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演出的《喜脉案》，我原先已看过三次，一次是看电视，一次是在湖南看舞台演出，连同这次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已是第三次了。每次相隔时间不长，但都保持初看时那种新鲜的感觉。特别是这一次，在一些基本关目上，在结局的处理上，更符合喜剧艺术的要求，能够和谐地解决戏剧矛盾冲突，充分发挥了喜剧的讽刺效果。

　　《喜脉案》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不是花鼓戏的传统剧目。据说花鼓戏传统喜剧很多，但以皇帝作为喜剧人物的却还没有见过。《喜脉案》写了一个因为要保持皇帝尊严而闹出许多笑话的皇帝。这位皇帝，姓名不见于经传，行事难稽于稗籍，实实在在是一个民间传说中被讽刺的角色。

　　《喜脉案》的故事并不复杂：皇帝的爱女玉叶公主未婚而孕，皇帝不知内情，召来太医院赵、钱、孙、李、胡五位太医为公主治病。太医们明知公主有孕，却谁也不敢实说。因为皇帝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触犯了皇帝的尊严，不会有好结果。但不说也不行，这种事好象纸里包火，一旦真相大白，也难免落个欺君之罪。太医面对这种严酷的考验，态度也不相同，有的胆小怕事，有的想用“一床锦被”遮盖起来，也有的先不敢实说，由于情势所逼和良心谴责，后来又讲出实话。人物的性格冲突，使简单的故事，产生了无穷的波折，仿佛已山穷水尽，忽而又柳暗花明。

　　然而在剧情的变幻莫测之中，其发展趋势又有一定轨迹可寻。那就是，说真话，化夷为险；说假话，又化险为夷。而剧情这种发展趋势的“制导”因素，则是那位皇帝的无上权威一对说假话者，加官晋爵；对说真话者，投监、处斩、上吊、吞金。由于存在这种“制导”因素，使结局有可能引向喜剧性“和谐”的方向发展，因为冲突的对立面，太医和状元，其性格和权力都不足以和皇帝相抗衡。在剧情进程中，人物按各自的目的行动，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此引发出观众的笑声。这种笑声，暴露了皇帝的尊严和权力的虚伪性，显示出喜剧对落后事物的否定力量。

　　作者在鞭挞皇帝的虚伪性的同时，也对太医们的说假话进行调侃。但很明显，批判的主要矛头，始终在皇帝不在太医。掌握这个分寸十分重要，因为对人物评价分寸的恰当性，与艺术形象塑造的正确性有密切的关系。说假话当然是一种恶德，是在私有制社会中长期培育起来的一种腐蚀灵魂的细菌，正是喜剧艺术的讽刺烈火所要焚毁的对象。但生活是复杂的，说假话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应该作具体的分析。十三世纪波斯诗人萨迪在他的《蔷薇园》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心存善意的假话比不怀好心的真话更为可取。在这场喜脉风波中，说假话的太医有两个，一个是李珙，一个是胡植。他们说假话的情况又如何呢？李珙是在赵、钱、孙三位太医不敢说出公主私孕的真相而被降级、剁手指的危急情况下才提出“风邪入内”的病因和“冲喜”的办法。他的假话，固然有维护皇家尊严的作用，但也保护了三位受害同行和无辜的玉叶公主，当然也保护了自己。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假话，并非存心害人，也没有取悦邀宠的动机。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但并不是一个英雄，没有为真理而抗争的勇气。他的行为并不值得我们仿效，他的品德并不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并不能因此判定他是一个坏蛋。总之，他是一个精明干炼、善于应付官场变故的封建官吏，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胡植要比李珙单纯些，性格中的积极因素似乎比李珙更多一些。他是在并不知道被拉来“冲喜”的新科状元柳怀玉已经道破公主私孕的情况下附和了李珙的“风邪入内”的假话，更没有想到他的一句假话会害得状元“投监候斩”。良心的谴责和老婆的责备，使他鼓起勇气深夜入宫向皇帝说明真相，搭救状元。可是他的真话比假话的效果更坏，不但救不得状元，又害了公主（赐白绫自缢）和自己（赐吞金升天）。接着他又设法进入公主宫中把她放走……直到弃官归田。这个人物性格中的积极因素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增加的。很清楚，这两个人，有弱点，有错误，但他们还不能代替皇帝来承担主要讽刺对象的责任。

　　正确掌握讽刺的分寸，是喜剧创作成败的重要关键之一。生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更大量、更普遍的，是思想、性格较为复杂的人。好人、坏人、复杂的人都可以写成精神世界丰满、复杂的典型，各有不可相互替代的作用。好人的形象可以起“见贤思齐”的作用；坏人的形象，可以引起憎恶和警惕；复杂的形象，可以培养聪明、清醒的头脑和深刻认识生活、认识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力。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习惯于把人划分成好人或坏人，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大大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丰富性、生动性，当然也影响对人物审美评价的正确性。记得前两次看《喜脉案》时，总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仿佛李珙是剧中说假话、往上爬、天字第一号大坏蛋。这种印象，当然是由无数形象或暗示造成的，表示着作者、饰演者的倾向。但是对人物的这种谴责，与他在剧中的实际行为并不相符。更重要的，对李珙的说假话的过分讽刺，反而减轻了爱听假话的皇帝的责任，这却恐怕是作者、饰演者始料所不及的。还有，对人物不恰当的评价，必然导致剧情不能顺畅的自然的发展，影响作品艺术的完整。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当李珙在刑场上发现状元柳怀玉就是公主的丈夫时，作者没有让他紧紧抓住这把“和谐”地解决这场喜剧冲突的“金钥匙”（因为这使原来公主、柳怀玉都坚决反对的“冲喜”成为可能，也保住皇帝的面子，给他可下的台阶），却让他在皇帝面前说了一大套阿谀奉承的话来解决问题。但是他的这些花言巧语与这场冲突的主要问题无关，所以形式上是解决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看完戏，在观众的思想中却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种处理上的失误，不是出于作者创作的功力不够，而在于对人物评价的偏颇上。我第三次看的时候，这个缺陷已经得到纠正，而且处理得很好，就是一个说明。

　　《喜脉案》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构思巧妙，语言风趣，复杂的人物关系处理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等；但最主要的，还在于塑造出了李珙、胡植、皇帝三个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这样的人物，在过去所创作的戏曲剧本中是不多见的，但在这次观摩演出中，却出现在《喜脉案》、《秋风辞》、《奇婚记》中和其他的一些剧目之中。它标志着戏曲剧目的文学性提高了，反映社会生活深化了，是党教导我们在文艺战线上肃清极“左”流毒的积极成果。一个时代的文艺是否繁荣，归根到底决定于是否不断地出现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优秀作品，而不在于一时的上座率的高低。我觉得，戏曲创作上出现这种新的苗头，不妨看作是戏曲繁荣的征兆或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