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日逛书店，偶闻一男一女俩知识分子对话：

　　女：“看，这本书，是盗版。”

　　男接过书一看：“漓江出版社的，哪里会是盗版。”

　　女：“余秋雨在《羊城晚报》上作了申明，这本书只在台湾出过，其他都是盗版。”

　　男：“内容是不是真的？”

　　女：“余秋雨说，几可乱真。”

　　男：“那就得了。”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买没有买这本书；我只知道，余先生在大陆版《山居笔记》中以“可怜的正本”为题写了篇自序，对盗版者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可是没有多久，新的盗版又接踵而至，并且将那篇愤怒的“檄文”也一并盗了。

　　我似乎听见余先生在说：“他们在对我窃笑……”

　　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大声疾呼：这样猖狂的盗版活动如不有效制止，出版业有被拖垮的危险！……

　　（1998年12月4日《文汇报》）

二

　　盗版之举，古已有之。

　　宋高宗在《翰墨志》中的一段话，将盗版之害写得明明白白：“然右军在时，已苦小儿辈乱真，况流传历代之久，赝本杂出，固不一幅，鉴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亦远。”

　　右军，即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先生在世时，常被一些盗版的小人所困扰，王老先生的苦恼，一定不会亚于余秋雨先生。

　　到了后来，古人也开始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版权意识’。李伯元所著、被人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官场现形记》中，就有这么一位力图维护自己版权的书商：

　　这书商名叫王慕善，他找到了分管一省行政事务的藩台，想求藩台办两件善事。一是，他搜寻了流散在社会上的淫书七百八十三种，编了个淫书目录，求藩台出个告示，将所列淫书严行禁止，免得扰乱人心。二是，他禀承中央的旨意，注释了一部《圣谕广训图释》；又花去了三年零六个月的工夫，详解了救世真言《太上感应篇》一书，因此，再求大人赏张告示，禁止其他书贾盗印，以维护自己的版权。为了讨好藩台，他还说：“如果大人有什么著作，卑局亦可效劳。”

　　藩台一听，觉得可笑，于是说道：刻好书本来是件善事，值得提倡；不过关于版权一说，又值得商量。我们做官的，只能禁止别人做坏事，怎么能禁止别人也做善事。既然你说你的书是善书，明天你可以送几百本书来，等我下个公文，让各地、市、县的头儿们都看看。

　　王书商是个商人，不会白送，于是便问藩台如何付款。

　　藩台一听要钱，有些不高兴，愣了半天，说道：“既然想要劝人为善，最好把这些书捐送与大家，如果要人家拿钱，恐怕来买的就少了。”

　　王书商想要出版专利又想一毛不拔，藩台自然不会给他。然，故事还有更精彩的一笔，虽与版权无关却也能看到“扫黄打非”之艰难：藩台支走了王慕善，对手下人说道：“现在的时势，就是拿着法律管着他，他也不会听你的话；如今忽然拿着善书去劝化人，你送给他看，他也不想看，还要别人拿钱，岂不是白日做梦！倒是把那七百多种淫书调来看看，一定有些新鲜东西在内。”

三

　　图书的盗版是个古往今来的话题，而VCD的盗版却是个“新生事物”。

　　原想写篇关于VCD的短文，取了个题目，叫作《消费盗版VCD》，不久，又觉得不妥，有些为虎作伥之嫌。于是又改成《消灭盗版VCD》，然后，还是觉得不妥：多年来消灭盗版的势头不可说不大，但为什么却屡禁不止，屡消不灭，反而越演越烈呢？看来，什么时候才能“消灭”得加一个大大的问号。

　　看看中央电视台黄金强档的电视广告，有多少家VCD播放机的厂家“锁住”了频道，从VCD到CVD、DVD，再到SCVD，从“超强纠错”到“全面兼容”，大家心照不宣，都来“消费”VCD。

　　VCD碟片有正版也有盗版，但正版哪是盗版的对手！

　　你到音像市场去买影碟，正版引进的国外故事片，少说也要四、五十元一部，而盗版的故事片，从二十元降到十五元、又降到十元、八元、七元，去得多一些，买得多一点，一些地方还可以拿到批价：五元！如今，另一种自称“无论对产、供、销和消费都有实质的经济价值”的DVCD碟片，竟只要四点五元！一部正版故事片的价钱，竟可买到近十部盗版故事片，消费者何乐而不为？

　　有人告诉你：盗版的质量根本不行，对您的播放机也会造成损害。

　　可是，也会有人告诉您：那不是无知，就是鬼话。且不说国产影碟机一直就是以能读各种坏碟、烂碟而自豪，单说那盗版碟的质量，正版哪在话下：

　　先说质，一，盗版的影碟照样清晰。影碟城的小老板们常常告诉你：这影碟是“彩版”，这就是说影碟片背面的片名、厂标等印刷是彩色的，是正规厂家所制作，质量一般可靠。二，如果图像不清，有“马赛克’或其他质量问题，小老板们一律包退包换。三，正版故事片，大多经过翻译；而那种译制除少数成功者之外，大多失去了韵味。而盗版影碟，中文字幕，外语对白，原汁原味；港台影碟，有国语粤语两种语言互换。正版盗版，不可同日而语。

　　再说量：众多的国产故事片经过电影院、电视台的播放，再制成VCD很少有人问津，而正版的译制片、港台片其数量哪有可能去跟盗版碟较量。电影院、电视台播放的国外大片少得可怜，而音像市场上诸如《铁达尼号》、《侏罗纪公园》、《真实的谎言》、《空军一号》、《拯救瑞恩》、《小鬼当家》、《烈火熔城》、《水上世界》等等大片以及众多的奥斯卡金像奖影片，总是先于电影院出现。一家人花百余元去电影院看一次大片，总不如花十来块钱在家庭影院中，多次反复地欣赏那张同样的影碟。

　　有人说：盗版冲击的是那些影视制作公司，关消费者何事？！此话虽少了些“全局意识”，但细想来既然无法要求人人皆为圣贤，也就只有叹气而己。

四

　　受盗版书危害首当其冲的理应是出版社，不知为何，口诛笔伐，奋起反抗的却是作家。

　　可能因为我们的出版社毕竟是国家的出版社，国家不是人，不知痛不知痒；而要去打版权官司的肯定是人，要劳神劳力。往往一场官司下来，钱儿花了，胜败难料，倒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倒还省心省力！况且大多数时候，对手躲在暗处，就算你重拳出击，你还打不到他的影子。何苦来哉！

　　在与盗版的战争上，公家退却了，作家自然无可奈何。

　　古人比今人更为豁达。

　　古人没有盗版、正版之分，只有善本、赝本之别。

　　赝本也就是伪书，是假冒名人的大名，去兜售自己的私货。而善本是指精心校对，极少差错的刻本、抄本、校本等等。不管你印的是谁的书，只要你制作精良，都可以当作善本收藏。这正如《官场现形记》中藩台所理解的：这就是做善事，当官的禁你不得。

　　清代有位藏书家叫叶鞠裳，他谈到名人碑刻的摹本极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前人名迹已损，后人得初拓精摹，不见中郎，犹见虎贲，未为无益？”秦时，圣上的近侍之官称为“中郎”，到汉时又称为“虎贲中郎将”。叶鞠裳的话说白了就是：“秦时的古迹不见，能见到汉时的摹本，不也是一件很有益处的事情么？！”

　　有一位大学生，是余秋雨散文的崇拜者，他囊中羞涩，又苦于找不到余秋雨散文的全部。一日见到《余秋雨文集》，喜出望外，明知是盗版本，他毫不犹豫将其买下，他说：不就几个错别字么？我当当校对又何妨！你看这三十六元的定价，我花十五元买下它。真好！

　　——这种喜剧，只有让人苦笑。

　　古人作赝本，有时，也还有点“良心”。

　　近人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就记载了这样一笔：

　　有人说名画的盗版者，相约有一条规矩，必须在画中，如年月或地方故意留下一二处破绽，以便让内行的人识别。徐珂自己也补充了此种说法：“扬州人作伪者，皆有此习惯也。”

　　前不久，与一朋友论及盗版之事，朋友语出惊人。他说：在解放前，那《共产党宣言》、毛主席的书，不都是禁书、盗版书么？它传播了真理，传播了革命，盗版书也有着大大的功劳！

　　这当然是一种诡辩，但这也说明了从“文化史”角度评说“盗版”的复杂性。

五

　“盗版”，在法律术语上叫“侵犯著作权”。法律对作者的著作权有一个保护的期限。在中国，是作者终身加死后的五十年；大多数国家也都是以死后五十年为界限。当然也有少的，如波兰、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待作者死后就只保二十五年。也有多的，如象牙海岸就独树一帜：作者终身再加身后九十九年为期限。

　　在这期限内，国家以法律的名义加以保护。因此，市场上多如牛毛的《四书五经》、“四大名著”、“三言二拍”并未盗版；而大多引发的盗版大案，其著作者都还活在世上。

　　国家对著作权有时间上的保护却无空间的保护。有些地方和单位没有忽视这一点，自行对空间作了一些防范。这有个新名词，叫“地方保护主义”。

　　音像制品大多采取的是市场集中管理的办法。这办法不错，便于清查，也便于管理，更便于保护。如今好多市场是空壳市场，有场无市，一些市场管理者便申请开办音像市场。为了市场的利益，市场经理便对经销音像制品的小老板们多加保护。一般音像市场多有保安，保安防范的不是盗贼，不是水火，而是音像市场检查。检查者一来，保安记得车型车牌，一声吆喝，鬼子进村，坚壁清野。检查人员“扫荡”一遍，少有声色。不知是检查者心太软，还是小老板法儿太刁，这种“猫鼠游戏”看来还得一年一年演下去。

六

　　其实，盗版也是对图书高定价的一种惩罚。

　　理应说，好的书印数越多，书价也要相应地向下浮动。

　　然而，相反，有的书，比如某出版社的一套《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印刷一次就涨价一次，从八十元一直涨到一百六十八元，其利润空间之大，就给盗版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于是，该书在市场上就出现了盗版本，人们以八折的价格可以零售到同样的书籍。

　　不到三十万字的《学习的革命》定价为二十八元，印数号称一千万。出版者不想让利于消费者，而以巨资大作广告，并想以倾销的形式占领市场；结果，广告给盗版者作了，市场上出现了只卖十四元一本的盗版书。

　　有时，一些事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小贩，用三轮车推着一车各式各样的书，如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以及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徐霞客游记》、《笑林广记》……仅以定价的三四折或以两三元一本的价格出售，竟也能获得利润，真不知那些正式的出版社，为何要把书价定得那样高？也许，他们会以版税、稿酬的开支来搪塞；但明眼人也知道，那占不了几个百分点。

　　合理压缩利润的空间，运用价格——经济的手段来制约盗版，又让利于消费者——读者；总比靠严打来惩治犯罪，逼读者去买便宜的盗版书要好。

七

　　书刊、影碟毕竟是“原子”，是“物质”，查而有据，罚而有度；而互联网络上所盗之版是“比特”，是“信息”，来无影去无踪，令人瞠目结舌。

　　一本名为《戴安娜传》的书，出现在王妃车祸罹难不久的国内图书市场，其内容之新，速度之快，让人大开眼界。

　　——这是出版商得益于信息时代的“因特网”。

　　于是，人们争相效法。不久，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关于总统克林顿性丑闻的调查报告一上网，图书市场上立即就翻印出了七、八种书名各异，内容相当的中文书籍。

　　莱温斯基的书和与她相关的书，也是一个好卖的热点。《莱温斯基传》、《神话背后的莱温斯基》等，其内容也是来自国际互联网络上……

　　虽然那些书都是“盗”的关于美国的事，人们有理由不去管他；但国内的事闹到网络上，人们就有些着急。

　　——如今，在各类中文网上，书屋林立，高朋满座。在“黄金书屋”、“亦凡书库”、“文学天地”、“天一书楼”等等网点上，人们可以读到大多当今走红的各路文学名家的文学名著。而苏童、王朔等人的作品则被‘一网打尽’！

　　对此，作家们不知所措，有不解的，有愤怒的，也有的大声疾呼：快快立法！

　　然而，也有懈怠之人。梁晓声就这么说：有些事情不要太认真，其实这就跟盗版一样，中国有些事还可以换—种思维方式，不必搞得那么紧张，人不妨宽松一点。

　　实在说，因为急也没用。你再急，能像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么？

　　世界第一部版权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早就于1886年9月9日签订。之后，此公约于1896年在巴黎补充，1908年在柏林修订，1914年在伯尔尼完善，1928年在罗马修订，1948年在布鲁塞尔修订，1967年在斯德歌尔摩修订，1971年在巴黎修订，1979年在巴黎再次修订。

　　——在1992年，在人家走过了整整一百零六年的法制之路后，中国才宣布加入实施这一公约的行列。这就说明，相比世界，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还有很远的一段路程要走。

　　当然，我们必须咬住牙，一步一步地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