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曹禺因其经典的剧作《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为中国现代戏剧研究提供了“说不尽”的文本，而成为“评”的深厚富足的矿藏，那么，田汉，这位曾被曹禺誉为“是一部中国话剧史”的梨园领袖，因其与中国革命进程有颇多的曲折复杂的经历与绚丽多彩的艺术生涯，以及他那些数量众多、质量不一、有不少是急就章式的剧作和诗歌，而更适宜于立“传”。他的一生就是一串曲折生动而又具历史意味的故事。当然，田汉也因其艺术创造所涉及的广博领域和一生中诸多的“敏感”点构成了对传记作者的挑战。
董健的《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对此的回答是：“力图写出一个真实的田汉。”①
在文学史的范畴里，所谓传记的真实，我以为有三个渐次递进又彼此渗透的层次，这就是史实录证的真实、历史评价的准确和心灵开掘的深刻。《田汉传》在这三个层面上都有成功的建树，传记作者依据对田汉众多史料的清理和对田汉全部作品的解读，在这部65万字的宏篇巨作中细微地勾画出田汉的生命轨迹，并从如临其境的现场感中一步步走进田汉的艺术世界，走进田汉的心灵深处，逼近那种能够令人豁然开朗，照亮传主一生命运的深度真实。传主的生命历程和艺术创造均由此得到合乎逻辑的阐释。
“写出一个真实的田汉”，首先是传记作者以“均史有所据”的史家“写真”，在历史现象的意义上树立起一个完整真实的田汉。这不仅包括传记作者“在解读田汉的全部作品，言论和记载他的行状的文字中，如大海捞针一般勾剔出一些可供细节描写的材料，然后将其‘粘合’起来”，也不仅包括传记作者针对“田汉记忆不好，又粗心大意，他本人的回忆经常把时间弄错”，致使“与事实有出入”，而“均以第一手资料为据而考订之”，和辨析后人由于误读田汉而将“法悦”误改“怡悦”之类，以及通过访问当事人校正了对于田汉十分重要的恢复党籍的时间等等，更在于传记作者的“不虚美，不隐善”，②直面田汉执着追求光明与艺术而又曲折复杂的人生历程，既不为“疑点”所惑，也不为贤者讳，以严肃公正的态度“实录”田汉。如对1934年田汉触怒鲁迅的《社会月报》事件和困扰田汉半生的残破的“爱之梦”，均有据实描述。最为典型的是对1935年田汉出狱后在南京发起组织轰动一时的演剧活动的描述，此事当时曾为鲁迅所讥，后来成了田汉一生中的“疑点”和“污点”，直至“文革”中酿成他被迫害致死的悲剧，甚至当他的冤案被平反昭雪，在补开的追悼会上茅盾致悼词时仍对此讳莫如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之迷”呢？凡严肃的具有科学精神的传记都无法对此沉默，甚至可以说，越是“疑”越有必要澄清。《田汉传》第五章第七节“‘卢卡斯之矛’与跃动的戏剧心”正是对此做了郑重和细致的阐释，拂去历史尘埃，还一个真实面目的田汉。“实录”保证了田汉生平事迹甚至是细节的真实可靠，构筑起《田汉传》写作的坚实基础。
田汉的名字是与中国现代戏剧不可分离的。这位当年与郭沫若在日本太宰府合影时以席勒自许的田汉，确实将他如火的生命，灿烂的才华贡献给了中国现代戏剧。南国时期，他率领一群“波希米亚人”在流浪演出的苦旅中坚持“在野”的戏剧运动；抗战洪波中，他是艰辛备尝，革新旧剧的“江湖老大”；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四处奔走，访问艺人，为戏剧“请命”。尽管田汉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人们谈到田汉可能首先提到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但纵观田汉一生的追求和贡献，可以说田汉心系中国戏剧，田汉，是戏剧家的田汉。所以夏衍称他是“中国的戏剧魂”。
因此，“写出一个真实的田汉”，更在于将田汉置于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历史坐标上为之定位。《田汉传》的作者，作为长期从事田汉研究的学者，中国戏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主编之一，对此更是优势所在。《田汉传》夹叙夹议，寓评于传，在描述田汉的人生足迹时传叙常常停留在对田汉戏剧有着重要意义的那些方面。于是，我们读到了田汉戏剧所接受的多方面影响，田汉戏剧的“Violin and Rose”情结，田汉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同时面临的“三大选择”和田汉“转向”的三方面原因……，传记作者将他意识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融入田汉的人生场景中予以突出的叙写，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或意到笔端不可不发地插入评说，形成了这部传记的“评”的意味。或许这样的评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传”的叙事风格，但它所产生的“间离”效应是使此传具有一种明晰的历史评价色彩。
不同于当代一些作家传记中传记作者对传主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田汉传》的作者显得十分冷峻，他用理性审视的眼光凝视田汉，打量田汉，评说田汉，而又穿透田汉，超越田汉，使对传主的叙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在《田汉传》中，田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田汉现象”，成为现代中国正直诚实，追求进步，热爱艺术而又具有自身弱点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传主的命运成为社会状态的晴雨表。《田汉传》在谈到田汉早期与唯美主义有着某种联系的剧本《名优之死》时写下这么一段话：
随着“左翼”革命势力的增长，人们对这个剧本的阐释也就多舍其艺术内涵，单取其对社会的暴露与反抗的一面而强化之，使其带上更多的政治斗争性质。这也是社会思潮使然……有些研究者以建国后之改本为据去研究田汉20年代的思想和创作，不是有些荒唐吗？更荒唐的是，1957年此剧重演似乎是为了借“今昔对比”来反击右派，这与剧中原旨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可悲之处在于，田汉本人当时还对此津津乐道呢！
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从创作到研究，从戏剧艺术到社会思潮，《田汉传》纵论评说，既有对田汉的“实录”，更有对“荒唐”和“可悲”的揭发批判，字里行间分明使人感到传记作者的时代高度和敏锐眼力，和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开掘人物事迹背后潜存着的更为内在的历史内容及其文化蕴含。
传记写作是对一种完成了的历史过程和休止的个体生命的重新诠释。追求深度真实的传记作者总是力图从史实录证的真实和历史评价的准确层面更深入进传主心灵世界，即“必须执着地探索促使传主行动的更深刻的真实”。③
为实现这“更深刻的真实”的目标，《田汉传》作者努力感悟传主活生生的充满欲望与激情的生命存在。董健在写作《田汉传》时明确意识到：“只有写出田汉的灵魂，才能使《田汉传》获得生命。”于是，作者尽量从掌握的材料中提炼出他的“魂”和“神”来，从田汉一生“悲”与“苦”的表层现象探人田汉内在的“灵的世界”。在铺叙传主事迹行状的过程中着力揭示田汉崇诚、唯善、求美，以及天真、幼稚和迂阔的秉性、气质和人格，包括田汉的孝心和女子崇拜，田汉的才子气，江湖气和诗人风度；揭示田汉向往新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既不妥协投降又有吸纳、包容之心的文化心态；画出田汉痴迷艺术、对政治却过于陌生，他信念执着，但又有压力下的忏悔……这些举重若轻，切中肯綮的传神叙述实际上凝聚了传记作者在长期的研究中对田汉的全部思考和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满怀喜悦走进新生活，从“在野”的文化人变成了文艺官，然而却不期然遭遇了新的困惑。如果说南国时期田汉位于左派与右派之间，是左派与右派都想争取又都不甚满意的“中间人物”，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田汉则明显地呈现出另一种摇摆状态：或坚持艺术规律，为艺术家“请命”，或偏离艺术规律，“批判”艺术家。他既有情真辞切，达到当时戏剧思想与艺术高峰的作品《关汉卿》，也有多技巧少真情的遵命之作《文成公主》，还有浮夸趋时的艺术赝品《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如何阐释这种摇摆矛盾并带有普遍性的“田汉现象”呢？《田汉传》以“两个田汉”之说切入田汉“魂”与“神”的深层，为阐释田汉在当时“左”倾思潮愈演愈烈的氛围中苦苦摸索，在丧失自我与找到自我之间困惑彷徨提出了富有说服力的内在依据。《田汉传》以田汉改编《金麟记》中的真假牡丹、真假包公引发：“其实，田汉本人就有真假之分。情真的田汉是真田汉，情假的田汉是假田汉。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我们有时也会看到一个假田汉，或者说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田汉。这并不是说田汉有意作假，而是说他有时不得不迫于某种外力而汩没自己本真的个性。对此，他甚至自己都不觉察。而“一个多情的‘真田汉’仍隐藏在艺术创作里，并在其中忏悔着假田汉的所作所为”，“终于在《关汉卿》中找到自我。”同样，在“文革”的磨难中，田汉的灵魂里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我”忏悔着自己的“罪行”，要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步伐；另一个“我”面对残酷的迫害，在悲情、在怀疑，甚至在暗暗地抗议，以至在囹圄中写下了与时风格格不入的“妈妈万岁”的字条。
《田汉传》的笔触简直就象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它在再现田汉行状的同时也深度剖示了田汉的心灵，使田汉的行状得到了具有性格依据和心灵依据的诠释，田汉的诗人气质，人格力量，和田汉的心灵悲苦，灵魂分裂，以及田汉的历史局限都活生生地显示出来。《田汉传》是董健对田汉的一次成功再现，它在寓评于传的心灵开掘中达到了鲁迅所肯定的“显示着灵魂的深”，并且在与史实录证的真实和历史评价的准确相互映证中“写出一个真实的田汉”。
是鲜明的当代性与科学性托起了这部当代田汉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田汉传》的真实性。
（彭耀春 南京大学博士生）
注 释：
① 这里和下文中未注引文均引自《田汉传》
②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③ 艾德尔：《传记和人的科学》，转引自杨正润：《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