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田汉的思想与创作可分为两个时期，后期剧作显示出革命浪漫主义的新特色。文章从思想及艺术两方面论述了田汉现代剧作的革命性、多元性及抒情写意性。

　　关键词　田汉　剧作　革命浪漫主义　抒情

　　田汉的思想与创作，大体可以193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的前期剧作，大多是以反抗封建婚姻、揭露军阀混战的黑暗政治为题材。如《咖啡店之一夜》描写了富商公子李乾卿遗弃咖啡店侍女白秋英的故事。剧本以纯真少女之痴心与富家子之薄情形成鲜明对比，抨击了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剥削阶级的市侩行径，揭露了现实的黑暗。作品指出“穷人的手和阔人的手终是握不牢的”！表现出鲜明的“五四”精神。这部戏剧已初步显露出田汉剧作的浪漫主义特色。接着他又创作了《获虎之夜》、《姊妹》、《名优之死》、《江村小景》、《苏州夜话》、《生的意志》等数部剧作。其中《获虎之夜》被誉为中国早期话剧的优秀代表作品，它奠定了田汉在剧坛的杰出地位。而《名优之死》则是田汉前期的主要代表作，被列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不朽名篇。

　　《获虎之夜》写于1922年，作品描写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黄大傻和魏莲姑本是表兄妹，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进而产生了纯真的爱情，但由于黄家家道中落，一贫如洗，作为富户的魏福生原本亲口许婚，后又反悔，并把女儿许配给了陈家三少爷。黄大傻不舍莲姑，每天晚上到山上探视莲姑窗上灯光，不幸误中魏家猎虎暗下的的抬抢。莲姑执意要护理黄大傻，遭到父亲毒打，黄大傻在绝望中自杀。《获虎之夜》通过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矛盾冲突强烈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抨击等级观念、嫌贫爱富的思想，成功地塑造了莲姑这个温柔、朴实、勇敢而又有胆识的农村少女的典型形象，歌颂了莲姑和黄大傻至死不渝的真挚感情，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压迫、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无论剧本的思想意义还是社会意义都高出当时剧作家同类题材的作品，引起社会较强烈的反响。在艺术上，构思精巧，并善于设置特殊的戏剧情境，渲染强烈的气氛。剧本的重心不在追求殉情的悲剧效果，而是以被歧视的黄大傻沉痛的诉说来揭示传统婚姻摧残人的严酷程度，让人物以动人的抒情语言倾吐心曲，创造出一种情调，形成作品独特的个性：有浓郁的抒情性，有较强的传奇色彩，有鲜明的地方风味，还有一种感伤的情调。剧作以捕虎为线索，组织尖锐冲突，加上“悬置”和“惊奇”技巧的运用，结构严谨匀称，而又波澜起伏。所以洪深说“《获虎之夜》是所选作品中最优秀的一个剧本。在题材的选择，在材料的处理，在个性的描写，在对话，在预期的舞台空气与效果，没有一样不是令人满意的”，从而奠定了戏剧在文学上的地位。

　　《名优之死》是为怀念困顿在南洋孤岛上的顾梦鹤，以死在舞台上的名优刘鸿声为模特儿创作的。剧本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有才华、有骨气的一代名优刘振声的形象，也比较完整地刻画了刘凤仙、杨大爷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刘振声酷爱艺术，德高艺绝，“最讲究戏德、戏味”，他胸怀强烈正义感，不畏强暴，爱才如命，一丝不苟地悉心培养艺徒刘凤仙，而刘凤仙却在阴险毒辣的流氓杨大爷的诱惑下走向堕落。刘振声不肯向摧残艺术的恶势力屈服，最后带病登台，受辱怀恨死在舞台上。从现象上看，是刘振声这个名优死了，从灵魂上说，却是刘凤仙这个本来“色艺双绝”颇有艺术前途的名优死了，他们的死都是黑暗、腐朽的社会造成的，是对罪恶社会的声讨与控诉，是对以杨大爷为代表的封建绅士阶级及反动政权的否定与鞭挞。刘振声朦胧地意识到被压迫者必须组织起来同恶势力抗争。结尾处凤仙的悔恨，记者何景明的出场，艺人左宝奎、萧玉兰的正直都透露出对未来的信心。《名优之死》风格洗练沉郁，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新颖巧妙。全剧三幕，根据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构成戏剧冲突。矛盾的主线是以刘振声和杨大爷为代表的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围绕主线，安排了刘振声和刘凤仙，风仙和芸仙，以及芸仙、萧玉兰、左宝奎和杨大爷的冲突，还有凤仙的内心冲突。副线围绕主线，相辅相成，时起时伏，一环扣一环，步步深入，层层推进，直到最后刘振声含愤死去，达到悲剧高潮。幕落在凤仙伏尸痛哭的场面上，留下余味，发人深思。整剧只有两个场景，一个是戏院里的后台，一个是艺人的卧室，剧作巧妙地将艺术舞台与人生舞台编织在一起，运用戏中有戏，舞台上有舞台的表现形式，穿插了《玉堂春》、《乌龙院》等优秀京戏的动人唱段，既烘托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刻画了人物性格，又使得全剧具有浓郁的艺人生活气息，也使小舞台成为透视大社会的窗口。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人物台词个性化，对话简洁动人，还采用了对比、细节描写等方法，使得人物形象鲜明可信。这一部“以新奇的形式，绚烂的色彩，沉郁磊落的情调进行的戏剧”，以其艺术结构之完整，戏剧冲突之强烈，人物形象之生动，生活气息之浓郁而被列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成功之作。

　　接着，田汉又创作了《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作。《一致》则是他戏剧风格演变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写性格悲剧转向写社会悲剧，开始接触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

　　1930年至解放前夕，是田汉戏剧创作的后期。田汉在1930年3月加入“左联”，一个月后，写了《我们的自己批判》，标志着他在思想上、艺术上的转变要求。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30年代剧坛上十分活跃的剧作家，创作了《午夜饭》、《顾正红之死》、《梅雨》、《月光曲》、《乱钟》、《回春之曲》等20多部剧作。题材分两类：一类写工人跟资本家及反动当局的斗争，一类写抗日救亡运动，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与觉醒。

　　1935年写的《回春之曲》是表现反帝爱国主题的优秀作品，代表了他后期的创作倾向，也是本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剧本。剧作以一群爱国华侨青年归国参加抗日斗争为主线，同时穿插了主人公高维汉和梅娘的爱情故事，成功地塑造了高维汉、梅娘、洪思训、黄碧玉等爱国者的形象，歌颂了他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剧中反映的是重大事件，富有时代精神。全剧洋溢着革命激情，像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进行曲，剧中插入的优美的抒情歌曲又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恋歌，加上高维汉经历的传奇性，剧本对话流畅自然，所以，洪深在剧本序言中给《回春之曲》以高度评价：“第一，田汉先生对时代的感觉，是这样的灵敏；第二，他对于一般不幸的人们，是这样真挚的同情；第三，他对于将来，是这样毫不迟疑地怀着希望。”他还说“要寻觅一部作品，能够概括地反映最近四、五年中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形，并且始终不曾失去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那个‘自信’的……竟不容易再找到第二部！”

　　抗战时期，田汉的创作力特别旺盛。1937年他写了气势磅礴、场面壮阔、人物众多、格调雄浑的大型话剧《芦沟桥》，还写了《最后的胜利》、《再见吧，香港》、《秋声赋》等，改编了大量戏曲剧本，为抗敌救国的戏剧运动作了特殊的贡献。1947年写的话剧《丽人行》，是田汉剧作的一个高峰。《丽人行》通过纱厂女工刘金妹，从事革命工作的李新群，贪图享乐最终觉醒的梁若英这三个身份不同、性格不同、命运不同的女性的不同遭遇的描写，真实反映了敌伪时期上海尖锐而复杂的斗争生活。作家“明批日伪，暗斥美蒋”的胆略，引起了群众的热烈反响。在艺术上，田汉吸取了民族传统戏曲处理场子的手法，打破了话剧的固有程式，把全剧分成四幕二十一场，还吸收了“活报剧”某些特点，创造出一种活泼新颖的形式。剧中三个女性命运交织，三条线索互相依存，三个人的故事又自成首尾，在激烈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塑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典型人物，表现出作者艺术风格的发展与成熟。《丽人行》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中国话剧文学增添了璀灿的一页。

　　田汉后期剧作，一洗前期唯美感伤的抒情色彩，代之以粗犷昂扬的革命呼喊，显示出革命浪漫主义的新特色。与其他剧作家比，他的剧作，不仅数量多，而且配合革命任务也是最为紧密的。在创作方法的探索上，他也为无产阶级戏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田汉的戏剧创作具有十分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现代剧作中，他使用的创作方法是多元驳杂的。他曾受过易卜生、王尔德、莎士比亚、席勒、梅特林克与惠特曼、魏尔伦、爱伦·坡、波特莱尔等西方不同流派的戏剧与诗歌艺术的影响，又广泛接触过日本唯美主义艺术家佐藤春夫、厨川白村、松浦一等。他的处女作《梵峨嶙与蔷薇》被作者标明为“四幕新浪漫主义悲剧”，同期写的《灵光》、《薜亚罗之鬼》等剧也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品。但田汉自己对这三部剧感到不满意。然而田汉并非食洋不化，而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所以他的前期作品的基本倾向是积极浪漫主义，而且它的浪漫主义一开始便同现实主义结合着。他的《咖啡店之一夜》及《获虎之夜》都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表现出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思想上的幻灭，他用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创作了《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等剧作。田汉所以倾心接受唯美主义影响，是因为唯美的美学观契合着他早期的“灵肉调合”（实际上偏重于灵的方面）的民主主义思想。田汉注重吸收唯美主义较积极的一面——“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并把这种唯美主义思想与自己的社会改造思想联系在一起，使他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唯美主义的表现形态。他的感伤主要基于对旧社会的批判与否定，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唯美主义表现形态看到他对于新的、美的理想世界的向往与追求。但在未找到明确出路时写的那些剧作，却容易使人产生迷惘、消沉而看不到出路。1929年写的《名优之死》标志着他的剧作由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他的后期创作，其基本倾向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不仅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明确的理想色彩，而且大部分剧作粗犷激越，充满撼人心魄的激情，鼓动性强，且富有诗意。但有些作品由于对工农不熟悉，人物性格也顾不得精雕细刻，存在着艺术上的粗糙、内容上的概念化等缺点。从总体上来考察，田汉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浪漫主义剧作家，他走过的是一条由积极浪漫主义到革命浪漫主义的道路。

　　田汉剧作最突出的艺术个性莫过于他浓郁的极富诗意的抒情。田汉是以一个风格卓异的抒情诗人开始创作的，抒情诗意贯穿在他前后期的创作中，也是他的剧作艺术魅力所在。

　　他的剧作蕴含着鲜明的主观色彩，重内心感受的抒发，不追求人物、性格的精雕细刻。他用粗犷的笔墨勾勒人物的精神气质，用诗一般的语言揭示人物的内心奥秘，特别是给主人公涂上浓浓的“田汉色彩”，通过主人公来抒发自己丰富复杂的内心感受，来揭示生活本质，来表现自己对生活的情感与态度。从黄大傻、刘振声、高维汉、徐子羽……甚至包括白秋英，包括《乱钟》中最后一个演讲的学生的台词里，我们都可以听到田汉的心声。对他这种以神写形的方法，有人把他比作画家“吴道子”，书法家“米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汉剧作中流浪者这一极富诗意的形象。“田汉体戏剧独特的精神品质和艺术风范，当然最典型地体现在《南归》式的迷人的漂泊之中，体现在《苏州夜话》式的流浪小夜曲当中，其灵魂精髓乃是深藏于田汉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中的波希米亚情结”，“田汉体戏剧的基本风格，演示波希米亚式流浪、漂泊的罗曼司”。这些风流者身上的诗意来自动人心魄的情绪魅力，来自一种不安于平淡刻板的生活，而追求充满幻想与新鲜、充满感情的撞击、充满生命的新奇体验的浪漫生活。这种“不安于”与“追求”的潜沉意识是对黑暗社会的反抗，对爱与美的渴望与追求。田汉剧作中流浪儿黄大傻、流浪画家刘叔康、流浪诗人辛先生都有着或凄清、或哀婉、或沉郁的深深打动人心的抒情，再配上富有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的创造，确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艺术感染力。

　　田汉还有一种特殊的抒情方法，即把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起来，在象征中抒情。《南归》中的辛先生、春姑娘、春姑娘的母亲、青年农夫李正明，四个人大体上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追求，春姑娘与辛先生之间同中有异，他们的追求都是美的，善的，但都没有如愿以偿。整个剧作在如诗如画中弥漫着如幻如梦的感伤，人们在品味其象征意蕴时，也不难体味出社会黑暗。像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古潭的声音》、《生的意志》、《一致》等。

　　为人所称道的还有田汉剧作的传奇性。

　　《获虎之夜》中魏福生安设的打虎抬枪打中的不是老虎，而是女儿的情人、自己的内侄，《回春之曲》中高维汉的弹震症及记性的突然恢复，《苏州夜话》中刘叔康与失散十三年的女儿的重逢，《江村小景》中互相残杀的竟是不知情的亲兄弟，《名优之死》中的“名优”出人意外的悲壮的“死”与《颤栗》中私生子把刀举向自己的母亲，后面才知道杀的是睡在母亲身旁的狗……都寓戏剧冲突于瑰丽的传奇色彩之中，增强了批判现实的悲剧力量。

　　田汉从小便接受了中国传统戏曲与民间艺术的熏陶。日本留学六年，他博采众长，打下了深厚的艺术基础。他毕生都在寻求中西戏剧审美的精神契合，把中国戏曲特有的抒情写意性化人到话剧中，吸取欧洲话剧与音乐紧密结合的优点，让人物语言诗化，使剧作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他又选择了与中国古典戏曲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莎士比亚的“逐叙式”的戏剧结构，感悟莎剧与中国戏曲所共有的传奇特点，巧妙而自如地运用传奇事件，造成波澜起伏、跳跃跌宕的情势以推动情节发展。语言的抒情性、情节的传奇性、结构的戏曲化与形式的多样性，既是田汉剧作艺术的基本特色，也是他剧作民族化的特有风格。这种风格符合受中国文学、戏曲薰陶而形成的重形象故事的中国观众的戏剧审美心理，为戏剧民族化开了新路。

　　“田汉，欧阳予倩，洪深横跨在戏曲与话剧之上，做了沟通与联合中西两大戏剧潮流的桥梁。田汉本人则在这种沟通与联合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他所特有的中国式、田汉式的带有浓厚抒情写意性的浪漫主义风格与韵味。”“学问上是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创作上是剧影诗文，无不涉猎；交游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这就是田汉，这就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戏剧史上占着独特地位、放着异彩的‘田老大’。”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师专副教授　邮编　43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