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田汉戏剧的唯美倾向研究
Aesthetic Tendencies Study of Tian Han’s Theater
作者姓名：杨宗蓉
专业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方向：鲁迅研究
指导教师：刘中树 教授
学位类别：文学博士
培养单位：文学院
论文答辩日期：2010年6月6日
授予学位日期： 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朱德发 教授
论文评阅人：氶范今 教授 陈晓明 教授
程光伟 教授 刘勇 教授
张未民 教授
内容提要
田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剧作家和诗人，他一生都在追求唯美的理想。他的心路历程，如一条小溪经过清澈欢畅阶段，进入激流澎湃、泥沙俱下、力挽狂澜的江河，再到温柔深厚、容纳百川的大海这样三个阶段。而这个历程恰好就是田汉创作所体现的年轻时代的单纯、灵气到革命时代的激情再到建国以来他一览众山小之后云淡风轻这样一种唯美特征，尤其是二十年代他的唯美风格最为明显。而支撑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他爱国主义激情和人道主义的人格坚持，这个轴心决定了他各个阶段唯美风格的丰富多彩。
本论文的研究宗旨，是全面梳理、分析、阐释田汉整个创作生涯所体现出的唯美特征，主要是其作品所涵盖的思想和审美价值。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叙事学的手法、历时性手段和文学的整体观，从唯美主义的角度，整体关照他几十年的创作，也通过作品的个案研究，做到点面结合，形成一种网络结构，使论文表现全面，论述更有说服力。对田汉几十年的戏剧、诗歌、译著、日记等进行深入分析，并兼及他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坚持来体现田汉对唯美理想的不懈追求，剖析他各个阶段所体现的唯美诉求。
绪论部分剖析唯美主义这一流派在西方、日本和中国的不同特征，尤其是发展到田汉这里表现的与西方和日本乃至中国其他唯美主义作家所迥异的一隅，即偏重现实哲学的唯美主义。第一章写田汉从二十年代起确立的唯艺术和爱情至上的美的叙事，富有浓郁的浪漫色彩，是一种至爱至美的诗意世界；第二章写田汉在题材的内转之后将唯艺术和唯爱情至上熔进了革命环境的叙事，具有大气蓬勃的气势；第三章写他对生活之美的叙述和对唯美主义这种生活方式的回归和坚持。结语部分给田汉作了历史定位，确定他是一个伟大的唯美爱国艺术家。
绪 论
一、选题缘由
唯美主义，广义上包括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原则。文学思潮的唯美主义是指唯美主义（Aestheticism）运动，是十九世纪后期在欧洲兴起的一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文学创作原则的唯美主义，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是指创作过程中作家所刻意追求文艺审美性的一种创作要求，它主要表现为注重语言精练、形式精美及对于真善美和道德情感的不懈追求与回味，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其形式的凝练性与内容的幻美性、超阶级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有文学产生，便就有了唯美这种追求。
法国的戈蒂耶最早提出“唯美主义”这一概念，到1840年代影响到英国兴起唯美主义运动，并于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掀起两次高潮。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英国作家王尔德。唯美主义运动的理想是对美的崇拜，主张艺术的目的仅在于艺术自身，反对一切功利主义。指出：“艺术不应服务于任何目的，包括不应表现任何思想；反对一切把艺术看成说教品或改革工具的理论。”唯美主义的始祖、法国的戈蒂耶认为享乐就是生活的目的，是世界上唯一有用处的东西。他反对一切功利主义，认为“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体现了某种需要。”为此，他主张一切精神层面的陶冶与享乐，包括诗歌、鲜花、美酒、骏马和女人的软香温玉，因此他笔下的唯美是广义的，有为艺术而艺术，极力赞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纯艺术而批判今不如古的演员戏剧家和批评家们；也有颓废的官能刺激和对抗政治的主张，比如他蔑视一切说教先生、记者、报纸和制定法律宪章以及战争等野蛮行为，正如没有人会喜欢法国共和党的首领卡罗尔，相反，会有人疯狂地喜欢莫扎特一样。在法国唯美主义影响下，加上英国本身的艺术大师罗斯金、佩特、罗塞蒂、惠斯勒以及所罗门、莫里斯、史文朋的影响下，英国也同样孕育出了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他也高唱“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的主张，成了唯美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者和广告者，决心要做一个艺术的“辩护士”，他说：“艺术与其说是感官专制下的逃避，还不如说是灵魂专制下的逃避。但是只有崇拜艺术，把她看得至高无上，艺术才显示出自己的真正财富。”他还在《谎言的衰朽》里，以克里尔与维维安二人的双簧，揭示出自然与理性的差异，在克里尔看来，自然和思想是值得赞赏的，主张享乐；而维维安则赞赏理性和科学建筑，主张将艺术家气质与科学精神最卓越的结合。认为自然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并且“作为一种方法，现实主义是一种完全的失败。每一个艺术家应该避免的两件事是形式的现代性和题材的现代性”、“生活比现实主义跑得快，但是浪漫主义却总是在生活的前头”、“学艺术的真正学校不是生活而是艺术”、“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最好的、唯一的学生”、“艺术除了表现自己以外从不表现任何东西”、“一切坏的艺术都是返归生活和自然造成的，并且是将生活和自然上升为理想的结果。生活和自然有时候可以用作艺术的部分素材，但是在它们对艺术有任何真正用处之前，它们必须被转换为艺术的常规。艺术一旦放弃它的想象媒介，也就放弃了一切。”并且，王尔德也宣扬唯美主义下的纯粹自我中心主义，他认为：“在每一件美好的事物背后，都存在着个人；不是时代造就了人，而是人创造了时代。”、“对于任何真正的解释来说，个性都是绝对的要素。”为此他很反对艺术批评家这个角色，认为希腊人是没有艺术批评家的。因此“我们必须到艺术中去寻求一切”、“批评比创造更富于创造性，最高层次的批评是在艺术作品中揭示艺术家所不曾道出的东西”。“文学中的最大愉快，就是使不存在的得到实现。”而且“写戏著书的时候，我只考虑文学——也就是说，我全神贯注在艺术上。我的目的既不是行善，也不是作恶，而是要创造出具有美的品格的东西。”波德莱尔也公然宣称诗歌艺术与训诫教化毫不相干。德国哲学家尼采曾提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
随后所影响发展的唯美主义生长出来的枝繁叶茂，则是丰富多彩、各有自己侧重的主张。在 20 世纪初影响到日本，日本便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唯美主义作家群体，代表作家如永井和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日本将“耽美主义”词条解释为：“思想上，认为‘美’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并完全依此来决定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无视道德上的善恶。创作上，奉行这一主张的艺术家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又称唯美主义。”因此，唯美主义与艺术至上主义非常接近。而且，由于作家的个性不同，其作品的倾向也各不相同。日本的谷崎润一郎倾向唯美－官能主义，透过女性的官能美展现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因为谷崎润一郎的“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影响，田汉写了电影剧本《湖边春梦》；永井和风则偏重于唯美—享乐主义的叙述，主要展示缠绵悱恻的江户情调和妓馆的色情趣味；而佐藤春夫则擅长用唯美的笔调展现忧郁和知性倦怠之美。这个阶段正是田汉留日期间，因而田汉受西方和日本的唯美主义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了。田汉于1916年至1921年期间留学日本，大量阅读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深受其唯美思想的影响。同时在日本广泛阅读了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唯美主义文学著作。在他的文学视野里融合着西方王尔德、戈蒂耶、佩特等的唯美主义思想和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官能和肉欲至上的唯美主义思想，田汉既接受了西方唯美主义中人本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人生哲学，关注现实人生，同时又接受了谷崎润一郎的感伤的表皮式的感官享乐的一面，从而形成他早期作品唯美、感伤、颓废的感情基调。在西方的唯美主义其各自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戈蒂耶倾向唯美－享乐主义，佩特倾向唯美－快乐主义，波德莱尔倾向唯美－颓废主义或唯美－悲观主义，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家、戏剧家田汉却倾向于唯美－理想主义。
正如解志熙在《美的偏至》里说田汉在很大程度上“误用”了唯美－颓废主义一样，我在这里也“误用”一下“唯美”这一概念。“唯美”是相对“现实”而言的，“现实”在本文的界定里是指阶级矛盾、政治斗争和物质生活等人生哲学；“唯美”则是纯艺术、纯理想的诗化的乌托邦世界，是人的精神家园和栖身之地，具有某种纯粹的特征。解志熙认为，田汉二十年代近十年的作品虽然受唯美－颓废主义的影响，但他又力图通过文艺活动来达到“个性之完成”和“社会之改造”的目的，以建设理想的“少年中国”社会和“灵肉一致”的理想人生。这就使得田汉虽然“几乎走上”而又始终碍难走上唯美－颓废之路。这就决定了田汉的唯美观与其他作家的唯美观的差异。也正因为这样，在田汉的骨子里，始终渗透着一种复杂的为艺术而艺术、人生艺术化以及关注现实人生的唯美思想。本文试图通过田汉其人其作的剥离和分析，梳理出田汉复杂的唯美情怀，他一方面唯真艺术和真爱情的细腻美，另一方面唯革命磅礴的激情美；他用他的热情书写着现代人们的生活和斗争，用勇气冲撞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他一生的创作和文艺活动中，他就像打太极拳似的，忽而唯美遁入诗化的境界，忽而唯现实人生展示痛苦的战争灾难；忽而歌唱艺术与真爱，忽而怀疑爱与艺术的永恒。但其核心纽带便是集爱情至上、艺术至上的唯美观，给生活以艺术化，这个核心支撑着他一生的生活和创作。在中国，他率先将西方和日本的唯美-颓废主义同现实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赋予文学以审美和思想内容的完美特征。从而使唯美主义中国化、田汉化，使中国的唯美主义明显地有别于西方和日本的唯美-颓废主义，唯美-享乐主义，唯美-官能主义，可以说，田汉所坚持的唯美主义是唯美-乐观主义或者说是唯美-理想主义。
田汉同中国现代大多数作家如周作人、朱自清一样，是一个“理想的写实主义”者，而他的理想和信念就注定了他唯美情怀的始终。但田汉的唯美情怀又和西方及日本乃至中国的一些唯美作家不一样，在他这里，个人的因素少，大众的题材多，因此具有大气磅礴的气概。而其他的唯美主义者更多地倾向于个人主义的书写，比如法兰西诗人魏尔伦就被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而唯美主义代表作家王尔德也同样被称为“自我主义者”。田汉脱去了唯美主义个人的颓废和享乐外壳，唯独发展了乐观的一面，即使面对灾难深重、千疮百孔的中国，面对年轻丧偶丧父的沉痛打击，他也是咬咬牙，怀揣妻子易漱瑜和对之影响深远的舅父的遗愿勇敢地耕耘着夫妻二人未尽的文艺事业。在生活上，他履行着“一诚可以救万恶”的生活哲学，在艺术上，则崇尚“为艺术而艺术”，力图给人生以艺术的美的享受。
而关于日本官能的唯美主义和西方的颓废的唯美主义的区别，解志熙说得很对：“如何对待女人是区分重精神情趣享乐的唯美主义者和重感官快乐的唯美主义者的一个‘试金石’。”前者在西方以佩特为代表，影响到中国，如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和梁遇春这一脉，崇尚清谈高雅的唯美写作；而后者以日本的永井和风、谷崎润一郎为代表，影响到中国有邵洵美、章克标和滕固，他们张着唯美派的旗帜，过着唯美派的生活，带有享乐派的意味，唯美、唯我、唯感官之乐三位一体，尤其是邵洵美，可以说他是中国率先将美感降低为官能快感的第一人，第一个打破了诗歌中“不及下体”的戒律，他的代表作如《我们的皇后》、《死了有甚安逸》、《蛇》等诗歌歌颂了女人的各个器官和部位都无不充斥着对男人的官能刺激，不但“净罪界中没有不好色的圣人”，甚至丑妇也是他笔下的精灵，“与其与死了的美女去亲吻，不如和活着的丑妇推送烂舌”，整个都充满了赤裸裸的声色热情和本能宣泄。因为在他看来，人生只是短暂的寄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决不使你有一秒钟的逗留，那么眼前有的快乐，自当尽量去享受”这是对王尔德一派享乐与肉感官能的唯美主义的继承与机械地模仿，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低级趣味。正如威廉·冈特在《美的历险》中评价当时他们所理解的异域法国所引进的唯美主义的感受时所说“艺术居然可以和道德准则对立，居然可以毫无理由地脱离道德准则，这似乎是彻头彻尾的无法无天——因为感官的感受与耽迷感官的放纵之间只有危险的毫厘之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英国对法国引入的唯美主义之后自己变异出的官能特征的一脉。西方的唯美主义有一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反叛特性，日本的唯美主义则很少有愤世嫉俗、反抗现实的特征，而偏重于凄凄惨惨的哀伤与声色的颓废。谷崎润一郎在自传体小说《金色之死》中说“艺术就是性欲的发现，所谓艺术的快感，就是生理的官能的快感”、“最美的东西是人的肉体”。而田汉经过了反复咀嚼、回味和反思，杂糅了西方和日本谷崎润一郎等的唯美主义之后，形成了他独特的理想主义唯美观。他坚守了古典的含蓄，脱去了“现代”的颓荡和“声色的热情”，也与周作人、朱自清和俞平伯等的刹那主义唯美观所支配的生命意志探寻有所不同，可以说他是西方唯美主义的另一种变体，其精义在于既继承了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将艺术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宗旨，将爱情与艺术并提，共同构成美的元素和主题，又对现实人生给予了批判和质疑，并密切地关注着人们的命运，是一种丰富而含蓄的唯美观，一种纯粹的艺术观和一种理想与完美的人生态度的最佳结合体。田汉热衷古诗文的创作，也是一种理想的唯美叙述，他的诗歌几乎全是正义之歌，爱国之颂，但诗味浓郁。正如波德莱尔在《再论埃德加·坡》里所强调的一样：“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对人类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也正印证了一句古谚：“生也有涯而艺也无涯”。
一言以蔽之，唯美主义崇尚的是一切非功利非道德的美的享受与刺激，与当时的社会崇拜功利和道德训诫等相反，是一种追求艺术审美境界的叛逆之美。乃至唯美主义的精美、考究，几乎深入唯美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因此唯美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超然静穆和纯粹专注的审美态度，抑或是一种崇尚审美化人生的态度，致力于审美化生活方式的思想主张。如厦门大学教授丁涛所言：“持有唯美主义论的人力图摒弃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实用的、功利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代之以审美的态度与审美的方式。……一言以蔽之，Aestheticism 所标举的是以追求‘诗意——审美的人生’为自己的最高生活目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生活中，是以追求审美价值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他们认为，在社会上的一切价值中，审美价值远远高出于道德的、政治的、实用的价值，没有一种价值能望其项背，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审美。”，根据这一观点我们推出另一个观点，唯美主义的极致就是生活的艺术化、审美的世俗化，一切都美了，世界便没有了丑陋和罪恶。
二、研究综述
田汉是个富有才气的作家，一生著述颇多，文章所涉猎的领域广泛。留给后人的共有话剧63部，戏曲27部，歌剧2部，电影12部，新诗、歌词、旧体诗共2000 余首，此外还撰写了小说、散文及文论共700余篇。对他的成果收录较全的是2000年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全集》，一共二十卷，包括话剧6卷，戏曲3卷，电影1卷，诗词2卷，小说、散文1卷，文论5卷，译著1卷，书信日记1卷。早在二十年代初，田汉就已蜚声文坛，成为一位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他和郭沫若、宗白华三人以《三叶集》为名出版了他们青年时期的通信集，以他们的新锐观点和才气为人们所注目。他早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期望旧中国的新生。他曾经为张闻天等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写过序言，他是莎士比亚作品的最早译者之一。五四时期，他在文学道路上是一个坚决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又广泛吸收了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想。他一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和坎坷。他从日本留学归来，身无分文而致力于戏剧运动，自己编印刊物《南国月刊》，自己筹划演出，睡地铺，吃大锅饭，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从事筚路蓝缕的戏剧开创工作。他以炽热的事业精神吸引了一大批艺术家和有为青年，在艰难困苦之中建立了南国社和南国艺术学院，开展了南国艺术运动，影响很大。我们将田汉还原到中国现当代的时代背景，把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天才放进各个时间段去分析，结合他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变化的过程，看他在青年时期如清澈明净的溪流般的欢畅悦耳的唯美之作，是唯爱情唯艺术的单纯之美；又阅读他在国难当头如江河澎湃的摇旗呐喊，是革命激流下的激情之美；最后当他坐稳了戏剧界的“小皇帝”一览众山小的时候，我们看他是怎样地为艺术而还原其艺术，将毕生追求的唯美融入到南山之下，追求天伦之乐和琐碎的生活点滴之美。他浪漫的性格，和对政治温婉的判断，使他在疯狂的政治运动中陷入了绝境，被审问得答非所问，命赴黄泉。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田汉的思想转变，前后期有所不同，他的艺术风格变化是一方面，人格变化的艰难历程也很有关联。可以说田汉前期是爱情和艺术至上的歌唱者，中期则表现为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斗士，而后期则是一位尝尽人间繁华、洗尽铅华、云淡风轻的沉思者和生活者。但纵观他的一生，则一直饱含着以积极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激情为基础的唯美深情。从1930年《我们的自己批判》和1932年他入党这一质的转变，从左翼剧联时期，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作品始终贯穿着时代的气息，但却和早期一脉相承地承继着丰富的审美内涵和爱与美的主题。田汉是性情中人，交友广泛，善于发现人才，为文艺工作争取有利的因素，这也是他性格豪爽、坦荡忠诚的体现。周恩来曾在文艺界领导干部的会议上说：“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这一点，你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如他。”田汉发现和帮助人才已传为佳话，他发现了陈凝秋、郑君里和金焰，而当年普通的学生金德麟（即金焰）后来成了影帝，青年学者戴不凡由于批评田汉的作品而受到重用。同样，他发现音乐界人士聂耳、任光、冼星海和张曙，以致于有人说田汉是新音乐的保姆。但田汉的思想和他的遭遇又无不呈现出矛盾和复杂的一面，田汉的矛盾在厦门大学教授丁涛的笔下总结为：“有着‘湖南牛’美誉的铮铮铁汉的田汉与多愁善感的、悒郁的、哭诉着的田汉；豪放粗犷的田汉与多情敏感的田汉；‘独立癖’的个人奋斗者与朋友满天下的梨园老大；成功的组织家、领导者与孤独的漂泊者；充满着英雄主义精神的百折不绕的实干家与耽于幻想的梦想家。其实很简单，一言以蔽之，田汉以革命的心怀与革命的精神从事着美的艺术的建设。”因此田汉的戏剧艺术变化是一个方面，在他背后他人格坚持的艰难历程也是另一个方面。
在戏剧运动和政治生活中，有人指出田汉不大讲究策略和效果，正如当时国民党刊物《文艺月刊》主编王平陵对马彦祥评述田汉所说的那样：“老大（田汉）这人，朋友们都了解的。他是个艺术家，不是搞政治的，他也不会搞政治（意思是他不懂得搞政治），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的。”王平陵作为国民党的人士他所认为的田汉是否懂得搞政治这一方面正体现了很复杂的政治环境，但另一方面也的确道出了田汉在政治面前的生疏和浅显，也反映出田汉的慷慨正义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我们知道，懂政治而从政的是政治家，为了政治而政治的最多只能算作政客，而田汉这两者都不是，他只是一名拥有赤诚之心的美的创造者。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这样一位生动具体的历史人物和独特而血肉丰满的田汉性格。他五四时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为话剧的引入和成熟作了很大的贡献，数十年来，他和各种恶势力始终不渝的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三十年代为左翼剧联的贡献，编写大量的话剧、歌剧、革命歌曲和电影剧本；抗日战争时期从事抗战戏曲工作，编演了不少历史题材的戏曲；直到建国后，仍笔耕不辍，写了《关汉卿》、《文成公主》、《白蛇传》、《谢瑶环》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田汉和大多数五四时期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学贯中西，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外国文化的熏陶和教养。正如他在《难中自述》中所言：“不但是沙俄时代那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是托尔斯泰的影响。还有日本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影响。厨川白村的那一套精神分析和松浦一的唯心主义，也分别给了我影响。我常常是兼收并蓄，东偏西倒。虽则也涉猎过一些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但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也还在幼稚阶段，还在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创作方法，对我的影响远不及前面那些人来得具体。回国之后虽则还是彷徨摸索，但因国内文艺界各团体间正展开激烈争论，我没有怎么参加理论斗争，但从鲁迅的许多战斗性和指导性很强的文章还是得到一些教育。”田汉可以说在政治上是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在个人和性情方面还秉承他早期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唯美风格。他最推崇的是美国伟大诗人惠特曼，又喜欢波特莱尔、爱伦·坡，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和日本的唯美派以及象征主义作家美特林克、霍普特曼，总之他不先入为主，不带任何偏见博采众家之长，为自己所追寻的文艺事业所用。在一些列的准备之后，开始了戏剧这一条既是职业又是理想的艺术职业化生涯。
但是，田汉在中国八十年代之前话剧研究史上的位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对他在文革中的冤案，研究者们一直讳莫如深，置若罔闻，没有客观公正地评论。我们从中学课本里学了曹禺的《雷雨》，也学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我们熟悉胡适先生的剧本《终身大事》，文学史里也讲过丁西林的《一只马蜂》，而对于田汉的作品却知之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1979年对田汉的平反昭雪，到了八十年代，话剧的研究逐渐得到了重视，对田汉的研究也随之出现了应有的爆发和高度，研究视角进一步得到拓展，越来越接近于研究对象的本质，力图还原田汉的本来面目并对他的作品做多方面的阐释和解读，使田汉研究这一门类日益丰富起来。尤其是高校里面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不乏多人进行了各个侧面的研读。最有成就的诸如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这两个田汉研究的重镇，对田汉的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果辈出。南京大学有著名的戏剧家陈白尘指导戏剧研究，也有董健这样的田汉研究专家，还有一批田汉戏剧研究的高足；厦门大学也奋起直追，有谭霈生引领的戏剧博士点近几年也成绩斐然，尤其是中国现代戏剧家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丁涛关于曹禺、田汉、郭沫若的重读研究。可以说田汉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可喜的局面。
历年来对于田汉研究的成果，我将归纳成几个方面：
1、对田汉早期创作的认识，主要偏重于唯美和感伤两个截然相反的评论。
对田汉二十年代的创作，评论家大致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有的研究专家过高地估计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对田汉创作的影响。认为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等作品，大多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从而否定田汉早期作品的历史意义。而另一个观点则肯定田汉早期的唯美主义创作，这基本上是八十年代之后的研究呈现的新局面。
1926年，尹孚在《洪水》第一卷九号上发表的《评田汉君的莎译〈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文，开启了田汉研究的滥觞。1928年，向培良发表《教训与感伤》一文，从戏剧是人类精神表现的纯艺术角度，提出田汉戏剧的两个特点：教训与感伤。他评论了田汉的五个剧本，认为《午饭之前》是一篇“装进了许多笨拙教训的笨拙作品”，《获虎之夜》则“完全是浅薄底趣味的作品”，《落花时节》依然“毫无生命”，唯有《咖啡店之一夜》代表了田汉的最高成就，表现了人生无聊的教训和浅薄的感伤。并且第一次提出了田汉创作中“时代的影响”这一命题，之后几十年的研究一直都不同程度地要去涉猎这一话题，虽然是早期的纯唯美的叙述，但依然没有脱离时代的窠臼。这也是田汉唯美主义的根本特点，即偏重于现实的唯美。
1953 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田汉戏剧创作和戏剧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单就剧本的创作说，成绩最丰富而贡献也最大的是田汉。”第一次提出田汉早期剧作除了有反封建的社会内容外，还具有诗意的词句和美丽的形式。可以说是对田汉剧作审美价值的最早的肯定。
1956 年刘绶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则对田汉早期创作的伤感和颓废加以了批评。将《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早期剧作风格一概笼统地都斥之为“感伤”和“颓废”。
陈瘦竹的《田汉的话剧创作》，1961 年出版，是第一部全面分析和研究田汉的著作。但同时也是左的政治环境下的一部社会批评著作。分别从思想和艺术上对田汉的话剧给以了评价。对田汉的唯美主义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所有的风格，田汉的感伤主义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开篇写到：“我们应该承认，他的浪漫主义在基本上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但也认为早期的：“《古潭的声音》、《颤栗》、《生之意志》和《南归》描写了所谓‘灵肉之争’以及人生无常等主题。这些剧作虽然也曲折地反映了黑暗现实，但他的感伤主义却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且已经走到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边缘。我们从这里很清楚地看到，在他的浪漫主义之中，除积极的因素外，还夹杂着消极的成分，而且这正是他的思想矛盾的表现。”对《咖啡店之一夜》白秋英的借酒浇愁的结尾陈瘦竹先生也不满意，认为“这种感伤主义显然是有损于主题的积极性的。”陈瘦竹对田汉在三十年代初期至抗日战争爆发这阶段的剧作给了很高的评价，肯定积极参加到斗争中去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对《关汉卿》也给予高度评价，但也否定大家送别关汉卿和朱帘秀时的感伤意味。相反对审美相对较弱的革命剧作以及六十年代为党领导下的军民的冲天干劲唱赞歌、以大跃进式的想象幻化出二十年后的理想图景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给以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但对后期作品中残留的浪漫主义色彩也给以了批评。同时，陈瘦竹先生也对田汉的话剧从艺术上给以了总结：浓烈的抒情性、丰富的戏剧性、描写的生动性和形式的多样性。
丁涛著《戏剧三人行——重读曹禺、田汉、郭沫若》，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本书分为三编，上编为悬浮在天与地间的苦闷孤独者——“曹禺现象”之谜探幽；中编为一位唱着犹豫的歌的唯美的游吟诗人——走进田汉早期戏剧创作世界；下编为政治主题与神性激情自我崇拜的二重奏——重读郭沫若的历史剧。她提出田汉的一生“既辉煌又悲惨，既幸运又不幸”。这本专著着重研究了被划分为“田汉早期创作阶段”的田汉二十年代的作品给予了分析，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全面仔细地品读了田汉早期的十余个剧本。她引用美籍华人评论家斯坦丁·董的结论认为：“没有一个现代中国戏剧家在二十年代享有比田汉更高的声誉了。”正因为有了早期创作这个概念，因而才有了轰动一时的田汉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和“转向”这一历史上的“奇观”和“不解之谜”。同时，通过分析田汉早期的文艺思想，作者得出田汉早期的唯美主义文艺观是一种“民众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可以说，这部著作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研究田汉的最杰出、最前沿、观点也最新锐的著作。
2、对田汉的创作做时代的分区进行划分和研究
最先对田汉的创作加以时代划分的是钱杏邨，在1930年《南国周刊》第16期上发表的《关于南国的戏剧》，将20年代田汉的戏剧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加以评论：艺术至上精神时期（以《梵娥璘与蔷薇》开始到《湖上的悲剧》结束）；以社会问题做中心题材的时期（以《垃圾桶》、《颤栗》、《火之跳舞》为例）；由狭隘的民族意识到无产阶级转变的时期（以《黄花岗》、《林冲》和《一致》为例）。这样的时间段划分形成了后来各种的《田汉传》、《田汉评传》的编年体和传记体式的研究一隅。
1957年，李诃发表了田汉研究领域里的第一篇长篇论文《田汉前期的话剧创作》，对田汉1919年至1938年的作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将田汉前20年的作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将田汉前20年的话剧创作分为三个时期进行分析，根据作品实际指出了三个时期思想倾向和创作方法的差别：自由职业时期的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感伤情调，确立了浪漫主义倾向”；南国时期“摆脱了感伤情调，倾向于现实主义”；1930年以后则“获得了党的领导，建立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创作紧密地配合了政治斗争”。
1961年，陈瘦竹著的《田汉的话剧创作》，将田汉话剧创作分作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加以论述：前期是从《梵娥璘与蔷薇》到大革命失败；中期是三十年代转向到1949年；解放后是晚期。认为前期的作品消极苦闷、颓废感伤，缺乏社会意义；中期转为革命的浪漫主义；晚期达到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高度。
1984年何寅泰、李达三共同创作的《田汉评传》，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田汉的第一部传记，将田汉一生按分成了八个时间段，即：童年和少年时代；东渡日本，“南国”艺术运动，在左翼的文化战线上，在抗日烽火中，为民主运动而战，为新中国奋斗，“暴雨飙风总不移”这样既独立又有深刻内在逻辑关系的八个人生阶段，脉络清晰，史实明确。这部对田汉的生活、思想、工作全面记录的《田汉评传》起了填补田传记空白的作用。
董健《田汉传》，1996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之一。按田汉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风格等将田汉一生总结为八个阶段，即：山乡童年，在长沙的日子，访学东瀛，“南国”时代，“转向”之后，抗战洪波曲，忧国泪，从兴奋到困惑，走向灾难的深渊。这样相互独立又相互递进的人生历程和文艺历程。洋洋洒洒，长达六十五万言，有田汉客观的人生经历，也是董健眼里的田汉形象，带有著者的偏好，如屡次提到田汉的“不懂政治”以及田汉在极左政治之下的一些精神扭曲行为称之为“假田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替田汉讳，可以说是最富有感悟式特征的田汉传记。
何周侯健编著的《田汉》，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出版，是属于中外名人传记的故事丛书系之中国文学家系列。编著者抓住了田汉不同阶段的特征和代表性作品如《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代表事件如创办南国社和《我们的自己批判》的发表，以及对之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贤母易克勤等等进行分别的介绍和论述，内容翔实，重点突出。
中国田汉研究会副秘书长刘平先生所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的《戏剧魂——田汉评传》，称田汉是“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一代文化巨人”。以翔实的数字总结了田汉在各种体裁上的成果，认为田汉为人光明磊落，多才多艺，而又热情奔放，一生写下了贯彻反帝反封建、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多种体裁的作品。本书对田汉一生的生活经历、创作、创作思想以及在文艺运动方面的活动、作用等，都给予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与论述。尤其是对田汉一生中的几个难点问题，如被捕、南京演戏、与鲁迅的关系等也进行了详尽的、有说服力的论述，写出了田汉的复杂性格和创作上的丰富性。具有很强的史识和充分的可读性。
田本相、吴戈、宋宝珍著：《田汉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既有田汉客观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历程，又包括著者们恰当的评述，可以说，是一部“评”、“传”俱佳的作品。第一次提出了田汉戏剧创作“诗化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征。并通过《梵娥璘与蔷薇》、《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关汉卿》和《谢瑶环》这些代表性的作品层层递进地推进“诗化现实主义”的演进过程。同时也对田汉在三十年代对徐悲鸿画马、《雷雨》的创作以及对梅兰芳的京剧演出等的批评给以了客观的评论，认为这些批评，既不中肯，又不深刻，更不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是把某种脱离作品实际的批评标准与尺度”来衡量他人的创作，是“批评眼光与审美判断力的丧失”。
张耀杰著《影剧之王田汉—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本书的新意在于把人物传记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深刻展现田汉的浪漫主义美学观。用诗歌“浪迹江湖招忠魂，爱国爱戏效忠心，国家至上谱国歌，唯美浪漫铸冤魂”一诗概括田汉的一生写照。全书把田汉放在中国上半叶的时代时代背景下，将田汉一生的作品和历史际遇、动荡变迁、家庭情爱以及复杂多变的生活实际、精神面貌和人性内涵杂糅一起，展示了一个全面而生动的影剧之王的立体形象。这部专著具有作品与作家内心脉络清晰、文情并茂、完备可鉴的特征，通过田汉的文艺观和人生观的内在脉络的描述，认为田汉所秉持的是一种以灵肉调和的至上艺术和至上情爱为救国救民、救苦救难的绝对天理和最佳手段的既要天理又要人欲、既要爱国又要唯美的实用主义浪漫文艺观。这部著作遵循了传记的路线，以时间顺序一一分析了田汉的作品、戏剧运动乃至婚姻生活。其间不乏珍贵的史料，是一部集文采与史实于一体的田汉研究专著。
3、对南国社的研究
在二三十年代，最早对南国社研究的是钱杏邨写于1930年的《关于南国的戏剧》，之后有王平陵1933年发表在《矛盾》杂志上的《南国社的昨日与今日》，高度赞扬了田汉领导的一批文化青年进行穷干、苦干而发展起来的南国社，并认为田汉这样有才华的青年“转向”为某一政治服务实在是“非常可惜非常可叹之事！”。王平陵是国民党的官员，所以对于田汉的“左转”为共产党服务他是有他的遗憾的。
徐志摩的《南国的精神》极为准确地展示了南国的实质：“从苦闷见欢畅，从琐碎见一致，从穷困见精神。——南国，健全的、一群黑面黧黑衣着不整的朋友；一方仅容转侧的舞台，三五个叱嗟立办的独幕剧——南国的独立性是不可错误的；天边的雁叫，海波平处的兢霞，幽谷里一泓清浅的灵泉，一个流浪人思慕的歌吟；他手指下震颤的弦索，仙人掌上俄然擎出的奇葩——南国的情调是诗的情调，南国的音容是诗的音容。”
方全林主编，邹平著《田汉：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5月第1版，是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的丛书系列之一。讲述了田汉一生在上海的几个时段的戏剧运动和创作活动。1916年，田汉随舅父易梅园东渡日本，途经上海；1919年的夏天回国探亲度暑假，途经上海，在舅父易梅园处待了一个暑假并在回日本时一同带走了易漱瑜；1922年秋，留日六年的海归田汉，接受了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的编辑工作，携怀孕的妻子易漱瑜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406住下，开始了在上海的正式生活。自此他们编书、译书、自己编印《南国》半月刊等等直到1924年末易漱瑜病重回湖南长沙暂且终止在上海的艺术活动；1925年夏，田汉同三弟田洪、友人叶鼎洛又再次回到上海，在《醒狮》周报附刊他的《南国特刊》，并先后去了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大夏大学任教，结识了洪深、周信芳、高百岁、欧阳予倩、唐槐秋等朋友，并和唐槐秋在1926年夏天成立南国电影剧社，在那里旅行了一次“银色的梦”；梦破碎之后又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等等在上海的活动与创作，资料翔实，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足可参详的材料和史实，尤其对田汉在上海南国近十年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活动给以了深刻的研究。
田汉研究界对南国社研究的还有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的学生胡静，他的《南国社论》对这场影响中国戏剧界和艺术界的南国戏剧运动的性质、历程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的专项研究。从南国艺术运动历程和南国艺术精神两方面展开论述，得出“南国是时代之镜，代表了二十年代中国现代戏剧的最高阶段”的结论。
4、对田汉的诗、词研究
历来评论家都注重田汉戏剧的研究，而对其诗歌研究的较少。田汉除了是个剧作家，他更是一个诗人，他的旧体诗写得很有魅力，新诗和歌词也成绩显著。关于田汉的旧体诗，屠岸曾评价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柳亚子除外，我最倾心的旧体诗的作者的三位，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毛泽东，还有一位，就是田汉。”“田汉的才情，气度和运用文字、掌握格律的功力，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因而对田汉诗歌研究也出了一大批成果。最近的有王碧兰著，邱燮友指导的《田汉诗歌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专业，2008年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第一部全面的研究田汉诗歌的作品。同年，有西南大学常晶的硕士毕业论文《浅析田汉早期新诗与歌词创作》一文，抓住了田汉诗歌的浪漫诗心背后的现实关注这一特征，将田汉的新诗和歌词加以分别的论述和研究。孙慎、黎英海、向延生编《田汉词作歌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研究田汉词作歌曲的专著，弥补了为研究歌词而研究歌词的简单分析，而将田汉同其他作曲家合作谱成曲的歌词和曲谱都收录在一起，共收入歌曲130首，包括从三十年代《伯惠儿之歌》（话剧《母亲》的插曲）、《毕业歌》、《梅娘曲》、《义勇军进行曲》、《牧羊歌》、《怀乡曲》、《黄河之恋》、《天涯歌女》、《洪波曲》等83首歌曲；四十年代有《胜利进行曲》、《儿女英雄》、《潇湘夜雨》、《我们的学校》、《再会吧，香港！》、《人人都说西湖好》、《野海棠》等32首歌曲；五十年代有《破不倒的阿里山》、《推斗车》、《日出鸡鸣叫》、《双飞碟》、《送别曲》等14首歌曲；到六十年代仅有1965年创作的《蕨草怒生樱怒开》，由吕骥作曲。这部著作的前言分析了田汉歌词的押韵和对仗等细节特征。是一部难得的单独研究田汉歌词的宝贵材料。另附有“配有伴奏谱的部分歌曲”38 首。可以说既给音乐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供田汉研究者提出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5、关于田汉研究的学位论文
博士论文有：
1989年，南京大学陆炜著，陈白尘教授指导的《田汉剧作论》，本文将田汉的创作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从各个阶段探讨了田汉创作的美学特征，系统研究这三期包括话剧、电影、戏曲三种形式在内的剧作，客观公正地分析和探讨田汉的艺术发展脉络和总的艺术特征。
王林著，吴立昌指导《论田汉的戏剧译介与艺术实践》，复旦大学 2003 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田汉早期的戏剧译介对田汉的戏剧美学思想和戏剧实践产生的影响作了细致而详细的分析，对田汉“浪漫与现实—源于新浪漫主义的现代戏剧观”的形成进行了完整的梳理，尤其是对王尔德作了个案分析。
刘方政著，解洪祥指导《田汉话剧创作论》，山东大学 2003 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对田汉的话剧创作作了整体的梳理和把握，不乏许多新的史料和新的见解，观点新颖，史料准确。
王碧兰著，邱燮友指导《田汉诗歌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专业，2008 年的博士论文。在梳理历年来对田汉诗歌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方法与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史料。
硕士论文有：
谭晓明著，陈山指导《二三十年代田汉电影观念和电影创作研究》》，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专业，从电影史角度去研究田汉早期的电影观和电影创作。詹萍萍著，罗成琰指导《田汉与湘湖文化》，湖南师范大学 2008 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毕业论文。因为田汉是湘籍作家，所以作者通过湘湖文化的浪漫情致和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去研究田汉的剧作，并得出强烈的湘湖地方特色。是一篇集地域文化和剧作家田汉其人其作的最佳结合研究的文本。
常晶著，吕进教授指导的《浅析田汉早期新诗与歌词创作》，是西南大学 2008年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现代诗学方向的硕士毕业论文。
6、关于田汉研究的地方文史
田汉是湖南人，所以由田汉研究引起的同湘湖文化的研究也是田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上面的硕士论文《田汉与湘湖文化》，另外只地方文史就有如下两种。郑兆欣主编《神州一代戏剧魂——忆田汉》，由岳麓书社 1998年12月出版，共搜集了八十五篇回忆田汉的文章；长沙诗人协会编《丰碑集：纪念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田汉专集》，1998 年出版。
7、田汉的年谱
张向华编《田汉年谱》，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出版。本书按时间顺序，以丰富的史料，印证了田汉的一生，记录了田汉自 1898 年出生至 1968 年遭迫害致死的全部生活、创作、言论和事迹。
三、论文要解决的问题
发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田汉的唯美思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开放，大多是对其早期的文艺思想给以唯美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认定，而后期是否沿袭早期的唯美的浪漫基本上没有人去研究。本文试图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地去探寻田汉在三十年代之后的唯美情怀，以弥补田汉研究界的一个小小的空白。本文试图通过对过去近八十年的田汉研究的专著、论文、评传等成果的解读和梳理，再对田汉的影剧活动和创作活动这些原典的琢磨，不囿于政治和革命束缚之下的田汉研究，从他的剧作，从他的文艺观和情感经历为基点进行新的解读和认识，但也关注在田汉剧本和诗词背后所涵盖的博大的文化和革命的谱系以及田汉本身所习得的知识和职业谱系中所体现的唯美情怀。提出关于他的一生都贯穿着富有现实哲学的唯美情怀和理想唯美的文艺观。其间穿插他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坚持，将这种内在的脉络与作品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使论文形成一个整体的网络框架结构。消除一切政治偏见、个人偏见，摆脱偏狭的襟怀和眼光，以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重新解读田汉的唯美情怀，贯穿田汉的一生，无不体现了他对艺术、对爱情、对美的歌唱和抒怀。在田汉这里，爱与艺术构成了他创作的根基，与美成了同义语。同时，田汉固有的农村出身决定了他的“自我平民意识”，因而反映在作品里的丰富的民众题材和民众式的唯美叙述。因此，他与西方的唯美主义有着本质不同的，是出于民众和现实人生的根基。正如丁涛所言：“在田汉的意识深处，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奠定在艺术与民众这一最根本的关系之上的。这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导致田汉五六十年代‘为民请命’、‘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行为及创作的发生，便不足为奇了。”田汉以一位“艺术慕道者”的姿态，走着自己独特而艰难的充满荆棘的艺术道路。
田汉的唯美深情是一以贯之的，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甚至是他的为人，就坚持着饱满的激情和热情。他的儿子田申在《我的父亲田汉》里回忆：“父亲写诗向来是倾注感情，注重艺术，而情又是在第一位的。”有人说，二十年代的田汉，是唯美主义的时代，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原则的时代；而三四十年代《我们的自己批判》之后，他开始转向左翼文学，表现革命和时代的脉搏，作品带有鲜明的革命与政治色彩。但笔者认为，田汉的唯美理想在三四十年代依然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将他的唯美融入了革命的大环境中去叙事。笔者也认为在五六十年代，他的作品开始有些回归早期的唯美主义传统。从这个线索我们也可以看出，每一个优秀的作者，在表现生活的同时，也总是坚持着某些永恒的东西，田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虽然学界对他的研究，总会有年代划分的痕迹，这表明田汉的作品每个时代各自特征的差异性，但笔者在总结这些差异的同时，也发现了链接这些差异的一个内核，那就是田汉的唯美深情，从他的创作开始直至他的生命结束，他都在谱写他坚持的一曲唯美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