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戏曲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国维与日本近代著名学者、中国戏曲研究家狩野直喜、铃术虎雄等人的交往，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不大为人所知的佳话。它不仅为已有悠久历史的中日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光彩，而且对我们了解日术近、现代戏曲研究的发生、发展，对促进中日两国戏曲研究工作者的友好关系和学术交流，也不无裨益。

    首先谈一谈王国维与与狩野直喜先生的关系。

    狩野直喜（1868—1948）是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日本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的著名权威、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机构——“京都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他也是日本近代戏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一九○六年，狩野参与创办了原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一九○八一年，他开始主持该文科大学“中国文学讲座”，主讲中国文学史、小说史、戏曲史。一九○九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戏曲研究专著——《以〈琵琶行〉为题材的中国戏曲》（载1909年　1—10月大阪《朝日新闻》）。此后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退休，在二十年中间，狩野一方面从事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法制学、敦煌学及欧洲汉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另一方面以“中国文学讲座”为基地，展开了多方面的戏曲研究与教学活动，为日本近代戏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为：他以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和细致、求实的学风，在元杂剧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引起普遍的注意。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同样的方法和精神培养出一批戏　曲研究的专门人才，著名学者青木正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上述这两方面的工作把戏曲教学与研究引进了“京都中心”，从此，“京都中心”的学者成为日本戏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力量，其影响深远，至今犹然。而这些与狩野和王国维之间的交往不无关系。

    一九○一年，狩野留学上‘海，初次听到王国维的名字。此时，他们风华正茂，虽然彼此未能见面，但“头脑极明晰，善于日文、英文，而且对西洋哲学感兴趣”的王国维，给狩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

　　一九一○年，狩野出使北京调查敦煌文献，第一次见到王国维。狩野　回忆说：“当时，我研究元曲已有一段时间了，并已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元杂剧。恰巧王静安先生也在进行同样的研究，并已著有《曲录》、《戏曲考原》，因此，我利用在北京逗留的机会会见了王先生，听他谈元杂剧研究，感到很有意义。”狩野还说，同行的日本地理学家小川琢治当时与中国学者大谈南北极探险，“而我与王先生则讨论南北曲，两相对比，成为留居北京期间的一件趣闻。”（2）

　　这时，他们刚开始研究戏曲不久。在戏曲研究这个新开辟的领域里，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得以互相交流研究心得，互相切磋、鼓舞，这无论是对他们个人的研究工作，还是对两国的戏曲研究来说，其意义都非比寻常。这是一次珍贵的会见。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携眷亡命日本，长期在京都滞留。狩野回忆说：“在此期间，我们始终往来。我目睹了王先生学术倾向的变化。他开始研究中国的经学。同时，由研究元杂剧进而著《宋元戏曲史》。”（3）王国维在日期间与狞野交往十分密切，并在生活上得到狞野始终如一的资助。正是这种无私的帮助在很大程度上使王国维克服了流亡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完成了《宋元戏曲史》等多种学术著作。

　　王国维对狩野也满怀钦敬之情。一九一二年，狩野赴欧洲进行学术考察，王国维作《送狩野博士奉使欧洲长句》相赠。在这首诗中，他热情肯定了狩野先生在日本汉学界的崇高地位，对他那种坚持独立见解、孜孜追求真理的精神和严谨的学风表示了衷心的钦佩。（4）

　　而早在王国维亡命京都之前，其《戏曲考原》问世不久，狩野就在京都帝大予以专门介绍了。（5）

　　他们彼此之间这样互相钦敬、折服，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都师承清代乾嘉学派，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有独特的贡献和深湛的修养；他们都得风气之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都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率先注重戏曲、小说的研究，并以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和细致、严谨的学风，在戏曲研究中作出了杰出的成绩。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早在本世纪初，这两位生活在不同国度的学术巨子几乎同时开始从事戏曲研究，同时也播下了两国学者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友谊的种子。后来，我国学者孙楷弟、傅惜华赴日研究戏曲、小说，曾得到狩野等人的帮助；而铃木虎雄、西村天囚、盐谷温以及青木正儿等人在戏曲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受到王国维的启发和影响。

　　与狩野直喜共同主持京都帝大“中国文学讲座”的著名学者铃木虎雄（1878—1963）也参与了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的奠基工作。他在谈到和王国维交往的情况时说：

   “我知道王静安先生，是在他著《曲录》、《戏曲考原》的时候。”（6）王国维的这两部著作分别作于一九○八年、一九○九年。一九一○年，铃木就把它们介绍给日本读者了。在这篇题名为《〈曲录〉和〈戏曲考原〉》的文章中，他高度赞扬这两部著作对当时“尚属草创时期”（7）的日术戏曲研究来说，“真乃空谷跫音”，并说：“对戏曲发展作全局考察的，当推此书（指《戏曲考原》）”，而《曲录》则为日本人欣赏和研究戏曲“提供了很大方便”。

    他还说：“先生避乱来日住在京都，我初识其面。先生寓居京都田中村时正在归纳其词曲研究的成果。我当时也萌生了研究词曲的念头，试着训点高则诚的《琵琶记》，其难解之处，屡屡向先生请教，这稿本至今仍藏在箧底；”“不止词曲，有关典籍、清朝掌故、社会风俗、日常琐事等事项，我得先生启蒙之利，不遑枚举。”（8）

　　从以上铃木先生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戏曲研究中，显然受到王国维的帮助和影响。一九一三年，铃木译介了王国维《古剧脚色考》一书。以后，又翻译了《鸣凤记》。一九一五年，他在京都帝大主讲“明代戏曲概论”，一九二七年，主讲焦循的《剧说》，一九三○年主讲《桃花扇》，在戏曲教学与研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追本溯源，这与王国维的影响是有一定关系的。

    王国维在日本开始著述《宋元戏曲史》。从通信中我们了解到，在这部戏曲史学奠基著作的写作过程中，铃木曾为王国维“代借”“明人《尧山堂外纪》一书”，为《宋元戏曲史》的完成提供了方便。（9）

    日本近代著名学者西村天囚（1865—1921）曾经译介《琵琶记》，这是日本人首次译介南曲传奇作品。一九一三夏，王国维特为其译本作序。序中说：“癸丑夏日，得西村天囚君所译《琵琶记》而读之。南曲之剧，曲多于白，其曲白相生，亦较北曲为甚。故欧人所译北剧多至三十种，而南戏则未有闻也。君之译此书，其力全注于曲，……信君之所为，必远出欧人译本之上，无疑也。”（10）热情肯定了西村天囚译介南戏的努力。铃木虎雄也说到：“天囚先生远在我辈以前就在试着研究词曲了，有时也见他与（王国维）先生屡屡往来。”（11）这正与上述情况互相印证，透露出西村天囚与王国维交往的消息。

    日本近代另一位重要的中国戏曲研究家盐谷温（1877—1963）的研究工作受王国维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一九一二年，盐谷温从德国和中国留学回到日本，在东京帝大主讲戏曲和小说。一九一九年，盐谷温发表了重要著作《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其下编专论戏曲和小说，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一九二一年，他又以《元曲研究》一文获文学博士。盐谷温是日本第一个以戏曲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也是第一个以戏曲研究为终生事业的学者。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在纪念盐谷温的文章《学位论文和戏曲研究》（12）中写到：“先生从中国留学回国前后，王国维先生关于曲学研究的著作，特别是《宋元戏曲史》、《曲录》等已公开发表了。先生的论文当然受《宋元戏油史》、《曲录》等很大影响。”我们看《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的确屡屡引用王国维的有关研究成果，足见仓石先生此言不虚。后来，盐谷温又在东京帝大专门介绍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著作在日本的影响。

    同样，以研究《西厢记》和明清戏曲闻名的久保得二先生在其代表性著作《中国戏曲研究》（1928年弘道馆版）中也常引用王国维的有关见解。

    诚如盐谷温所说：“王（国维）先生游寓东京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直喜）博士起，久保天随（得二）学士、铃木豹轩（虎雄）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保三）先生等都对斯学造诣极深。或对于曲学的研究吐卓识，或竟先鞭于名曲的介绍与翻译，呈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况。”（13）我国学者王古鲁也指出：“他（王国维）的这几种大著—《曲录》、《戏曲考原》、《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考》、《宋元戏曲史》以及他研究戏曲的精神，不独唤起本国学人注意曲学，而且在东瀛亦惹起不少学者来研究中国戏曲。”（14）这两段话生动地概括了王国维与上述日本近代几位重要戏曲研究家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相互启发的情景。

    最后谈一谈王国维与青木正儿交往的情况。

    青木正儿先生（1887—1964）在近代和现代日本人研究中国戏曲的历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成就较大的重要人物。他的研究工作也与王国维的影响有着不解之缘。不言而喻，青木正儿先生所以走上戏曲研究的道路，首先和主要的原因是受了他的老师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青木先生自己也认为，他曾经得到王国维的启发与激励。

    一九二七年，青木正儿在纪念文章《王国维先生的发辫》（15）中说：“我也一向步先生的后尘以聊窥元曲门径。先生的宋元戏曲研究，在资料的搜集与眼光的犀利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一九三七年，“他又不避‘续貂’之嫌”，完成了《元人杂剧概说》（原名《元人杂剧序说》，隋树森译）。“这部分叙述元人杂剧的源流与派别，浅显清楚，却也自成体系。”“这又是此书的一点特色。”（16）而其所以具有这样的特色，从他自己的话“本书偏重于作品的介绍与批评，这是曲学先辈王国维、吴梅两家的著作中不大谈到的。”（17），可以看出显然是受了王国维的影响并有意与之相区别的结果。

    至于青木正儿一九三○年完成的名著《中国近世戏曲史》，更可以说是在王国维的激励下完成的。在《王国维先生的发辫》中他写到：“大正十四年（1925年）四月，在游西山的归途中，我在清华园拜访了先生。先生问我到中国欲主修何物？我回答：‘欲治戏曲。元以前戏曲史既有先生大作，已欲治元以后戏曲史。’先生兼虚地说：‘我的著作不足道。’又直截了当地说：‘元以后戏曲无趣。元曲是活文学，明曲是死文学’。此时，我心中稍感反抗。……现在想来，先生这番话，也许是在恳切地劝戒我，勉励我永不满足地撷取元以后戏曲的精华吧。”五年以后，《中国近世戏曲史》问世了。中日两国学术界为之一震。青木先生在该书“序”中再次提到这次拜访，并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之作，出于欲继述王忠悫公国维先生名著《宋元戏曲史》之志。”这说明《中国近世戏曲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受到王国维的激励和《宋元戏曲史》的启发而完成的“发愤之作”。同时，它的问世也标志着以青木正儿为代表的新一代日本戏曲研究家已经能够正确对待并突破王国维还身受的某些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从而开拓出更广阔的研究领域。这种既尊重前人而又不为所囿的精神，对我们两国的戏曲研究工作者来说，都是十分可贵的。

    归根结底，通过上述王国维与几位著名的日术学者的交往和学术交流可以看出，王国维对日本人研究我国戏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打破传统、重视戏曲研究的精神，给近代日术戏曲研究家以鼓舞。其次是他在戏曲研究中所运用的以考证为主，注重资料的收集、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给日本学者以积极的影响。第三是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日本学者所重视，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开展。青木正儿以后，日本的戏曲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继之而起的著名学者、戏曲研究家吉川辛次郎、波多野太郎等人的研究工作中，仍可以感觉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反之，王国维在我国近代戏曲史学的奠基工作中，也曾得到日本学者多方面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宋元戏曲史》不仅浸透着作者的辛勤汗水，而且闪耀着两国学者友谊的光辉。它的学术价值和它所体现的中日两国学者互相支持、互相勉励的精神，随着时间的流逝，益显珍贵。

    总之，了解王国维与日本戏曲研究家的友好交往和学术交流的情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日本学者研究我国戏曲的历史和特点，从中获得教益。同时，也有力地启迪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与日本乃至其它国家学者的国际交流，互相取长补短，探索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总结和继承这一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注  释：

    （1）见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载《艺文》1927年18卷2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2）见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载《艺文》1927年18卷2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3）见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载《艺文》1927年18卷2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4）原诗载1912年《艺文》3卷11号。
（5）见本田成之《噫，王国维先生》，载《艺文》1927年18卷2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6）见铃木虎雄《追忆王静庵先生》，载《艺文》1927年18卷2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7）原载《艺文》1910年1卷5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8）见铃术虎雄《追忆王静安先生》。载《艺文》1927年18卷2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9）见铃术虎雄《追忆王静安先生》。载《艺文》1927年18卷2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10）见《工国维戏曲论文集》，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11）见铃术虎雄《追忆王静安先生》。载《艺文》1927年18卷2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12）原载《东京支那学报》1963年第9期。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13）见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五章“叙说”。1919年大日本雄辩会版。
（14）见《中国近世戏曲史》“译者叙言”。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
（15）见狩野直喜《忆王静安君》，载《艺文》1927年18卷2号。原文是日文，笔者译。
（16）见《元人杂剧概锐》“译者序”，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17）同（3）“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