已于2005年作古。向他学习此剧的樊正明已年近七十，并身患癌症，再也无法演出此剧。小生演员谢杳文已退休十年，在上海女儿处安度晚年；旦角演员萧梅则于二十年前就离开了剧团，现担任溆浦县残联主席。虽然经过了一些努力，辰河昆腔还是这样在舞台上彻底消失。只有1963年记录的361支曲牌的曲谱，1981年录制的电视片，静静地躺在资料库里，诉说着凄凉与无奈。

　　五

　　历史上，辰河昆腔的面貌，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土家族地区土司王府的昆腔演唱，历史上盛行过，却不知所终，早已寻觅不到任何蛛丝蚂迹。出现过湖南昆腔一代名伶曾超的洪江码头，昆腔的笛子声，早已被高腔的唢呐、弹腔的胡琴声湮没。那些零打碎敲的夹杂在高腔里的昆腔单折，向来不为艺人所重视。在他处一些地方，昆腔常常是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小庭深院的把玩之物。在辰河地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道光元年（1821）《辰溪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城乡善曲者，遇邻里喜庆，邀至其家，唱高腔戏。配以鼓乐，不装扮，谓之‘打围鼓’，亦曰‘唱坐场’，士人亦间与焉”（见刘家传道光元年（1821）《辰溪县志》“风俗”。转引自《湖南地方戏曲史料（一）》，湖南省戏曲工作室编印，1980年4月，63页）。在辰溪，士人（知识分子）参与围鼓堂演唱高腔的现象，可以追溯到清代中期，在整个辰河地域，人们喜爱的是高腔，而不是昆曲。历史上，达官显贵喜爱高腔者，比比皆是。如凤凰兵备道的道台庄赓良，驻浦市千总衙门的段千总等人，都是闻名乡里的高腔迷。究其原因，辰河高腔的戏文，多来自明清传奇，辰河戏的演出本，多与传奇原本无异，如《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琵琶记》等。有头有脸的人物演唱此类戏曲，并不觉得是丢人的事情。一些文人学士，如辰溪县船溪驿的秀才邬世鳌等人，还成为了高腔剧本、曲牌的校订者，对高腔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贡献。再有，高腔的曲调都是辰河本地的乡音，较昆腔更能为当地人所接受。如此种种，或许正是辰河昆腔渐渐被冷落的原因。

　　纵观历史，一种艺术形式的兴衰，与其存在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土司王附庸风雅，使得土司王府里昆腔风行一时。改土归流以后，流官进入，土司王风光不再，王府里的昆腔也就停锣歇鼓了。早年，辰河班昆弋同台，昆腔、高腔并存。后来，昆腔的比重渐渐减少。清末弹腔进入以后，昆腔更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多方经过努力，仍然无法改变严酷的现实。近年，地处偏僻一隅的辰河戏更是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它最有特色的高腔尚且如此，昆腔就更加无暇顾及了。随着寥寥可数的老艺人的故去，夹杂在高腔戏中的昆、低腔单折已无人能演出。辰河昆腔就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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