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幕打开了，他从历史中走来；他是带着心灵的伤痛，带着一腔苦苦不平的怨愤，向我们缓缓地走来。面对政敌居心叵测的诘问与挖苦，他以一切“又如何”的超世越俗的不屑，傲然回击着无耻小人的刻毒挑衅。像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像惊雷响彻无边的原野，是他，一个卑贱的奴隶，一个不准出生的奴隶，在仰天疾呼；用他活了整整52年的奋斗人生，用他创建的前无古人的辉煌大业，尽情地嘲笑着无稽的“天命”之谈！……这，就是那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商鞅，这就是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话剧《商鞅》。
《商鞅》（编剧姚远，导演陈薪伊，舞台美术设计黄海威，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是近十年来我国话剧创作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力作，它被评为2002－2003年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剧目之一，看来毫不奇怪。它的演出实力雄厚，集中了上海一批著名的话剧演员如娄际成、张名煜、朱艺、尹铸胜、吕凉、徐峥、宋忆宁、周小青、许承先、田水等。从它最初搬上舞台即轰动剧坛至今已有8个年头了。前后演出达80多场，每演总是好评如潮，诸如“一流的经典剧目”、“扛鼎之作”等溢美之词不断出现。在大众化、娱乐化、低俗化文化风起云涌的今天，在文艺创作一片急功近利的浮躁风尘中，许多所谓的“精品力作”常常是兴勃亡忽，很快地出笼和得奖，又很快地被人遗忘或消失，而话剧《商鞅》8年来却能奇迹般地每演必盛，依然那么魅力不减、屡看不厌。为什么一个反映2300年前的一场政治斗争的舞台剧，居然能在“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流行的当代，那么地深得人心，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我想其中原因很多，但首先还是取决于该剧思想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和鲜明特色。因为从古至今，只有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戏剧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和观众的考验。
一、大气恢宏，震撼人心，凝重的历史感和现实观照：历史与现实的自然契合，古人与今人的心灵沟通
话剧《商鞅》除序幕、尾声外，共有4幕12场。它是一出浓醇的史诗剧。什么是史诗剧？它应该是选择重要的历史事件，展示宏大的历史场面，采用诗化的语言和剧的形式，颂扬伟人业绩和英雄主义；显然，《商鞅》一剧具有这种品格。同时，它又是一出表现战国时期，改革家商鞅弃魏投秦，以变法强国自己反遭害的政治悲剧。通观全剧，弥漫着浓重的“杀伐”之气，给人以高昂激越、悲壮凝重的审美愉悦和情感冲击。激烈紧张的规定情境和戏剧冲突，演员激情的出色表演，奇特巧妙的舞台构思——特别是兵马俑、古陵墓、古战车等等作为特定历史的意象的入戏，以及主人公的艰难人生和悲惨结局，都让我们的身心沉浸其中，无暇他顾，时而屏息静默，时而扼腕叹吁，内心生发由衷的感动和震撼。最可贵的是，它具有一股跨越时空的穿透力量，使今天的观众很自然地把历史上的改革与现实的改革联系起来，进而与古代的改革家达到了心灵沟通；让观众对历史重新进行一次人性、民族性的反思与人文评判，从中获取强烈的现实观照。
我们是否先由表及里从三个层面领会该剧的丰富内涵：
1.历史的层面：对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罪的评说。春秋战国多死士，他们为个人所追求的事业（志、业、道、义理）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所谓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九死无悔的精神，惊天动地，激荡人心；这也铸就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而商鞅便是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根据史实记载，正是商鞅变法造就了强大的秦国（变法10年，秦即由弱转强，进而迁都咸阳；而魏由强转弱，变法20年，魏败，割还当初侵占的西河予秦，退而迁都大梁）；更重要的是，商鞅变法还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统治范式，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为百年后赢政统一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他的下场非常惨烈，但他创建的历史功绩终将永垂青史。话剧《商鞅》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史实，商鞅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追求真理、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人格。
2.社会的和政治的层面：商鞅变法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阶级提出并实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革命，是一场关于资源、利益、权力的再分配运动，因此，奴隶主贵族既得利益者的疯狂反扑以及社会传统的堕性所产生的顽固反对变法的旧习惯、旧观念、旧势力，也必然汇合一起，与改革家形成了政治是非的激烈斗争，一场生死攸关的大决战。反对派总是口口声声表白自己如何“爱国”与“为民”，是为了尊重先王治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古法、旧礼），改革家则往往被他们打成“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实际上他们真正害怕的却是改革会带来个人利益和地位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得不到什么，相反将失去很多！《商鞅》一剧对这场殊死斗争的性质，双方参与者的动机、心态、手段，都作了复杂细腻、生动形象的描绘，从而揭示了一切政治、经济改革的艰难性、甚至是残酷性的本质。
3.人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这是该剧最核心的，也是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层面，反映了编导者对人性、民族性难得的人文主义思索。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该剧通过商鞅形象的塑造，对人的价值和权利，人的崇高与壮美品格，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人的自信、优越与伟大，精英人物为事业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等等这些人性、民族性的精华成分，作了激情热烈的颂扬；同时也对人性中的“两难心境”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对“事业的成功辉煌与个人生命的毁灭”、“大我与小我”、“大仁与小义”、“情与理”等等人生各种难以化解的困境，以及“万事不能两全”的人生抉择发出无奈的哲理性感慨。
此外，该剧还充分展示了人性中丑与恶的一面，对专制时代险恶的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作了无情的揭露，特别是愤怒抨击了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丑陋面和劣根性。关于这一点，导演陈薪伊在《游弋在激荡的历史中》陈述自己的创作意图时可谓深恶痛绝，一针见血：“为了当代的目的，为了我所经历过的种种，我要在剧场里建造当代需要的历史精神和需要批判的腐朽传统。”“‘商鞅之法不可不行，商鞅之人不可不除’，为什么？这台词让我感到万箭穿心之痛，我要将这个痛楚延续到他生命终结之时，我不愿用五马分尸的特技稀释了万箭穿心的痛楚。我的创作冲动聚集在一点：‘商鞅死之日，秦人乐之时’。为什么一个改变了整个时代的秦人被一群秦国的‘愚民’万箭穿心而死？这是民族的悲剧，这是腐朽的传统性格制造的悲剧。不是，也不应该是商鞅‘天资刻薄’的性格悲剧。”
我们常常讲人才辈出，显然在中国这一顽固保守的人文环境和政治气候中，人才实在难出，“枪打出头鸟”的传统力量总是无比强大。本来，在公开的政治斗争中，如果纯粹是政见不同，尽可光明正大，依法依理展开争辩，也就罢了；但事实上一旦谁卷入了这个肮脏的事关利益和权力的旋涡，就仿佛魔鬼附身，哪怕明智正直的人（如公子虔）也会变得那么狭隘阴毒。剧中，为了要从肉体上消灭商鞅，反对派在这个共同目标下结成了铁血联盟，他们人性中的阴暗、丑陋和险恶得到尽情的宣泄和展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离开了政治斗争的中心议题，而纯粹是一种卑劣人格和品质的充分展示以及人性扭曲的丑恶表演。
他们开始是以排斥外来者和鄙视无名之辈的心态出现，然后打着“爱国爱民”和“维护先王”的神圣大旗，接着就使出阴毒的五花八门的怪招，最后则抓住时机给予致命的—击。这种仇视变法的心态十分可怕，一旦时机成熟就要进行疯狂的报复。所以历史上每一场社会改革无不付出沉重代价，“明智”者能激流勇退，明哲保身；而一往无前的改革家就难得有好下场了。当代的一位改革家看完此剧后居然感动得流泪，再联想到他那著名的“地雷阵”之说，真使我们感慨无穷，当代尚且如此，就不难想象古代的商鞅变法有多么艰难。
商鞅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真、善、美，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形象。作为改革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需要不断进行灵与肉的搏斗，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巨大的牺牲，直至生命的熔入。特别在个人感情（爱情、友谊、人伦的）方面，承受着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巨大痛苦和压力，而这一切都要服从于事业。甚至不惜采用“恶”的或不道德的手段（如用刻薄之词气死公叔痤、用残酷手段惩罚反对或违反新法之人、杀祝欢灭口、置孟兰皋生死于不顾以骗公子昂赴盟被杀的阴谋、甚至因赵良之言不顺耳也曾顿起杀念等），所谓“为天下大仁捐小义”，以保证改革的成功。当然，最使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居然会落入了一个永生不解的怪圈：他的作为既不被他的同行者所理解；也得不到他所解放的奴隶们（愚人）的同情，以至被他们万箭穿心而死；况且还是死在自己所创立的“新法”名义之下！
这就是说，在那样的专制的时代，即使改革成功了，改革家个人也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所谓“商鞅之法不可不行，商鞅之人不可不除”“商鞅死之日，秦人乐之时”的个人悲惨结局是多么富有讽刺性！细想起来，从古到今，遇到这种毫无道理的命运“因果”逻辑的伟大人物又何止一个商鞅？这便是历史的无奈，也是民族的悲哀。该剧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负面精神的批判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和尖锐，像剧中如此大胆地正面强化表现它，在我国当代戏剧创作中还是十分少见的。它令我们心灵感到极大的震撼和惊恐：这种负面传统的阴魂不仅依附在道貌岸然的上层统治者身上，而且还游荡于社会底层的所谓“愚人”心中，尤其是后者，其结果更为可怕和不公。因为退一万步说，商鞅纵然该死，也不应该死在他们的箭下啊！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人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面的思考。
以上三个思想层面，从接受心理的角度看，既是逐层递进，又是在互相重叠深化中统一。当然，我们也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普通的观众只是把它纯粹看成历史故事的演绎，政治家们则把它看成是阶级斗争和权力、利益、资源再分配的活教材，而真正有点人文意识的观众才会感悟到它是对人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反思。
二、叱咤风云，真实再现战国风云人物：主要人物塑造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该剧跨越数十年时间，从商鞅的幼年、青年到中老年、到死，舞台上出现了魏秦上层社会一大批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外加两位虚构的女性姬娘与韩女，构成了一幅漫长庞大的战国风云人物群像画卷。由于题材限制，编剧难以设置一个贯穿数十年的具体中心事件，他只能围绕主人公商鞅对抗与改变命运的斗争展开冲突和情节，而他个人的命运又与时代的命运交汇一起，这就是商鞅变法。在剧中，只有中间2—3场戏对变法直接展开戏剧冲突，之前的戏还未触及变法，之后的戏反对派已确定不反对变法，而是攻击和陷害商鞅个人，等待时机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之，因此，变法只是激化矛盾的动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贯穿全剧的中心事件，它实际上成为展示商鞅个人命运的不可分割的大环境，变法越成功，反对商鞅越盛，商鞅个人的命运危机越严峻，死期亦越近。从人物命运来组织情节是一种难度较大的编剧方法，这就要求编导、演员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更为精心着力。显然，话剧《商鞅》在艺术上最为成功之处正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已经构成了一个生动的完整的互动而不可分割的形象体系。
商鞅（公元前390年生，公元前338年死。本名公孙鞅，因是卫国人，又叫卫鞅，变法成功后封彻侯，领商地，故称商君、商鞅）无疑是塑造得最为完整精细的性格鲜明的形象。编导是把他作为一个旧时代、旧传统、旧制度的埋葬者，一个无畏不屈的叛逆英雄形象塑造的。编导是从哪些方面精心刻画他的叛逆性格的呢？
首先，剧中的商鞅，身世非常悲惨（史实中的商鞅，卫国国君的姬妾所生，是“公子”身份，好李悝刑名之说，后为魏公叔痤家臣。奴隶出身是剧作家虚构），系公孙家姬妾所生，出世就因巫言五月之子，会冲克父母，故要用马鞅勒死他（弃之西河岸边），真正成了“不准出生的人”。但倔强的女奴姬娘说，“天要你死，可我要你活！”从此他便以鞅为名，由姬娘养大，因而也成了奴隶。马鞅本是剧作家由商鞅之名联想虚构的细节，它前后出现三次：第一场用它说明卫鞅的悲惨身世和现为养马的奴隶身份；中间是商鞅变法成功，媚者不绝，鞅拒见客。但姬娘因先呈马鞅，终于得见，悲喜交集，这是三十年亲情的牵系；最后是商鞅垮台，姬娘带来了他的“死亡象征”——马鞅，以陪一死。马鞅作为一个低贱身份标志的道具，贯穿全剧，成了商鞅一生历史的见证，并因具体规定情境不同产生不同含意。马鞅形象地揭示了商鞅出世后遭受的生死逆转与生存困境，因而我们不难发现，他从小就形成的身居社会底层的屈辱感、压抑感和对命运的不屈服，使他有志于改变现实，打破固有的落后的旧的社会体制，从而改变自己低下卑贱的地位。这是他叛逆性格的本源。
其次，他的叛逆性格表现在具有坚定而不动摇的自信心。他大胆怀疑与否定“上天”既定的个人命运和社会现行秩序，毫不犹豫确定自己新的人生目标并实施在一生的行为中；他敢想敢做，从不服输，决不言败，哪怕是身败名裂、断子绝孙，哪怕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当序幕中，他的亡魂从陵墓中走来，傲然答话，这又如何？那又如何？并以胜利者的姿态大声宣告：“天命，便是无稽之谈！”这正是他坚定的自信心至死不改的生动写照。
在第一场，西河边，他不甘心“一辈子被人视作奴隶”，“要去做一个自由之人”；他要“成为人上之人”“翻天覆地、倒转乾坤”，并高呼“为什么不？！”他慷慨“问天”：“为什么有些人活着天定为人上之人？为什么有些人活着却如同—头畜生？”实质上宣告了他不再服从命运的安排，勇敢地在向命运发起挑战！这就是商鞅贯穿全剧的总动作。这种建立在高度自信基础上的对天命的抗争和挑战，也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信心百倍地向奴隶主贵族阶级挑战。作为奴隶的商鞅最终能否成为“人上之人”，能否“翻天覆地、倒转乾坤”？剧作家在此向我们提出了全剧的总悬念，以后发生的一切情节正是对这个总悬念的回答。
此外，在变法中面对秦国王公贵族上下反对派的恶毒挑衅，他毫无畏惧，沉着应战，机智地排危解难，不断粉碎对手的阴谋与进攻；在变法成功后，面对魏王、公子昂险恶的政治阴谋与陷阱，面对政敌的种种恐吓与暗算，有人忧虑，有人退阵，而他始终一往无前。这都是他高度自信的体现。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他的叛逆性格还表现在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意志。为了有人接受他的改革主张，为了保证变法的成功，也是为了改变自己命运，他自始至终作出不屈不挠的斗争，他的一生闯过多次生死关头（巫言死但活下来了、西河边不惜拼一死保护姬娘、公叔痤建议魏王不用则杀、祭典应变、秦孝公发现他与韩女的特殊关系），不断作出个人感情上的痛苦割舍（与韩女的爱情、与姬娘的亲情、与公子昂的友情、与公叔痤、公子虔的“知遇之恩”之情）。众所皆知，人物面临的“两难境地”往往是考验人物意志的最佳情境，也是构成戏剧性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或条件。因此，为了刻画商鞅的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意志，剧作家在他面前设置了许多这样的“两难境地”，例如第一场，公叔痤收用卫鞅的前提是杀姬娘，这对姬娘与卫鞅都是“两难境地”，卫鞅不允，以死相拼，而姬娘为卫鞅前途，同意永不见鞅，并以刺目了结；又如以后各场中，公叔痤有恩于鞅，当鞅知道他劝魏王对鞅“不用则杀”后恩仇交加，应该怎么办？新法初立，偏偏太子犯法，处不处罚？罪及太傅，而公子虔有恩于鞅，他还加不加刑？变法成功后，客观形势不允许，他还认不认有大恩大德于他的姬娘？魏献韩女施离间计，作为恋人关系的鞅与韩女又怎么办？等等，这些都是“拷问”商鞅灵魂和“折腾”情感、特别是考验他意志的“两难境地”，也是最能引起我们强烈“期待”的戏剧性场面。在数十年险恶的政治旋涡里，商鞅正是以坚韧如钢的意志，排除万辛千难，先从奴隶到魏相家臣（15年，中庶子）；又因在秦变法的实施和成功，10年里，从客卿到左庶长、到大良造（相）；再10年后封列（彻）侯，终于完成了“舍小我而成其大我”的从“卑贱的奴隶”成为“历史的巨人”的天地大逆转，实现了常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价值。
最后，编导通过“高处不胜寒”和“墙倒众人推”的社会政治现象，凸现商鞅叛逆性格之悲剧结局的普遍性历史意义。商鞅在改变命运和推行新法的斗争中，理解、支持者总是少数，面对的是数倍、数十倍于自己的强大而众多的敌人和对手，生命不止，斗争不息。他的地位越显赫，对手的仇恨就越深，他的处境则越孤立危险。后来，就连他的支持者也攻击他置孟兰皋生死于不顾，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并指出他已危在旦夕，劝他激流勇退。而商鞅明知道自己的不利处境，却“故倒行而逆施之”，他一心为秦的强盛不得不一意孤行，要他“不行商鞅之轨”，“宁死不能”，因为摆在他“面前已绝没有可退之路”。这样，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留下的只有无奈与忠告。未了，他只能是落得一个身心疲惫的孤家寡人。当“那一天到了”的时候，当围捕的百姓、奴隶们争先恐后准备用他的脑袋为自己晋爵请赏的时候，只有他的亲生母亲——那个仍然是奴隶之身的姬娘来到他身边，准备陪他一死。这时，编导还不忘让我们含着眼泪品尝了一段苦涩的黑色幽默：已经死到临头的姬娘，还故作高兴地提出“儿啊，你的那个五驾马车呢？让为娘的也坐一坐”。我们不禁要问，这时候，难道她真的是为了要享受这列（彻）侯的尊贵待遇吗？……从商鞅的末日让我们想到，历史上到底有多少改革家能够逃脱这一生命最后的崩溃性厄运？该剧编导把商鞅的个人叛逆性格的悲剧结局提升为一种历史性人生感慨，一种“先行者”的孤独感、悲怆感，从而赋予其普遍性意义。
当然，商鞅形象的悲剧成因非常复杂，政治环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负面传统是决定性的原因；但他的叛逆性格以及由此带来的性格“过失”（有剧中表现出来的刻薄寡情；锋芒毕露，缺少策略，所谓有治国之才，无处世之道；不讲信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迷信暴力，轻视教化，一味严厉打击，刑及无辜等；以及剧中没有正面表现的残忍有过，如战争中光打败敌人不行，还须以所杀人头数量论功行赏，使军人个个成了杀人狂；简单粗暴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实施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等）也是造成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为什么最后他会成为孤家寡人、众矢之的？为什么那些得了变法好处的奴隶们也会跟王公贵族一样恨之入骨地要他的命？这里除了政治、文化环境的原因之外，也和他的性格“过失”有关，虽然这是非常次要的方面，但也不容忽视。所谓“性格即命运”，他的叛逆性格必然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容，他的性格“过失”又壮大了反对他的力量，这样，历史安排他的只能是悲剧性下场。所以，商鞅的悲剧既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这可能是我与导演陈薪依的一点不同看法。
该剧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也非常成功。
最感人的形象是姬娘。姬娘为了商鞅能改变命运成为“人上之人”，可以说做到了不顾一切，不惜一切，默默地牺牲自己；从小到大，抚养他，激励他，与他共苦痛，同生死。只要公叔痤肯收下商鞅，她可以刺目答应永不见面；为了商鞅的地位不下降，可以母子重逢不相认，依然做她的奴隶；她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对物质利益的图谋，她只是做了一个母亲所应该做的事情，但她确实又太不一般。她对“天命”，对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本能地有着强烈的敌视心理，在商鞅身上寄予了自己作为一个奴隶的全都情感和希望，并为自己生下的这个“孽种”而骄傲。当商鞅许诺“等到那一天到来之日”一定报答她的“大恩大德”时，她也曾悲怆地发问“那一天是哪一天啊？”遗憾的是她再也等不到商鞅的报答之日了。“因为那一天到了”，这仅仅是她主动选择与自己的儿子—起死的日子，并且只到这时她才揭破他们是亲生母子关系的秘密。但她却很满足，她高呼：“娘高兴，为娘的生下了一个孽种，这个孽种没有被人杀死，他活了整整52年，难道还不够吗？”“这个孽种让奴隶们见了天日，让显贵们变色”，“让山川易位、乾坤倒转，难道还不够吗？”这是一个身为奴隶的母亲的伟大心怀！虽然她一共只有三场戏，却场场令人感动，久久难忘。
景监作为阉人（太监），与一般文艺作品中习惯性写成坏蛋不同，在本剧中担当了伯乐的任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也就没有商鞅的成功，而难得的是历史上还实有其人其事。在剧中，是他最早发现商鞅的心志和才能，后来一直推荐、支持他的变法；而且处处保护他，帮助他应对各种矛盾，平息他前与公叔痤、后与秦孝公的紧张关系，可以说做到了真心诚意，无微不至，毫无私心私利，确实是历史上令人钦佩的一个伟大的阉人。
公子虔是最有特色的人物。他支持商鞅变法，在“议变”中投了至关重要的一票。但鬼使神差，因太子的过错，新法第一个就拿他开刀（断足，史实是割鼻）。他虽然鄙视那些小人，但也因此对商鞅恨之入骨。一旦时机成熟，便毫不留情地索取商鞅的性命；不过他毕竟是清醒的政治家，故而能提出“商鞅之法不可不行，商鞅之人不可不除”的绝妙方策，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过这个人物的性格与行为确实比较复杂，例如任何时候他总是以“冠冕堂皇”的面貌出现，从未说过一句“反派”的话语。你说他卑鄙小人吧，他却疾恶如仇；说他为人正直，深明大义吧，他却私怨刻骨铬心、，阴毒无比。在剧中，他总是口口声声责疑商鞅变法的个人动机是“暗藏狼子野心”，但他真的是这么怀疑的吗？不见得，那么他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再说，难道就因为动机不纯就必须置商鞅于死地？……这是该剧一个最为耐人寻味的人物，也是尽可能让形象自己说话，而剧作者的“倾向越隐蔽越好”的人物。
秦孝公是决定主人公命运的关键人物。他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英明君主，商鞅变法根本上依靠着秦孝公的支持，但商鞅与韩女的特殊关系的暴露，却加速了重病在身的秦孝公的死；虽然秦孝公作为一个大政治家非常克制地化解了这个矛盾。果然太子一旦即位，立即开展清算运动，倒霉的商鞅只有死路一条。
美丽、善良的韩女是最为不幸的形象。苦桃诗（“我若苦桃，俱入苦汤，共受苦熬，苦者韩女”）的贯穿，概括了她的人生命运，身世苦，心苦，“苦者韩女也”。她爱商鞅，但身为奴隶，她没有权利自己选择爱；她鼓励商鞅投身政治，实现抱负，自己后来却只能被作为钓饵，安排到一个打击商鞅的政治陷阱中；在祝欢“测字”的步步紧逼、揭破她的内心秘密后，在商鞅与她互相不能自禁的爱的倾诉和纠葛中，她无力救助商鞅，反而使事情更复杂化：秦孝公直面商鞅与韩女的感情缠绵，一下子便把君臣关系推向紧张和危机的顶端，这时候，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用死来解脱商鞅，也解脱自己。
公子昂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是魏王的儿子，一个粗俗的公子哥儿，在他身上，反映了那一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没落心态和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前的挣扎。他曾是商鞅少年时代的好友，很看得起商鞅，帮过商鞅不少忙，说过天下一个“争”字，“唯你我除外”，并许诺自己当上魏王就让商鞅为相，这样的朋友实在难得。但在那个“上下交征利”的时代，“利益高于一切”，他为了自己的家国安危，用韩女为饵，设下了“一石二鸟”的离间计，果然给了商鞅精神上致命一击，虽然他的这一计谋着实高明，但对朋友还是未免头脑简单，因轻信终于将自己的生命很容易地断送在商鞅的乱箭之下。兵不厌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是法家的处世原则。
公叔痤也是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在魏国唯有他看准了商鞅的才能和价值，精心培养了15年，死前向魏王推荐商鞅作自己的接班人（为相），但从本国利益出发，又建议不用则杀。不过，因为他阴暗的妒忌心理，怕商鞅超越自己，平时一直不让商鞅有所表现，造成魏王不了解商鞅，故结果既不用也不杀，反认为他病糊涂了。最绝的是，他先只讲自己推荐未成，隐瞒劝杀之事，后知韩女已告诉商鞅，马上又要他赶快逃命（史实是他出于公私之分和先君后臣之理，事后立刻主动告诉商鞅，要他逃命）。商鞅断绝了对魏国的希望，便无情地揭露了公叔痤的心病，活活气死了他，然后毅然投秦。公叔痤应该说是有恩于商鞅，对他也很有感情，可惜，由于心理上的这一点缺陷，不仅使魏国失去了—位卓越的贤能，也失去了一次富强称霸的机会；而且相反，却增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和对手。
此外，赵良、孟兰皋、尸佼、祝欢、公孙贾等人物均各有特色；而魏惠王、太子泗、甘龙等虽落笔不多，但也恰到好处。
我们特别赞赏的是，《商鞅》的人物组合已经构成了一个互动而不可分割的形象体系。剧作家并非无缘无故搬上一大堆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来哗众取宠，诚然，每一人物须是自身独立的个性化人物，但所有人物的设置又都是为了主要人物商鞅形象的塑造。在剧中，不仅设置了绝对支持或反对商鞅的人物，前者如景监、秦孝公、孟兰皋等，后者如祝欢、公孙贾、甘龙、太子泗等；而且还设置了公叔痤、公子虔、公子昂、赵良等一些“善恶”不是那么截然分明或“恩仇”前后发生突变的人物；甚至不惜虚构了姬娘、韩女两位感人至深的女性，这一切就是为了刻画出主要人物商鞅性格、情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物关系出情节，人物关系出性格，人物关系构成了复杂多变的社会大环境，正是各色人物与商鞅的爱恨纠葛与碰撞，交织成本剧跌宕多采的情节五色带。这些次要人物虽然地位、身份、性格、所承担的任务均有不同，但共同点都与商鞅的人生或命运密切相关。是他们推动了商鞅性格的发展与变化，甚至决定了商鞅的情感起伏与事业成败。无论是正面的激励、支持还是反面的压制、打击，甚或两者兼之，如同动作与反动作的相互推进，一切都是为的商鞅“这一个”悲剧形象的最终完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所有的人成就了商鞅，也是他们毁灭了商鞅！
三、激情磅礴，冷峭睿智，多色调结合的艺术风格：思辨性、哲理性、诗感与戏剧性的有机统一
话剧《商鞅》不但思想内涵丰富深刻，人物形象生动丰满、性格鲜明复杂，而且艺术风格做到了多色调结合。抒发情感时，激情磅礴，感天动地；论理时，侃侃雄辩，不时闪发哲学思维的火花，因而形成了鲜明的思辨性、哲理性、诗感特色，难能可贵的是，它们又与本剧的戏剧性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家”的知识分子思想都比较自由开放，胸怀“舍我其谁”的大志，傲然自信而富有想象力，为了自己的治国良策能取得统治者的支持与采纳，人人能说善辩，并且生动形象，富有哲理。本剧反映的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及其变法，自然会带来那一时代的特点，尤其是变法之争，无疑政论性、思辨性肯定很强。但如果剧作家傻得真的在舞台上进行变法内容的正方反方辩论，那整个戏就完了。这方面，应该说，话剧《商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它的出色处理充分体现在第一幕第二场卫鞅与公叔痤的“爱恨对话”，第二幕第一场“当廷论法”、第三场“国之大典”，依新法处不处罚太子以及后来处不处罚公子虔等的斗争以及第四幕第一场赵良“告别劝退”等场面中。它的成功启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政论性、思辨性只能是剧的色彩，它还得与戏剧性融为一体，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因为，既然是戏，塑造形象总是第一位的任务；既然是戏，必须依靠人物的生动性格，人物性格支配下的强烈的戏剧动作，及其所形成的冲突起伏的戏剧性场面取胜。在这些场面中，我们首先不是关心变法具体内容的争论上，我们更关切的是人物，人物的性格和动机，人物的心理动作和外部动作，以及他的命运的变化与转折。这也是以上四场思辨性、政论性极强的戏剧场面之所以是好戏的原因。
哲理性是话剧《商鞅》的艺术特色之一。该剧主要反映政治家的命运，政治斗争贯穿始终，因此，如何把常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政治论争提炼成简明易懂、富有哲理意味的警句格言或人生道理，这是对剧作家语言功力的一个考验。而我们欣喜地看到，该剧这样的哲理性台词比比皆是，有些还充分发挥了中国古汉语句式结构的美学功能，使之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在剧中，哲理性往往又与思辨性结合一起。如第一幕第二场，商鞅与公叔痤恩断情绝，明确申言：“爱我者，我爱；弃我者，我弃之”。第三幕第一场，商鞅为了强调法治的重要，指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第二场，认母是私事，“为天下治天下，公私之分，存亡之本”。因此，为了保证变法的顺利完成，商鞅忍痛不能认姬娘。第四场，前，景监担心商鞅处境说：“无私之人于国功无量，于己则害无穷”。后秦孝公撞上商鞅杀祝欢、慰藉韩女，气得吐血，但他为了霸业，还是压下怒火，不但没有处死商鞅，而是命商鞅立刻出击魏，并把商鞅在前劝自己的话回送商鞅，语出双关：“你说得对，不能为一美女置江山不顾”。第五场，把孟兰皋决心以死换取魏公子昂的赴盟概括为“为天下大仁捐小义”的精神。
又如第四幕第一场，商鞅被封商君，达到事业的顶峰，赵良来告别，分析形势严峻，劝其勇退，形象地把政敌的忌贤心态比喻为“用100匹马来讨伐你这一匹千里马，你纵有千里之能，也必然要倒毙于中途啊！因为谁也不愿意被证明自己是一匹孬马”，揭示了险恶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的可怕；又说现在国君病重，你商鞅已经命在旦夕。商鞅慷慨用“商鞅不行商鞅之轨”就不是商鞅，“鞅宁死不能”来表达死志。
最突出的是第四幕第二场，国君死，太子继位，风云突变，反对派立即开始反攻倒算，他们把处治商鞅的方针概括为：“商鞅之人不可不除，商鞅之法不可不行”，“以商鞅之法除商鞅之人”。短短的26个字，以及上一场尸佼辞退时交出带箭的恐吓信，所写表达民意的“商鞅死之日，秦人乐之时”的10个字，都是对称句型，十分上口，十分明了，却又是多么耐人寻味，多么富有戏剧性的讽喻意味！它简明有力地点示了全剧的要害问题，商鞅命运的不公及其悲剧性下场赫然而出。
话剧《商鞅》在编剧上较多地运用了“戏剧讽喻”的结构技巧，例如公子昂与商鞅是主子与臣下的关系，但剧中两次表现商鞅喊“站住”，公子昂就乖乖地站住，颠倒了这种主从地位，形成特殊的寓意；此处的“商鞅之人不可不除，商鞅之法不可不行”，“以商鞅之法除商鞅之人”，“商鞅死之日，秦人乐之时”以及剧中变法成功，送华盖给商鞅的是秦国的农夫，最后围杀商鞅的也是秦国的百姓、奴隶；商鞅使秦强大，恰恰又是秦人对他万箭穿心、五牛分尸，而且死后“秦人不怜”等等情节处理，都是一种戏剧讽腧效果，它能促使观众生发多视角的哲理性思考，大大推进了该剧的主题深化和文化提升。
有时候，哲理性并非一定是一条规整的深奥复杂的词句。在剧中，第一幕第一场当姬娘刺目以换取公叔痤收养商鞅后，商鞅说：“等着我等着孩儿报答您的那一天！”第三幕第二场，商鞅变法成功了，姬娘找上门来：“娘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但因斗争形势不容相认，痛苦万分的商鞅又说：“等到那一天到来之日，孩儿定报答姬娘的大恩大德！”姬娘怆然问：“那一天是哪一天啊？”第四幕第三场，商鞅垮台了，被百姓、奴隶追杀，这时姬娘主动来见商鞅，说：“因为那一天到了”。但她等到的并不是报答她的“那一天”，而是最后陪儿子一死的“那一天”。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生活用语、家常话，“那一天”的三次运用，生发出不同的人生况味，让我们品尝到母亲与儿子种种辛酸苦涩的心境和情感。
话剧《商鞅》的剧作家无疑兼有诗人的气质，他将该剧写成一种诗化的散文剧，因而具有浓郁的诗感、诗的美学品位。当我们观赏《商鞅》时，仿佛置身于古希腊悲剧或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气氛中，我们的情感很容易沸腾起来，被感染，被征服；我们为主人公对抗与改变命运而振奋，被他所遭受到的不幸与不公，焕发出强烈的同情与愤怒……这就是诗感、诗化、诗的激情催化作用，这就是诗与戏剧结合的最佳审美效应！
最直接让我们得到的诗感是语言的诗化。如第一幕第一场，姬娘对少年卫鞅说：“天要你死，可我要你活！我不甘心你一辈子被人视作奴隶，要做一个自由之人”。当她反问：“难道你还能成为人上之人？难道你能翻天覆地、倒转乾坤吗？”卫鞅坚定地答道：“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还有卫鞅的那段精彩的“问天”：“为什么有些人活着天定为人上之人？为什么有些人活着却如同一头畜生？”用这么多诗歌常用的排比式反问句，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激情飞扬，层层推进，揭示了卫鞅在姬娘激励下的觉醒，他对命运现状的怀疑与否定，并决心要做“人上之人”，去“倒转乾坤”改变命运的大志。这就是诗化的结果，它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母子俩对奴隶制现实的仇视与愤恨。
第二场的结尾，卫鞅对魏彻底绝望了，高喊：“魏王，你来杀我呀！”他不甘心命运的现有安排：“我就像这被人弃倒在大路上的火灰，听凭人践踏，可是我不信，我卫鞅就这样苟活于人世吗？”最后毅然决定投秦：“你们瞧，你们瞧啊，这西天苍穹之上流荡着一颗彗星，那就是我！秦国，秦国，我来了！”这是一个巨人的声音，它喊出了多么富有诗意的人生抉择，多么雄迈自信的心境！它让我们联想到古罗马恺撒大帝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正是一般豪情，一般心志，确实，他们都是极想影响世界的人中强人。
第三幕第五场，杀公子昂后，商鞅与孟兰皋灵魂对话，他明确说：“摆在我们面前已经没有可退之路，我已经将我的一切化为熊熊火焰，用来浇铸着秦国这只大鼎了”。用诗的形象化语言表达他的决死心志。
第四幕第一场，赵良劝退，尸佼又请辞，商鞅意想不到暗箭附带的恐吓信上居然写的是“商鞅死之日，秦人乐之时”，因而昏厥，醒来的一段独白也是充满诗的哲理意蕴：“商君，如何？一人至下，万人之上，如何？你悔吗？你恨吗？你将会轰轰烈烈、叱咤风云，还是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呀？……不，不，还没有到那一天！”这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让人窒息般的压抑，独白真实地披露了商鞅的纷乱心态和仍然不屈的斗志。
从一般编剧法来说，高潮应该是全剧的总决战，对立双方的主要人物均会出场，场面必定壮观，如哈姆雷特的最后决斗。本剧的高潮舞台上只有商鞅与姬娘两人，而且是在“奔跑”的战车上，从四面八方围攻他们的奴隶、百姓并没有出场，但却同样使我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它靠的什么？可以说，除了声光变化外，就靠人物的情感与诗化的语言构成了全剧的高潮。特别姬娘与商鞅各有一大段精彩的台词，激情磅礴，荡气回肠，一腔怨愤，一泻千里；字字句句，如天鼓雷鸣，撼动人心，颇有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郭沫若《屈原》“雷电颂”的气势。
面对穷途末路，本为一无所有的奴隶，姬娘心态泰然：“哪里不能去？哪里不是我们的归宿？”但她实在不甘心儿子落得如此的下场，她苦苦疾呼：“百姓们，奴隶们，这就是我的儿子商鞅。他就是为你们秦国变法的商鞅，他不仅仅是我的儿子，也是你们的儿子，你们是秦国的子民，为了秦国的现在和将来，你们为他说句公平话吧，……你们这些愚人！”当然这时候再也没有人会为商鞅说句公平话，他们正要抢着拿商鞅的脑袋去请功领赏呢。这儿，我们不得不佩服剧作家的胆识，确实，每当我们回顾历史上的正义之士、有功于民族的伟大人物所遭受的不公下场时，其中，除了归结为当权者的罪恶之外，难道那些受蒙蔽的愚人，那些甚至故意比当权者表现出更为痛恨、更为残忍的愚人，他们就没有一丝一毫责任吗？剧作家勇敢地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那些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愚人们，这是绝妙的一笔，它使我们顿感惊撼，不能不对我们民族特定生存环境下形成的集体潜意识，一种人性扭曲的群体性负面心理积淀进行深刻的反思。
让我们再来欣赏商鞅中箭死前的那段台词，这是他最后向历史的“告别词”：
“太阳落山了，太岁星又将升起来，黑夜又将这大地笼罩，这四野的烈火却在熊熊地燃烧着，这烈火是我亲手将它点燃的，而我将在这腾腾的烈焰中化为灰烬，商君，你被你自己点燃的火焰吞噬了。秦国，秦国，你们的商君将在这里永远地消失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浇铸在秦国的大鼎之中，他用自己的生命铸造起这里的辉煌，而他却被他所拯救过的人们放逐了。商鞅会睁大着眼睛在期待，期待着秦国的那一天，在一个帝王的根基之下，一个不屈的商鞅被无情地埋葬。秦国，秦国，我去了！”
在诗的激情中包含多么丰富深刻的意蕴：事业的辉煌与个人生命的毁灭，不惜用生命的投入以取得变法的成功，不甘心被所拯救过的人们放逐，不甘心被无情地埋葬在他所创建的秦的帝王根基之下……而最后的“秦国，秦国，我去了！”与第一幕第二场的结尾“秦国，秦国，我来了！”恰成对比，真是爱恨交加，百感交集，意味无穷。这段向历史的“告别词”是商鞅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和升华，也是勾画他悲剧形象的最后一笔重彩。如前所述，商鞅命运的悲剧性在于，不仅是死于执政的政敌之手，而且是死于那些得了变法好处的奴隶百姓之手，再而且，还是死于他亲自制定的新法之下（政敌高举新法的大旗，以新法的叛逆罪判他车裂灭门；奴隶百姓们则根据新法，争先恐后地抢他的人头以领取非同一般的重赏；在他逃亡中无人敢于收留，那怕是旅店住宿，怕的是因此将受到新法的严厉处罚），这才是编导最强烈感受到的“万箭穿心之痛”！诗化的语言确实能给话剧艺术增添独特的魅力和光彩，这些诗—般的台词写得太好了，完全可以作为话剧演员的台词训练选段。
诗感除了台词的诗化之外，还表现于表导演的舞台精心调度和处理、舞美设计的别具匠心方面，在环境、气氛、声色光的运用、时间空间的组合上构成为极具审美意境的画面。如序幕的陵墓、兵马俑与灯光的运用，第三幕第一场利用舞台前后两个表演区，商鞅与迎娶韩女车队对向行进的“发现”，第四场章台的景与戏的安排，第四幕第三场运动的战车与灯光的变化等等，都是富有戏剧性的诗化场面。
话剧《商鞅》留给我们的是一杯混杂五味的浓醇苦酒，是一首交织着崇高与壮美的悲歌，是无穷的回味与思索，是不尽的激愤和哀叹：一个伟大的历史先行者，一个奴隶时代的叛逆者，一个翻天覆地的英雄终于倒下了；他是倒在他所创建的辉煌的事业之下，倒在他所解放的奴隶们的箭下！他致命的伤口在流血，观众的心也在流血，面对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我们不禁要问：英雄血，为谁流下咸阳去？……悲乎？壮乎？商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