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田汉与湖湘戏剧
田汉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文化名人。他以诗人火一般的热情，投入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在戏剧、诗歌、电影、音乐、书法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当然，田汉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主要还是集中在戏剧领域，“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田汉是如何走进戏剧这个艺术领域的，是何种原因让他与戏剧结缘并为之奋斗终身，甚至最后还因他所钟爱的戏剧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切都要从田汉的童年开始说起。“田汉毕生献身于戏剧事业，早在幼年就种下了‘根’。对他幼年那稚嫩、洁白的心灵，戏剧艺术的最初熏陶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以致决定了他未来的人生志向的和职业的选择。如果说他幼小的心是一张白纸，那么正是戏剧在上面画上了最显著的一笔；如果说他幼小的心是一片处女地，那么正是戏剧在上面耕了第一犁。”对于为何钟情于戏剧事业，田汉曾经做过这样的说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文学部门中择取了戏剧文学做了我的主要的研究对象。许是因为我的性情特别和它相近些，同时客观环境也确是助成了我这样做。”他所指的客观环境究竟是什么，田汉接下来并没有做特别的解释，但是从他的另外一些文章或论述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在《答〈小剧本〉读者问》一文中，田汉明确表示“我不否认欧洲形式对我们的巨大影响，但我主要是由传统戏曲吸引到戏剧世界的，也从传统戏曲得到很多的学习。”而在《在戏剧上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一文中，这种客观环境就表现地更加明显了：
我是个农人之子，屡代住在长沙东乡一个叫田家塅的乡村，这里所能接触的戏剧第一是‘影子戏’，这种给乡村孩童之欢喜不下于今日之“影戏”。我有一个姓向的亲戚是唱影子戏的，他时常剪些影子戏人物给我，我也学着唱，甚至于拿着棍棒当枪，学影子戏人物的侧面动作，这是我接触戏剧的起点。我家近边有个山培桥土地庙，秋收后每演“木脑壳戏”娱神，唱《下河东》等戏，我至今还能唱。稍长同慈爱的祖父到金龙寺我的寄母“观音娘娘”那里，以及接近我外婆家的真人庙那里去看大戏，这种大戏有时候是“城里”来的班子。尤其是真人庙，因为那时城里的名老生陈绍益，名二花“豹脑壳”都是那近边的人，他们为桑梓情殷，每每特别下乡演戏。陈的皇帽戏，豹脑壳的《五台会兄》等戏都给了这五六岁的孩子以非常的惊异与羡慕。后来又到黄狮渡，成佛庵，新塘桥，枫林渡等处就学，所在多有名刹，因之接近戏剧的机会渐多，成佛庵就在我们屋后，那庙演剧我每晚必看的，一次演《火烧铁头和尚》，火光一起，从台上用绳子把一个假和尚摔下来又扯上去，吓得我不敢睁眼。
十一岁进城读书，城里已经有京班侵入了，但汉班的势力尚大，名角亦多，同春园，湘春园等生意也好。京班只三尊炮后一个叫三庆班的，我不知为何，最爱看这个班里的戏。大约这个班里的戏比起那死守规矩的汉班戏要来得浪漫得多，或写实得多。十三岁入学生军，这年整在这里看了个多戏剧，因为可以不要钱。
沅湘自古巫风遍地，巫风与戏剧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戏剧艺术的萌芽。湖湘戏剧历史悠久，绵邈的楚文化，繁衍着早期的湖湘戏剧雏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民间歌舞演出，据汉王逸《楚辞章句》中记载：“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祭神歌舞在湖南一直流传，通称“傩”，在湖南地方志中记载也很多。屈原就曾汲取沅湘一带的“歌乐鼓舞”而创作《九歌》，王国维曾以《九歌》结构的完整性近于元以后的套数，认为是中国的原始戏曲。楚国的“优孟衣冠”就是通过俳优扮演人物。至汉代，楚地的歌谣非常盛行，著名的“楚风”曾为朝廷所重视。在唐代，湖南流行歌舞戏和傀儡戏。宋代的歌舞百戏流行一时，湘南一带曾有俳优表演“傩歌”、“傩舞”的盛大场面。元代的歌舞、说唱、杂剧在湖南曾广泛流行，一些著名的杂剧艺人帘前秀等，在湖南已有频繁的演出活动。明清是湖湘戏曲的兴盛繁荣时期，明代弋阳腔和昆山腔传入湖南，促进了湖湘地方戏曲的发展。清代花鼓戏在湖南广大农村兴起，深受大众的欢迎和喜爱。清代中叶以后，湖南的地方戏曲剧种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湘剧、祁剧、辰河戏、花鼓戏等，蓬勃发展，盛演不衰。田汉就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出生、成长，他的亲友邻人，很多都喜欢看戏唱戏，甚至有的本身就是戏曲艺人，他的家乡，每逢年节、吉庆，酬神还愿，都有戏剧表演，这是古巫的遗风，有祭典神灵的文化内涵，但更主要的是乡民的一种审美娱乐方式。这些热闹非凡、引人入胜的戏剧演出给单调的乡村生活带来了无限的趣味，更给幼年田汉的心灵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和影响。
幼年田汉最先接触的戏剧种类是“影子戏”。“影子戏”又称“皮影戏”、“灯戏”。相传始于汉代，至北宋时已经较为兴盛。至清末更是流行全国。辛亥革命后，全国皮影戏衰落，但湖南却仍盛行。影子戏是一种倍受儿童喜爱的民间艺术，其夸张的动作形式和传奇性的故事情节都引起了田汉极大的兴趣。后来田汉为什么钟情电影艺术，不能忘却那个“银色的梦”，大概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对影子戏的喜爱。“木脑壳戏”即木偶戏，古称“傀儡戏”，这个戏种在湖南有着悠久的历史。“湖南早在战国时期就有用于陪葬的彩色乐俑和歌舞俑，后来木偶就成了丧事、巫师不可少的活动工具。汉代开始把木偶转化为表演形式。谪贬长沙的贾谊曾在上汉文帝的奏折中，提及“少间，击鼓舞其偶人”。唐宋时木偶戏盛行，开始“敷衍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在湖南，后随地方戏曲的产生、发展转而扮演地方戏目，至清逐渐盛行。清同治八年《溆浦县志》载有：“梨园弟子不知耕，一担傀儡随处行，但过重阳风雨后，村村演剧赛秋成。”民国初期，以长沙之唐万和的“活木脑壳戏”最有名，并组织有同业工会。田汉在一九四四年曾写过《傀儡戏与剧运》一文，不仅回忆有童年看“木脑壳戏”的经历，还对这一古老的戏剧形式寄予了深情的厚望。稍长后，田汉又接触了“大戏”和花鼓戏。湖南的地方戏曲历来分为地方大戏和地方小戏两大类。地方大戏种包括了湘剧、祁剧、辰河戏巴陵戏、武陵戏、湘昆等。地方小戏则指在湖南境内广泛流传的花鼓戏、流行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地区的阳戏等。田汉的故乡湖南长沙，戏剧氛围格外浓厚，湘剧早期主要流行于“长沙府十二属”，因它是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演唱的，故一度称为“长沙湘剧”，民间习惯称呼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或“湘潭班子”。田汉所说的去真人庙看的大戏，应该就是指的湖南地方戏曲中的湘剧。而他所提到的名老生陈绍益、《五台会兄》等正是当时湘剧的名角和名段。进入长沙城读书后，田汉又认识了一种新的戏曲种类——京剧。光绪年间，京剧传入湖南，对本土剧种的武功和唱腔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田汉尤其喜爱这种“浪漫得多”、“写实得多”的剧种。因为对京剧的喜爱，他的第一篇文学习作《新教子》便是采用京剧形式写成的，后来他又发表了一部仿造清代传奇剧《桃花扇》内容和梁启超《新罗马传奇》构思的剧本《新桃花扇》。这些习作虽然不乏幼稚和生涩，但它却拉开了田汉文学创作的序幕，从此开始，田汉与戏剧艺术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当幼年田汉从乡间的戏台看完戏回来，嘴里咿咿呀呀地哼着不甚熟练的唱词，稚嫩的身躯学着戏中的人物摆弄着身段架势的时候，他也许不会想到，多年后的自己会成为戏剧领域一呼百应的“田老大”，更不会想到自己会对故乡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田汉与湘剧有着深厚的因缘。湘剧是他家乡的戏，从小受其熏染，爱之颇深。他尤其喜爱湘剧高腔，觉得它最完整最动听，虽脱胎于昆曲，但比昆曲更自由奔放，可以容纳更为丰富的感情。在赠欧阳予倩的诗中，他曾如是写到：
毕竟潇湘父母邦，几回击节到高腔。
故乡乐府萧条甚，愿枕云峰听大江。
田汉写过有关湘剧的多篇诗文，如《为湘剧宣传队题字》、《湘剧盛事》、《怀湘剧死难诸友》、《楚、湘、豫剧的现实主义考察——九月六日夜场印象》、《谈湘剧的人和戏》等。正是由于田汉对故乡的这种深厚感情，使他改革故乡戏剧的愿望愈加强烈。他每到一地，有湘剧必看，有湘剧艺人必访。田汉对戏剧的改革，曾提出过两个口号，一是改革生活，一是供给剧本。说到剧本，必须提到田汉改编的湘剧《旅伴》。湘剧高腔折子戏《蒋士隆抢伞》，出自传统名剧《拜月亭》，写宋朝金兵南犯，一对青年男女在逃难中相遇，本是各自寻找失散的亲人，却最终成了一对眷侣。剧本语言机智幽默，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和生活情趣。田汉为适应抗战需要，将金兵入侵改为“东洋强盗犯神州”，在男女主人公蒋士隆、王瑞兰的爱情中加入了抗倭报国的思想，让他们双双加入了戚继光的抗倭大军。这出剧由湘剧抗敌宣传二队首演于长沙民众俱乐部，因传统形式与时事相呼应，受到了民众的追捧。1942年，原先的湘剧抗日宣传队第四队来到桂林，受到田汉的欢迎和支持。他为他们起名中兴湘剧团，取旧剧改革落潮后再兴起之意，并为他们专门编写了十八幕湘剧《新会缘桥》。此剧改编自湘剧高腔传统折子戏《老汉驮妻》，戏中哑老汉背瘫少妻过会缘桥，实际上这两角是由一人扮演的，上半身是少妻，下半身是老夫，在表演上很有特色，历来为观众所喜爱。但在田汉的笔下，内容和人物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背景是明朝的抗倭斗争，主要人物是一对恩爱夫妻，夫妻二人为深入敌后发动义军，在度过敌人哨卡——会缘桥时扮作老头背少妇。田汉仅仅借用了旧戏中颇具传奇性的情节，但是在思想内容方面又赋予了它契合时代的新特色。
第五章 田汉与百折不挠的“湖南牛”性格
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很早以前便有记载。太史公说楚人“其俗剽轻，易发怒”，隋书谓其“劲悍决烈”。翻阅湖南地方志，形容湖南人性格的语词大致相近，诸如“劲直任气”、“人性劲悍”、“其俗剽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等等。杨度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梁启超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孙中山在评价辛亥革命历次起义时说过：“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著名学者林语堂写过一篇《北方与南方》的文章，评价过各省之人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粗犷豪放的北方，温柔和婉的南方”，“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文明，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而蔡元培则的评价显得比较客观：“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时固然守得很凶，趋新时也趋得很急，遇事能负责任，曾国藩说的‘扎硬寨’、‘打死仗’，确实是湖南人的美德。但也有一部分的人们带点夸大、执拗的性质，是不可不注意的。”著名湘籍歌唱家李谷一说：“我们是湖南人，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
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从上述的评价中可见一斑。湖南人勇猛、坚毅、倔强、一条路走到底。人们常常用“湖南牛”、“湖南骡子”、“湖南蛮子”等词来形容湖南人。田汉就是这样一条典型的“湖南牛”：他忠诚坦率，始终相信“一诚可以救万恶”；他埋头苦干，沉醉于文学艺术殿堂，著作等身；他耿直正义，待人热情，被誉为艺人们的“保护神”、戏剧界的“田老大”；他百折不挠，不计利害，为民请命，甚至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巨大代价。他的挚友，诗人郭沫若曾这样评价他：“他事母至孝，对朋友至诚信，对国家民族至忠贞，智情意都已经发展到了颇为圆满的程度，澄澈，笃挚，勇敢，而消除尽了那些浃杂的英雄主义的遗风了。我要再说一遍：他是我们中国人们应该夸耀的一个存在！”湖南人倔强，认死理，不达目的不罢休。田汉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倔强、气盛、敢说敢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在‘南国’戏剧运动中，作为这一运动领袖的田汉，曾有过政治上的天真、幼稚，思想上的迷惘、幻灭，艺术上的某些唯美、感伤的情调，但他始终以‘湖南牛’的精神苦干实干，探求不息，在曲折坎坷的道路上奋发前进。”尽管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并不长，田汉对湖南人身上这种“湖南牛”的性格却保有一种欣赏和自豪的情绪。他在赠好友欧阳予倩的诗中称“壮哉南杰湖南牛，不畏万难掣其肘。”欧阳予倩是田汉的老乡，湖南浏阳人。他和田汉同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创始人，终其一生在戏剧领域辛苦耕耘，田汉敬佩他的精神，因此赞他为不怕万难的“湖南牛”。“湖南人被称为‘湖南牛’，是有几分牛脾气的。”故乡人这种乐观无畏、吃得苦、霸得蛮的精神给田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曾经写过一篇《读湖南牛》的评论，发表在《南国周刊》月订本第2册。可惜现在原作流失，无法读到了，但我们能够想象，以田汉自身的经历和个性来看，其对“湖南牛”一定不乏溢美之词。从田汉的其他一些作品中，我们也不难找到他对热情勇敢的故乡人民的称颂。
他的名作《获虎之夜》，女主人公莲姑善良美丽，俨然是多情湘女的化身，而执着于爱情的男主人公黄大傻，虽历经磨难也不改初衷，正是“湖南牛”百折不回精神的最佳写照。他们的爱情虽未能圆满，但是那种为人生、为理想“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和意志却让观众深深为之动容。《午饭之前》剧中人物的原型是田汉小时随母亲居长沙北门外伍家岭时所见的一张姓老太婆的三个女儿，她们应该算是田汉最早接触的近代女工。剧中人物的性格经过了作家的修饰和润色，但湖南女子的泼辣倔强还是透过人物的语言行为体现了出来。“我们不能被人家打了右边脸，又让左边脸给人家去打。”这样直冲冲泼辣辣的话，也只有湖南妹子才说得出韵味来。在田汉的诗词中，对湖湘儿女“豪杰气”、“英雄气”的称颂就更多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田汉从上海返回故乡长沙，作诗云：
爆炸声中到远人，故乡景物倍堪亲。
长沙岂止三千户，众志犹堪御暴秦。
《史记·项羽本纪》中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田汉在诗中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表达身为楚人之后的湖湘儿女抵御外族侵略的勇气和信心。在迎接好友郭沫若来长沙时，田汉也咏到：“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结 语
文学和文化是相因相成的：一方面，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它凝聚着一种特定的价值意向，其对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内容、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上，而且表现在它对创作主体——作家的审美情趣、精神气质及思想人格的陶冶上，要对文学的真谛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洞察，就必须深入了解一种文化，从文化的本质看文学。另一方面，文学是表现文化现象最敏锐的部分，它以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丰富着文化的内涵，影响着一个时期的文化思潮、文化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文学是研究文化现象最重要的资源。
湖湘文学艺术，是湖湘文化中独放异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以楚文化为主要源头的湖湘文化，为湖湘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最深厚的土壤，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许许多多伟大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尤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历程中，湖湘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湘籍作家群，他们往往带有一种天然的难以排遣的乡土情结，这种情愫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化为氤氲在诸多艺术形象和艺术氛围中的色彩、情调和思绪等，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表现得十分浓烈。我们在欣赏这些湘籍作家的优秀作品时，不仅能感受到那弥漫其中的充满湖湘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领会到那令人熟悉的湘味浓郁的艺术语言，更能发现那些浸润着湖湘文化底蕴，体现湖湘文化精神的人物形象。田汉是现代湖湘文学艺术群星中耀眼的一颗，他的文学之路与湖湘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内蕴，无时无刻不影响和规约着他的文学创作。田汉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与湖湘戏剧在其青少时代深刻的烙印不无关系；他早期作品神秘瑰丽的浪漫主义风格以及注重独白抒情的“田汉味”，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与创新了先秦屈原诗歌的特点；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用文学作品宣传革命抗日的文艺观，很明显带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传统；他自身及笔下的人物，都体现出了热情奔放、敢爱敢恨、百折不挠、“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典型湖湘性格。
田汉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同时他又是现代湘籍作家群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但遗憾的是，目前有关他的研究远不能与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匹配。我在查找相关资料时，深深的感觉到与同时代其他的重要作家相比，田汉的研究成果显得较为缺乏和分散。当然，这与田汉作品艺术性上的匮乏有着很大的关系，田汉的剧作许多都是在仓促中写成，缺少严谨的艺术构思和语言组织，有不少令人诟病之处，因而他的作品无法像戏剧大师曹禺的剧作那样经受住时间的长久考验而成就为经典。但无法忽视的是，田汉作品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个性，单就与湖湘文化的关联来看，我个人认为他比同时期的其他湘籍作家更能凸显湖湘文化复杂多样的精神内涵。沈从文是公认的乡土作家，他的笔端流淌的是神秘浪漫、诡异奔放的楚人血液；丁玲以小资产阶级女性的独特视角登上现代文学舞台，但她很快便成为以政治作为创作第一要义的革命作家典型。沈从文和丁玲各凸显现了湖湘文化浪漫情致与经世致用精神的特质，而田汉则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此他与湖湘文化的关联更具有代表性，田汉文学创作风格的多变与交叠恰恰是湖湘文化复杂基因图表的的局部放大。田汉是众多在湖湘文化影响下成长与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家的一个缩影，研究他与湖湘文化之间的联系，目的是在文学与历史的发展的坐标中去评判作家与作品的成就得失，衡定作家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其创作实践的诸多因素的利与弊，以期对新时期湖南文学的发展提供某些借鉴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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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1、詹萍萍：《略论传统戏曲对中国早期现代戏剧的渗透和影响》，《湘潮》（下半月）2008年第2期。
2、詹萍萍：《田汉与湖湘文化的浪漫情致》，《理论与创作》2008年第2期。
后 记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随着这篇论文的完结即将划上一个句号，对于我来说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论文交稿，首先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虽然稿子的质量并不高，还存在许多有待修改和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自己的心血所在，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目睹它从提纲到框架到成稿，能有这样一个初步的成果，心中的愉悦自不待说。但同时，心中又油然而生一股惆怅和不舍，毕业意味着学生时代的终结，那股菁菁的校园情怀，我似乎还未能品尝足够，还未能畅快释怀。在师大文学院的这片土地上，我已学习生活了七年，七年的时间也许相较整个人生来说并不算长，可是，这却是我最好的时光，19岁到26岁，我的青春在此处安放。如今是真的要离别了，离别这里亲切的师长，留别这里可爱的同学，离别这里熟悉的一草一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记忆。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罗成琰教授，将我这个愚钝的学生收归门下，给了我最耐心的指导和最真心的关怀。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儒雅的学者风范，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和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从罗老师的身上，我学会了怎样学习，更学会了怎样为人。2005年我参加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在湖南隆回支教一年，罗老师在百忙之中多次抽空与我通话，关心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回校后，我一边抓紧时间完成各项学习任务，一边在罗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为论文选题做准备。当我选择“田汉与湖湘文化”这一课题时，罗老师给了我许多的建议和意见，他的点拨使我深受启发，迅速理清了思路并制定出大体的框架。罗老师在学习上对学生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却对我们关怀备至。我尤其记得在我考完公务员考试的第二天接到罗老师的电话，他说前段时间我们都在专心备考，便没有打扰我们，现在考完了，就该谈谈有关论文修改的事情了。这一细节让我深受感动，感动公务繁重的导师竟将学生的小事挂在心头，感动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罗老师用他最朴实的行动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我的师母李克琴老师，如果说罗老师是一位严父，那么李老师便是当之无愧的慈母。她温柔美丽，和蔼亲切，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每次上门，我们总能受到师母热情真诚的款待；逢年过节，我们经常品尝师母亲手烹制的饭菜；心情琐事，我们都愿向师母倾诉分享。在师母那里，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要感谢现代文学教研组的各位老师，他们中很多在本科时就担任我的任课教师，给过我许多的指导和帮助。在去年的开题报告会上，谭桂林老师肯定了我的选题，建议我多联系文本来谈。凌宇老师特别指出屈原在湖湘文化和湖湘文学的重要地位，提示我寻找田汉与屈原的关联。王攸欣老师强调要静下心来读原作，深入文本。正是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我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完善了论文的结构框架。我还要感谢05级现代文学的全体同学，当我结束支教回归集体时，他们第一时间向我敞开了热情的怀抱，帮助我熟悉研究生课程和生活，簇拥着我一同学习进步。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尊重和支持，感谢他们给了我最伟大无私的爱和最自由广阔的成长空间。让我再一次对所有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你们的存在，让我的生命如此精彩。
由于学识和水平的限制，论文难免显于粗陋和浅薄，有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还请各位专家老师批评指正。
詹萍萍
2008年5月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