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的孝道观与中国儒家的孝道观原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印度佛经故事中的目连，在明代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却演变成了一个儒家式的模范孝子。他对母亲一味顺从，失去了原始佛教中子女与父母关系平等的色彩。遁入空门在早期儒家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是到了目连身上竟成了至孝之举。目连是个儒、佛矛盾交织的人物形象，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窥到佛教孝道观儒家化的痕迹。

　　目连戏是一个在中国有近千年历史，且流传地域极广的特殊剧种。它主要讲述的是目连上天入地，救拔母亲于地狱的故事。在民间，目连是一个可与曾参、董永并举的儒家式大孝子。但追本溯源，目连本是个信奉佛教的僧人。目连由一个佛门弟子变成儒家孝子，客观上留下了原始佛教儒家化的痕迹。明代郑之珍所编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以下简称《戏文》）是民间目连戏之集大成者。郑氏编写该剧的目的，是要弘扬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而主人公目连正是“孝”的形象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戏文中目连的形象，窥见佛教孝道观儒家化的一隅，从而加深对目连戏内在精神的了解。

　　　　　　一、从父母与子女的平等到子女对父母的绝对顺从

　　孝是人的天性，中国的儒家讲孝，印度的佛教也讲孝，但是各自的孝道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来说，中国儒家认为子女对父母应该绝对顺从，而印度原始佛教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平等的。中国人最早是从西晋竺法护所译的《佛说盂兰盆经》中认识目连的，但是到了明代的《戏文》中，我们已经很难在目连的身上找到这种平等观念的痕迹了，“顺从”成了目连之孝的一大特点。

　　在《戏文》中，目连是一个恭顺的孝子形象。当目连的母亲刘氏刚刚燃起破戒开荤的念头时，目连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批评谴责她，只是涕泪交流地哀求，并将矛盾的焦点转移到教唆母亲开荤的舅父刘贾身上。当他得知了母亲的罪行后，发出的只是惊讶和疑问，甚至还有些装聋作哑。为了突出“母慈子孝”，使该剧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郑之珍将刘氏开荤、杀生、不敬三宝（佛、法、僧）等罪行的责任推给刘贾、金奴等，而淡化了刘氏的罪行。但笔者以为，目连同样负有责任。因为恭顺，他没有能及时、有力地扼杀母亲破戒的念头，更使得刘氏在犯罪后依然有恃无恐，发假誓，乃至最终遭到了报应。他是刘贾、金奴的帮凶，是他们一同把刘氏推向地狱的。但是在封建时代，这个“秘密”是很难被人觉察到的。目连在面对母亲的罪行时所表现出来的懦弱、暖昧，源于对父母之命的顺从，而这恰是封建伦理道德所主张和推崇的。

　　其实，早期儒家的孝道思想中也含有民主的因素，“子女唯父母之命是从”是儒家孝道观发展到极端后的表现。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非常推崇孝，认为子女不仅要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更要在精神上尊敬父母。但是，“敬”并不等于不分是非的一味顺从。《孔子家语　六本第十五》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曾参有一次在除草时，不小心把瓜秧的根除断了。父亲大怒，拿起棍子把他打昏在地。醒来后，他还为害父亲发怒而向父亲道歉。回家后，曾参怕父亲内疚，又退到屏风后弹琴唱歌，装出身子一点也不疼的样子。孔子听说这个事情后非常生气，对弟子说，如果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门，曾参把身子送给父亲打，使父亲陷于不义，这实际上就是不孝。《孝经》在汉代被奉为儒家的“七经”之一。在《孝经谏诤》中谈到子女如何处理父亲犯错的问题：“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1］这就是说，如果父母的行为有不符合道义的，子女就必须规劝，甚至据理力争，这才是孝。但自从《孝经》打通“忠”与“孝”的关节，移孝作忠后，中国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就结合得日益紧密起来。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不平等思想。宋代的理学家们，更是将君权和父权绝对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就是这种观念的写照。程颢、程颐论孝，认为天下一理，道外无物，“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遗书》卷五，转引自王玉德《孝——中国家政理念之评议》）［2］因此，孝道就是天理的一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是违背天理。明代特别重视封建道德，三纲五常和贞洁名分比生死还重要，孝道被提高到特殊的地位。罗伦在《扶植纲常疏》中说：“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也。国而非此不可以为国，家而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非此夷狄矣。故先王制礼，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过其门，所以教人孝也。”与早期的儒家思想相比，封建社会后期的孝道思想越来越狭隘，父子君臣关系由双向走向了单向。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家国同构的，忠与孝在理论形态上具有一致性。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孔子所提倡的孝，后来被放大成政治领域的忠，是故孔安国传云：“能孝于亲，则必能忠于君矣。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也。”［3］理学是明清的官方思想，封建的理学家们将孝道阐释成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其实就是要为皇帝培养一群忠臣顺民，维护渐渐走向末日的封建制度。

　　郑之珍出生和生活于徽州，那里是程朱理学传播的重要地区，号称“程、朱阙里”。他从小就对程、朱理学耳濡目染。倪道贤在《读郑之珍山人目连劝善记》中这样评价他的为人：“事亲至孝，童龀逮壮，左右志养，无毫发违父母心”［4］。可见，郑氏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也是认同程、朱理学的孝道观念的。《戏文》中的目连，正是郑氏依照程、朱理学的标准，为宣扬该学派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塑造的孝子形象。

　　与程、朱理学的观点不同，原始佛教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子女对父母既有义务，又有权力。“印度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强调孩子应该以下述的精神侍候双亲：（一）双亲养大我们，我们养双亲；（二）为了他们（双亲），我们要做应做的事；（三）保留家系；（四）继成财产；（五）在适切的时候供奉祖先。”［5］但同时，佛经也阐述了父母对子女应尽的义务：“（一）施与；（二）说亲切的话；（三）执行在这个世界上能为人的事；（四）对各种事情适切的协助。——这些就是在这世上的爱护。如果不执行上述四种爱护，母亲和父亲就得不到由于是父母而应从孩子得到的尊敬和扶养。”［6］这种父母与子女关系平等的思想，源于佛教“众生平等”的主张。印度佛教认为，男女、父子、夫妇、主仆等都是平等关系，应当相互尊重，自由对待。这与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伦理格格不入。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佛教想要在中国立足，必须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并且在民间流行。佛教徒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援儒入佛，对原始佛教进行儒家化的改造；在译经时，删节那些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文字、章节，强化那些与儒家共通的思想，甚至不惜伪造佛经。总之，尽量使佛教的学说与中国儒家的理论体系相吻合。上面那段宣扬父母义务的话，在《六方礼经》和《养生子经》中都没翻译出来。而在《对辛加拉的教导》的汉文译本中，译者增添了这几句印度原本没有的话：“‘凡有所为，先白父母’，‘父母所为，恭顺不腻’，‘父母正令不敢违背’（《大藏经》第1卷第71页）”［7］这些话简直就是目连对母亲所持态度的注脚。经书是学习佛教思想的主要来源，既然经书已经儒家化了，那些宣传佛教思想的俗讲、变文、戏曲就更不必说了。《佛说盂兰盆经》对目连之母的情况介绍得很少，只言其母生前罪根深重，死后堕于饿鬼道，至于姓甚名谁、所犯何事皆不详。《戏文》中刘氏所犯的那些开荤杀生、不敬三宝、发伪誓等罪行，都是后来加进去的。目连对其母“顺从”的性格，也是目连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此可见，《戏文》中目连“顺从”的性格，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伦理道德观念的产物。

　　　　　　　　　　二、从出家为解脱到出家为行孝

　　《戏文》中的目连，为了救母有官不当，有婚不结，西行求佛，出家为僧。按早期儒家观念来看，这些都是不忠不孝之举。《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8］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可是目连为什么还被奉为孝子的典范呢？因为出家成了行孝的手段。在这个大前提下，那些看似违礼悖德的外在形迹就都可以不计较了。

　　在原始佛教中，佛教徒出家是为了求得解脱。佛教认为，人的生命就是苦难的历程。实际上，佛教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断定人生为“苦”。“所谓‘苦’，主要不是专指感情上的痛苦，而是泛指精神的逼迫性，即逼迫恼忧的意思。”［9］佛教常说的苦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无取蕴苦。人之所以有这么多苦，是因为“无明”（对佛家所说的一套学说的无知）和有“贪”、“爱”这些欲望。因此，人要脱离苦海，就必须相信佛家学说，通过出家修行，遵守佛家戒律，消灭“贪”、“爱”等欲望，才能熄灭生死轮回，获得最终的解脱。《佛说盂兰盆经》并没有提及目连为何出家。但是据《佛说普曜经》记载，目连和舍利佛最初都是六师外道之人，他和舍利佛约定，谁先得解脱一定要告诉对方。后来，舍利佛看到佛陀，开悟得脱，便转告目连。于是两人相邀一同皈依佛门，成为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由这个佛经故事可知，目连出家的目的是为了求得解脱，救母是他修成正果后的事情。在《佛说盂兰盆经》中，佛陀指点目连只有通过奉盂兰盆，借十方僧众的力量才能把母亲从地狱里救出来。这个故事其实是宣扬人生是苦，只有信奉佛教才能得到解脱的思想。因此，“报恩行孝”是服从于佛教“人生是苦”的根本世界观的。但是在《戏文》中，“报恩行孝”反过来成为目连出家的目的。这个变化反映了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已将孝道作为佛教伦理道德的重心。

　　“忠”和“孝”都是中国伦理道德的核心，为什么佛教抓住了“孝”而不是“忠”作为其打通儒、佛联系的突破点呢？首先，在儒家看来“忠”出于“孝”。抓住了“孝”，其实就是抓住了儒家伦理体系中比“忠”更为根本的东西。其次，佛教具有摆脱和超越政治的倾向。佛教以超脱世俗，了断生死的个人解脱为最高境界，而政治恰是个人解脱的束缚。如果中国佛教大肆提倡“忠”，那无疑就是自我否定了。第三，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儒家的孝只能服务于现世父母，对于亡故的父母，子女只能尽意（例如三年守孝，祭拜祖先等等）。自佛家把生死轮回观带入中国后，子女对已亡故的父母不仅能尽意，而且还能尽“力”。佛教宣扬，只要按照佛教教义修行，广积善德，放生布施，供养三宝，就不仅可以使现世父母健康长寿，还可以超度死去的父母。这样一来，人们尽孝的“能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大增强了。在《戏文·遣子经商》一出中，目连劝其母不要开荤，免得遭到神明的惩罚。他举了梁武帝皇后郗氏的例子：“昔日梁武帝皇后郗氏，不信神明，死后变为蟒蛇。武帝代为忏悔，方才得还人身。”其母刘氏说：“武帝既能度其妻，我儿必能度其母，予复何忧。”［10］刘氏的这番话，证明民众愿意相信这种力量的存在。孝顺父母是儒家与佛家共有的观念和主张，佛教正可以以此为突破点，打通儒、佛理论系统。宋代禅师契嵩在其所著的《孝论》中把孝道和佛道完全统合起来了。他主张戒孝合一，宣扬戒就是孝，就是为三世父母修福。这样一来，出家便不再是不忠不孝之举，反而是至孝之举了。

　　另外，郑之珍通过巧妙地安排情节的发生顺序，模糊了儒、佛孝道的矛盾。第一，佛经目连救母的故事，是目连出家在前，救母在后。《戏文》中却是双亲亡故在前，目连出家在后。这样一来，不婚娶以及出家的目的就都是行孝了。第二，目连辞官是在守孝期间。按照古代的法律规定，守孝期间是不能入朝为官的。因此，目连辞官的要求不仅合情合理，还得到了县官的敬佩。在同样是以弘扬封建忠孝节义思想为主旨的《琵琶记》中，蔡伯喈由于双亲尚在，他辞官的要求被“官里”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11］等堂皇的理由驳回了。《戏文》的这些巧妙安排，就避免了使目连陷入蔡伯喈的那种“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

　　综上所述，佛教在进入中国后，援儒入佛，将孝道作为其伦理道德的中心来宣扬，使得佛教的孝道观逐渐儒家化了。充当佛教思想传播媒介的目连戏，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儒家化。这样，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将目连由原来形象单薄的佛陀弟子，演变成一个身披袈裟的儒家模范孝子，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注释：

　　［1］［2］［8］王玉德著.孝———中国家政理念之评议［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178页、13页、175页

　　［3］曾振宇.齐金江著.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1页

　　［4］［10］［明］郑之珍撰.朱万曙校点.皖人戏曲选刊·郑之珍卷·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M］.合肥：黄山书社，2005.12页、92页.

　　［5］［6］［7］［9］方立天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159页、159页、159页、70页

　　［11］［元］高明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4页

作者简介：黄嫒媛，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生
黄果心，广西师范学院行政学院讲师

　　编辑：冀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