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0年前，《戏剧》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走进田汉》的文章，文笔空灵，观点新颖，作者通过对田汉的身世、作品，特别是波希米亚情结的解剖，从审美感受入手进入了田汉的精神世界，那篇文章使人在社会历史评价之外，看到审美和情感批评的一线曙光。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丁涛教授。后来了解到丁涛教授在从事一部现代戏剧史研究的国家课题，这个课题涉及到了现代戏剧的几个领军人物的重新评价，据说作者深入到每个作家文本的细部，提出了很多新的话题，颠覆了很多传统的说法。这便是现在面世的《戏剧三人行》。

　　《戏剧三人行：重读曹禺、田汉、郭沫若》有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经由曹禺、田汉、郭沫若这三位现代史上顶尖的戏剧作家的研究，进入了20世纪现代思想史的迷宫，描绘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曲折的心路历程，对许多重大历史现象作出新的诠释。作者打通了不同学科的壁垒，由戏剧史进入了思想史。

　　作者对三位作家的个案研究，其解读策略在批评史上最接近日内瓦学派，一种被称为“意识批评”的学派。这个学派是评判的与传记的批评之外的“一种新批评思维”，它将批评看作“一种对于意识的批评”。领军人物乔治·布莱写过《批评意识》一书（国内有译本），认为“批评的开始和终结都是与创作者精神的遇合”，批评的目的在于探索作者的“我思”和“阿利阿德尼线”。意识批评没有国内思潮批评先入为主和大而化之的毛病（思潮批评认定有一个时代思潮并以此作为批评的标准，把众多的作家纳入统一的框架中，在分析时代精神时常常泯灭作家的艺术个性）。不论杜波斯的“自己沉没”，波德莱尔的“腾出空地”，雷蒙的“初始空白”，还是鲁塞的“静观”，说的都是排除主观偏见，以谦恭的态度进入作家隐秘的精神王国，进而揭示作品的美学实质。丁涛教授的新著可以说是国内这种研究的范例。比如对于田汉，作家经过“走进再走进”和剥茧抽丝的层层论证，发现了田汉灵魂深处的“孤寂”和“凄冷”；在对曹禺的研究中，则从周朴园的双重矛盾形象入手，揭示了曹禺情感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走近”体位给了丁涛洞烛幽微的眼光，使她终于敢于以笃定的态度宣告，三个作家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和阵营，但主体意识和艺术原型根本不同：“郭沫若创造了一个新神的自我形象，少年中国的开国戏剧家田汉则创造了一个赤足行进在大地上的民众之子的自我形象，而曹禺则力图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撒旦式的自我形象”。这种横空出世见解，正是巴什拉什的“赞叹意识”结出的硕果。

　　丁涛教授的批评视角并没有完全被“意识”所拘囿：她在“赞叹”和“认同”的态度之外，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社会历史的批判视角。即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可以说是意识批评和社会历史研究的有机结合。曹禺等三人所处的时代是现代史上动荡的转型时代，为了更好地把握作家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丁涛教授采取了“关联历史文本”和“重建历史语境”的方法。所谓“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是丁涛自创的范畴，具体包括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文本、作家自白和全部批评史（实际包含了历史、传记、作品、批评等诸多方面）。比如仅曹禺的“历史语境”就涉及了其父万德尊所处时代的官场生涯，晚清历史和洋务运动，五四精神和左翼思想的差异，以及乌托邦精神形成的研究。从曹禺三部成名作都集中在1933—1937年，而30岁之后几乎没创作出任何优秀作品这一现象，指出曹禺后期苦闷的真实原因：“郭沫若与田汉的自我从来都包容着民众，而曹禺的自我是完全个人化的，是一位离群索居的孤独的奋斗者”。进而指出，曹禺的悲剧在于“一个天才的作家却生活在不是个性自由的时代中”。这种宏阔的历史语境和高位比较，因为能把个人的情感和时代思潮相关联，还经由个性的精神丝缕进入了民族的情感，从而正确地得出了田汉早期剧作“所抒发出来的悠远绵长的孤寂感”，不是“思想者的萧索”和“艺术家的惆怅”，而是“漂泊者无家无根的凄冷，寻找返乡之路而不得的痛苦”，为此，在作者眼里，田汉不再是一个普通诗人，而是民族和时代的抒情歌手。田汉的痛苦是“站在文化交汇点上一代的痛苦”，田汉的“感伤情绪表达了革命时代民族深层情感”。这种由“亲身体验”和“创造性参与”获得的视野，是一般的观潮批评所无法达到的。

　　在郭沫若的戏剧论述中，丁涛认为，郭沫若所弹奏出的“狂飙精神”，是“2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大合唱中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因为近代以来各种变法和转折关头的反向逆转等“反反复复的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因就是大国梦、强国梦”，而“郭沫若就是让我们在想像中实现了这一梦想的诗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对《孔雀胆》的解读是，“与其说阿盖是为了情爱而献身，莫如说是为了英雄——美人——救星而献身（也就是崇拜与爱为一体）”；“新中国是由郭沫若这样一代人一手创造出来的”；郭洙若“实现了一个破坏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梦想”；“郭沫若在想像中预示了日后真实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事实”。通过追忆和反思，作者梳理了郭沫若从狂飙精神到神性自我到神性崇拜的感情历程，理清了“神性自我”与大跃进和文革等非理性情绪的关系。这种对作家心路历程的解剖，进入了民族精神的深层，一定程度揭开了现代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说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外在于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追求的产物。在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简单地看待历史现象，比如把极左路线看作少数人的意志，是流行的省事方法。丁涛教授却告诉我们，历史不是某个伟大人物单独创造的，历史是一个合力，在中华民族的命运决战和现代性历史创建过程中，知识分子起过先导、定位的作用。仅仅在戏剧领域，就可以看到保守（曹禺）、自觉（田汉）和激进（郭沫若）三种体位。丁涛的个案研究为思想史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曲径通幽地进入了20世纪的思想史的腹地。三人成众。在丁涛看来，戏剧的三人行足以代表一代文艺工作者的百年行程；解剖他们的形成，就是做知识分子的抽样分析，就是解剖中国知识分子乃至这个民族的心路历史。因此，如果说当代有谁真正了解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真正对现代民族精神做过钻研，丁涛教授绝对算是一个。

　　丁涛教授称自己的研究是“文化研究”，其特点是“康德式的批判”。这种批判方法特点即“划界”。“划界”研究“绝不将对象放在对与错、是与非等二元对立的两极火炉上炙烤，而仅仅是清理出对方的界限和限度”，这使研究的立场从评判转向描述。仔细阅读会发现，这个界限和限度研究，包含着类似“二律背反”的意识，就是一种“赞叹”和批评的矛盾立场。这本专著中包含着不同的关怀，一个是黑格尔式的民族精神考察——以现代性为标准，另一个则是戏剧家的审美判断——以美学的独创性贡献为标准。两个关怀导致“赞叹”与“批判”并行。而“我为你自豪，我为你惋惜”，就构成一种基本的背反的态度。比如对于曹禺双重性／矛盾性的研究，承认曹禺在中国戏剧史上“金交椅”位置，但同时又认为曹禺的创作在后世没有获得实质性认同，“其影响微乎其微”，只是一些“虚名”。曹禺的创作因为不具备“个性意识”，没有涉及“人与人自身”的关系而“不具有现代性”。对于田汉，更能道人所未道。比如关于田汉突然向民众戏剧转向的看法，一般认为，田汉从唯美主义的创造突然走向自我批判，是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的妥协，丁涛教授却从中看出必然性：“如果忽略了田汉实际是自觉地发动着一场戏剧革命、人自身的革命的话，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的理解田汉”。认为田汉信奉艺术要建立生活中“没有的东西”——“田汉预感到自己生来就是要做一个少年中国的开国的大艺术家，田汉在成就一名艺术家同时，也成就了一名光彩夺目的艺术革命者的形象”。丁涛认为，田汉艺术观中个性与民众的矛盾早已经存在，但对于戏剧“文化价值”即乌托邦载体的关注，使田汉扔掉了缪斯的竖琴而甘愿拣起民众的竹板。丁涛承认田汉有巨大的才情，但却为他没能写出“民族史诗”表示遗憾。她指出：“时代的局限性在于，它为田汉提供的可能性只有一种”。行文到此，你真的不知道作者对田汉到底是赞叹还是惋惜。

　　康德式的批判站得高，看得远，没有简单张伐的火气，更愿意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以平和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作家和历史事件。丁涛教授很少从卑琐的个人欲望和品质出发，去解读作家的精神世界（并非没有这方面的论据），宁愿相信，个人的欲望在那一代人行动中占有很小位置，显示了高蹈的学术风范和学者襟度。比如，面对戏剧史研究中人们“无法接受一个没有任何清规戒律能拘囿的郭洙若，在解放后变得如此失去自我”（不停地检讨、批判，有风派之嫌），丁涛教授告诉人们，“倘若他们真正理解了屈原——婵娟的生命内涵，便会得出相反的看法”——“郭沫若从未背叛自己一生的信念，他是个慎终如一的人”。因为坚信造神和偶像崇拜是一个信徒的不同表情，得出了“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伟大的奠基者与创建人之一……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是20世纪民族精神和民族个性的一个个性化表达”，这样的惊世骇俗的结论。

　　康德式的批判和反思意识构成丁涛矛盾的历史主义视界。这个解剖主体同样具有某种“背反”的特点。她有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情怀，如同黑格尔超越民族情感对法国革命做出中肯的评价一样，在说到“强国梦”和“大国梦”的时候，一种无法掩饰的开创历史的激情溢于言表。了解丁涛的都知道，近一百年的思想史一直是她梦绕魂牵的问题。在教授的内心深处，奔突着开创历史和审美期待的双重激情。我们看到，作者强调审美，但审美的标准并不是最高斛地；从历史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之梦中，我们屡屡看到对作家弄潮情不自禁的赞叹。我们在社会变革的熔岩中看到作者激情自我面目的裸露。也正是这种裸露，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感和学术良心。

　　丁涛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美学教授，曾任《戏剧》杂志主编。在戏剧学院，以讲述康德和海德格尔哲学和戏剧美学得名，其系列哲学论文《诗与真》，以对西方近代哲学精神的梳理引起普遍关注。丁涛到戏剧学院后，把哲学、历史与文化研究带到戏剧研究中来，给中央戏剧学院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哲学思辨气息。上世纪90年代后，文学界开始了重写文学史的工作，但相应的戏剧史重写工程却相对滞后。中戏作为中国戏剧理论的重镇，从极左的文艺路线中走出来，恢复戏剧艺术审美和情感的属性，是其理论研究不可逾越的工程。丁涛的这部国家立项课题，在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研究框架，该书既不是戏剧史，也不是纯美学，它把戏剧史，思想史、文化史、戏剧美学、作家主体研究融为一炉，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具有方法论和学科建设的意义。此外，面对一个庞大的曹禺批评史，不畏艰险，掀翻定见，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史学功力。丁涛的研究还向我们彰显了学术的尊严。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50万字的项目做到了近20年，不计报酬，淡泊名利，始终关注民族的精神历程和美学取向，没有矻矻求索和奉献精神，没有对民族历史的和学术的宗教般热诚，要想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绝对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