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汉城先生是当代成就卓著的戏曲大家，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作为晚辈，有这样一位铺路领航的先行者，我感到万分庆幸：作为学生，有这样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我感到庆幸万分。
我认识郭汉城老师，最初是从拜读他的作品开始的。早在“文革”之前，郭老紧密戏曲改革实践，写出了不少见解深刻、说理透彻的理论文章，对戏曲遗产的继承和推陈出新，对戏曲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对戏曲的审美特色和民族风格，对戏曲发展的某些规律等重大命题，都提出了真知灼见，使人受益匪浅。例如当时所学的文艺理论教科书中，通常都以文学的党性原则为基准，讲文艺的党性和阶级性。而郭老却更进一步指出要讲戏曲的人民性，虽然人民性也包含阶级内容，但却是一个范围更加宽泛的概念。郭老反复强调戏曲艺术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反映在文艺作品里，符合人民的利益，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就是文艺作品里人民性的表现。”①这些论述，不仅使我这样的当时的青年人，对戏曲有了一种比较客观的认识，更是抵制了长期以来将戏曲一律视为封建糟粕而加以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左”的偏向。再如他对当时一些有争议的剧目，如《琵琶记》《团圆之后》、“清官戏”、“黄天霸戏”等，都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思想与艺术、成就和局限、动机和效果等各方面加以条分缕析，既非“棒杀”，也非“捧杀”，而是对复杂的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审美评判，成为文艺评论中不可多得的典范之作。郭老写于数十年前的不少文章，经过时间的考验，并未过时，反而显示出一种“距离美”，更加突现其理性的光辉和超前的睿智，令人折服。我因此成为他的私淑弟子。
新时期以来，我在中国戏曲学院《戏曲艺术》杂志从事编辑和评论工作，曾多次在晋京演出的剧目座谈会上，或在一些重大的戏曲活动中，聆听郭老的精彩发言或学术报告，对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精深的学术造诣，更加了解和敬重。他对剧目和演出的评点，不仅像公正客观的裁判员，准确地指出其成功和不足；而且像医术高明的医生，能对症下药，开出处方，想出闪光的点子，提供积极的建议，帮助修改提高，使我这样的旁听者，也有妙手回春之感。
虽然多次与郭老相见，但未能深入交谈，向他请教。我与郭老近距离交往是从一次向他约稿开始的。大概在1990年左右，我们《中国京剧史》编写组将郭汉城列入人物传记条目，派我向郭老约稿，请他提供资料或推荐撰稿人员。我向郭老说明来意，不料竟几次遭到他的谦辞和婉拒。他诚恳地表示：对京剧没有专门的研究和著作，列入京剧史不妥当、不合适。几经解释，他还是坚持己见。无奈之下，我只得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资料，写成约两千字的初稿，请郭老过目。在既成事实面前，他只好被迫接受，却将原稿大加删削，将一些赞扬性的用语和形容词，一律删除，最后只剩下几百字，完全是一幅近乎白描的速写。我觉得太过简朴，又适当加以丰富。后来出版的《中国京剧史》，保留了以下文字：
郭汉城（1917— ），戏曲理论工作者、剧作者。浙江萧山人。1938年参加革命，陕北公学毕业，曾任察哈尔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联主席、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剧》主编等职。
郭汉城长期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和戏曲改革实践，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写出了大量戏曲研究和评论文章，结集出版有《戏曲剧目论集》《郭汉城诗文戏曲集》等。文风朴实，紧密联系实际，既有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与张庚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为构建民族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
郭汉城还从事诗词、戏曲剧本创作。他的诗词意境深邃、诗情浓郁，有《淡渍堂诗抄》等行世。他改编的剧作如《青萍剑》《海陆缘》《琵琶记》（与人合作）等，情词并茂、文采斐然，既适宜场上排演，也可供案头阅读。
郭汉城一贯重视戏曲教育，他直接培育、教诲的学生数以百计，其中不乏硕士、博士等高级研究人才。他扶植、指点的年轻编剧、导演和演员，更是遍布各地，称得上桃李满天下。②
从这次经历中，我深深感到郭老谦逊朴实、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低调为人的学者风范。
1992年4月，郭汉城学术成就研讨会在京举行，我有幸躬隆其盛，聆听不少师友在会上热情洋溢的发言，深感郭老在同仁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是公认的当代戏曲界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之一。会后，我用尔冬笔名，写了篇综合报道，以写意画式的勾勒，概括盛会的情况，刊载于《戏曲艺术》1992年第2期。
事后，有人对“当代戏曲理论的代表人物为张庚、郭汉城”以及“前海学派”的提法，提出质疑。见仁见智，看法不同，完全正常。作为一家之言，我是赞同上述看法的。事实上，张庚、郭汉城二位老人，以其学识、著述、声望和影响，都是当代戏曲理论界领袖群伦的人物，他俩主持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集中了当代戏曲研究的一批精英和骨干，为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建立，进行和完成了奠基性工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累累硕果，举世瞩目。因其办公地点曾长期在前海旁边的恭王府，故被人称为“前海学派”，亦如历史上的“吴江派”、“临川派”、“京派”、“海派”一样，并无甚不妥。当然对“前海学派”的内涵和外延，特色和风格，都尚需作认真的探讨和界定，但不能无视其客观存在，更不能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加以奚落和否定。
1996年金风送爽时节，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京主办“郭汉城从事文艺戏剧活动50年座谈会”，同时也对郭老80华诞表示祝贺。我又一次幸运地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上了生动的一课，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会后我写了篇短文，抒发与会的感受。③
会后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从郭老的私淑弟子登堂入室进入学生之列。那是山东教育出版社约请郭老主编一套《中国戏曲经典》，从中国最早的戏曲剧本到20世纪末期为止的戏曲剧本中选其出类拔萃之作，汇成长编，进行文化积累，留下传世之作。承蒙郭老提携，邀我参加选编工作，并担任“传统剧目卷”的主编，而其他分卷的主编傅晓航、张宏渊、苏国荣、吴乾浩、谭志湘、周传家，都是“前海学派”中的干将，就我一个是“海”外之人，能与他们合作，也是一种幸运。
在编选工作中，我被郭老坚持原则的立场和坚持学术民主的风气所感染，也被他善于凝聚力量、进行组织协调的才干所折服。经过郭老的反复考虑和全组的多次研讨。认为应当缓称“经典”，改称“精品”更为妥当。因为“经典”需要长期的筛选和读者的检验，而现、当代作品，显然还达不到这一要求，还缺乏这道严格的把关。而出版社可能认为以“经典”作书名，更有号召力，更能吸引读者，因此坚持己见。郭老则表示，如不改书名，宁可放弃。经过多次沟通，双方都作了让步，达成协议，改为选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戏曲经典》和《中国戏曲精品》两套丛书，前者基本上是古典名著，后者为现、当代作品。从确定书名这一细节，我感到郭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历史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经典”遍地开花的今天，何其可贵。在挑选篇目的过程中，郭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反复推敲，每部入选作品，几乎都是几上几下，最后才确定下来，可以说是群策群力的产物、集体智慧的结晶。结果精选从《张协状元》到1995年底为止的历代优秀剧目百余部，涵盖了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及现、当代戏曲（包括京剧、昆剧、地方戏、少数民族戏剧）的佳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戏曲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波澜壮阔，蔚为大观。
为了方便读者，郭老要求各分卷主编写出该卷前言。既要具备导读的性质，又可以独立成篇形成专论。郭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两套书写的总前言，以高屋建瓴之势，概括了戏曲的美学特征和时代精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成为他晚年的力作。同时，他又以满腔热忱和极大精力，审阅、修改各分卷的前言。我在撰写的过程中，得到郭老耐心的指教。他完全以平等的口吻和探讨的态度，与我交流，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可以敞开怀抱，直陈己见。一次不行，又反复讨论，几经修改，也是几上几下。有时郭老将意见写在稿件旁边，有时直接在原稿上加工润色，可以说比他自己写文章还费劲许多。这种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我的经历中还是少有的。而郭老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蜡烛精神，更让人感动。在郭老的指挥督促和人格感召下，经过编选组一年多的努力，各书稿顺利完成并交出版社，于2005年出齐，共10册，收入剧本114部，450万字。
这两套具有汇总性质的戏曲长编，浓缩了我国戏曲文学的精华，为今天的戏曲创作和演出，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和宝贵的经验，具有阅读、研究和收藏多种价值。郭老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智慧，应当铭记不忘。
就在《中国戏曲经典》和《中国戏曲精品》出版的同时，汇集郭老的戏曲理论、评论、诗词和戏曲剧本的《郭汉城文集》出版，共4册120万字，囊括了郭老半个多世纪以来戏曲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的精华，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位年近九旬的智者快慰生平的喜事。为此，我在2006年春节给郭老寄去的贺年片上，写上一首小诗，表达我们的祝贺和敬仰：
德高望重老寿星，春种秋收硕果盈。
十卷精品汇史册，四帙宏文慰生平。
栽桃培李心肠热，探幽发微烛照明。
花开花落等闲看，高山流水树长青。
诗句不工，真情不假。我想，郭老的不少学生，也许会有同感。
如今郭老已是九三高龄的老人，仍然精神矍铄、步履轻快、思维敏捷，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和活力，每日伏案劳形，笔耕不辍，不仅时有文章见诸报刊，还相继出版了《当代戏曲发展轨迹》《淡渍诗词钞》等专著，他与马少波、刘厚生三位老前辈共同主编的大型工具书《中国京剧百科全书》也即将问世。
衷心祝愿郭老健康长寿、健笔凌云！
注 释：
①郭汉城：《道德·人民性及其他》，《戏剧报》1960年第12期。
②见《中国京剧史》下卷，2635页，标点有改动。
③见《戏曲艺术》，1996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戏曲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