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奔波（1925—1935）
1.初识田汉和欧阳予倩
田汉是这天堂里的一个不羁的“天使”，常常是发长不剃，衣脏不换，总之是不修边幅，但这就是所谓的“浪漫派”的生活方式吧。周贻白曾这么想。周贻白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便与田汉的舅父蒋寿世同住他家。
在周贻白的眼里，田汉这个有着实业家气魄的戏剧电影的身体力行者确实有着那么一股子什么都敢尝试的先锋味道。“南国电影剧社”的社员起初只有七八个人，既无经费，也无社址，摄影机也没有一部。但田汉硬是以二百几十元的资金，借新少年影片公司的场地和器材，开始了影片制作。上马的第一部片子就是田汉自编自导的《到民间去》。“到民间去”——这本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俄国民主主义知识青年（所谓民粹派）的一个志在改造社会的幼稚、朦胧、充满救国热情的口号，同时也是一个感伤而又美丽的幻想。用今天时髦的话说，田汉敢于树立自己的品牌，将一个叫易素的女演员称作“东方莎乐美”，将唐槐秋的妻子吴静称作“南国女王”，在声势上，有先声夺人的气势；在艺术实践上，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后来，田汉被圈内人尊称为“田老大”，也是因他这种敢于拼搏的江湖气确实为他博得了一个戏剧电影界的硬汉形象。
周贻白在战乱的余惊中原想“南国”可以暂时成为他与戏剧相栖的天堂。然而，社会的动荡不可能不波及他们的“南国”。“4·12”政变发生了，有人充当刽子手，有人充当牺牲者；南京、武汉的对立形成了，有人拥护右的南京，有人拥护左的武汉。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郁达夫在他的《日记九种》中说：“蒋介石头昏脑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现在还要反过来，勾结英帝国主义者、日本资本家和支那往日的旧军阀旧官僚等，联合成一气竭力地在施行他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注：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然而、又有人告诉他们，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国民党分裂实在可叹，蒋介石是一位文天祥、陆秀夫式的“英雄”，一心系着国民革命之大业，一心把北伐进行到底……这又引起他们对落魂的“英雄人物”的同情。1927年的7月，也就是周贻白与“南国”相识的一个星期之后，田汉被聘为国民党南京总政治部电影顾问兼电影股长准备奔赴南京。这一次，周贻白再一次被政治的迷雾和不定数戏弄了，他们心中的艺术之梦在暖昧的政治泥沼之中显得单薄无力。
盛夏的火热燃烧着几个热爱戏剧电影艺术的年轻人的心扉，怀揣着“银色的梦”他们的心一同驶向政治气氛扑朔迷离的南京。此次前往南京就任的还有蜚声剧坛，曾与梅兰芳齐名，得到“南欧北梅”赞誉的欧阳予倩。此君是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不顾家庭的反对，甘愿做为世俗歧视的“戏子”。由于痛感旧剧界的腐败和新型演员培养的艰难，1919年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但由于与当地的士绅意见不合，加之有人攻击他为“乱党”，使他的理想不得实现，因而愤然离去而奔上海。在上海，他虽然得与田汉、洪深等中国戏剧、电影的奠基人一起探讨专业而变得充实，但在物质生活上，却显得饥寒交迫。因此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应“大舞台”之邀搭班演出。连台本戏、机关布景，一切以看客的好恶为标准，他挂的虽是正牌，却连一个三路角色都比不上！当此次田汉邀他去南京筹办国民剧场时，他毅然辞去“大舞台”，欣然前往。
此外，同行的还有一位后来以主办中国旅行剧团闻名遐迩的唐槐秋。事实上，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一次田汉的南京之行在私人感情上，多少和唐槐秋有一些关系。唐愧秋早年留学日本，后又留学法国学航空。1925年回国与田汉相识，并舍弃航空专业、进入“南国”艺苑。他为了支持田汉办南国电影剧社，负债累累，东西当光，这使田汉内疚万分。恰好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处艺术科的一个朋友来看望唐槐秋夫妇，唐夫人托他找点事做，那位朋友便答应她到艺术科做些剪接电影片子的工作，每月约可得五六十元的报酬。唐傀秋别无他法，因为要执拗地留下来和田汉并肩战斗，只好允许她只身到生疏的南京去谋生。看着一对比翼鸟就要因自己而分隔两地，田汉心里很不是滋味。恰巧几乎与此同时，田汉接到了何公敢从南京发来的一份电报，请他到南京主持政治部宣传处艺术科的工作。为了让唐槐秋夫妇不必分离也为了自己的艺术之梦，有了这两点因素，天平上的砝码自然就倾斜了南京之行了。
2.无奈的政治过客
在南京，周贻白被任命为准尉司书，田汉的舅父蒋寿世任少校股员，欧阳予倩任戏剧顾问，唐槐秋任戏剧般长。当时总政治部号召所有在职人员都加入国民党，周贻白便由一蔡某领去，以周夷白的名字登记入党，虽并未领到党证，也未参加什么组织活动，然而这一浑浑噩噩的过程却埋下了一个祸根，在文革时期成为受人刁难的有力证据，这是后话。
1927年7月，战事频繁、动荡不安的南京并不领受这一群戏剧才子的艺术热情。8月13日。蒋介石“总司令”终于耐不住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军阀和汪精卫集团的联合排挤，宣布下野，南京实权落入桂系军阀手中。周贻白和田汉等人在浦口下关隆隆的炮声中领了几十元的路费，也随着他的从未谋过一面的总司令“下野”了。蒋介石下野是暂避锋芒，四个月后他就重新坐上了“总司令”的宝座。然而，周贻白的“下野”却将他重新投入了落寞的流浪生活中去。
身处乱世，糊口对于一个已为27岁的壮小伙子仍是一件困难的事，这多少让周贻白有些愤怒和无奈。他决定回到故乡长沙去看一看他朝思暮想的妈妈。
9月，周贻白离开南京到了武汉，准备先到汉口，然后再转回长沙。在武汉，他偶遇曾经在武汉相识的一个旧友张铁君，此君原为汉口路德中学的教员，与当时的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信仰无政府主义，而此时竟然走上了政途，当上了劳工部的副司长。
看来，美好的“安那其”也逃脱不了世事的变迁、政治的左右！在这个政权林立的时代，安那其主义的生存状态也开始变得不纯粹起来。
张铁君见周贻白生活紧迫，便想为他谋个职位。于是，周贻白改名为周一介，由张铁君推荐，加入筹备武汉市总工会。10月，工会成立，周贻白被任命为执行委员兼车工总会指导员。此时，一些国民党的官僚政客，正准备标榜“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打着“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中央的权力。而“改组派”的下层，主要是一些彷徨苦闷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幻想着找寻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于是，一些抱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也被吸纳其中，张铁君和周贻白便是如此。
不多时，改组派的其他成员对张铁君便产生了敌意，因为张所介绍的人多是信仰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头脑有着过多的不讨他们喜欢的“工作态度”，他们不但恨而且怕这些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最终会走上和共产党一样的道路，因为毛泽东这个共产党的大头目不也曾经信仰过安那其主义么？于是，改组派的其他成员便开始排挤张铁君，声明驱逐他，并在暗地里纠集人马突然夺占了总工会。张铁君当然不服气，对周贻白说：“六郎，你说我们有哪一点不‘三民’！我怎么能够挨这个欺负！走，我们把车工会的车工们叫上，向这些蛮横不讲理的人要回我们的地盘！”随即，张铁君集合了车工会的工人们：“你们要跟着谁走你们自己作主！我今天就是要把南墙撞破也要评出个理来，是好汉的就跟着我闯闯这一关！”一部分工人们被鼓动起来，雄赳赳、气昂昂地跟着张铁君走向武汉市总工会的大楼。夺占者听到不怕死的工人们来了，生怕自己吃皮肉苦，于是闻讯先逃。就这样，张铁君又轻松地将总工会夺回。这一切周贻白看在眼里，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暴动的力量。
此时，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以来，湖南的政局仍然在动荡之中。国共两党的较量仍在持续。剑拔弩张的社会氛围让周贻白分外的担心故乡长沙的妈妈。周贻白决定放弃这份武汉市总工会的工作，回长沙去看看。于是，他于12月辞职后，便离开了汉口，回到了长沙。
3.无辜被捕
长沙坡子街拥矮的亚麻色的房子依然如故，但曾经火热的小商贩的的叫卖声却显得稀稀落落，“裕丰祥”已经不见了痕迹。他的母亲不知下落，他赁居一家小客栈里，然后找寻母亲的下落。好在个别的老街坊还在，从他们的口中，周贻白打听到他的妈妈住在长沙南门外的蔡公坟。然而，母子尚未团聚，周贻白便卷入了一场莫须有的祸难。
周贻白赁居的这一家小客栈，除了每天时常会有一些带枪的国民党士兵来例查以外，仍然在做着那些流动着的贫苦大众的生意。这些老百姓们似乎已经学会了在动乱中求安稳，并没有放弃哪怕是算得上是苟延残喘的生活。然而，还有一些人，他们性格中的“逢迎拍马”气息严重，在乱世中，变成了毫无政治主见的走狗。无数的共产党人就是牺牲在这些小人手里。于是，这一个潜意识中有着些许背叛性格和显意识中游离于国民党管制的周贻白终于因自己说了一些无外乎同情无产阶级暴动的话，以及对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的“清党政策”抱有异义的想法而招致了某些“小人”的注意。接下来，让周贻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到长沙仅两天以后的一个深夜，几个穿着警服的国民党士兵突然破门而入，几杆带着明晃晃刺刀的步枪指对着被惊醒的周贻白。周贻白半坐起来，却被人用枪拖重又击回在床板上。“老实点，小心你的狗命！有人举报你是共匪！跟我们走，不听话就要了你的命！”周贻白一听，有些发急，“我不是共产党！你们抓错了！”随手下意识的用力将指着自己眉心的一杆枪拨向一旁，“嘣！”“啊！”随着一声枪响，周贻白痛得叫了一声，被击中的膝盖鲜血汩汩涌出。不由分说，紧接着又被揪着脖领子拖了出去，身后的地上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血迹。
周贻白被关在了长沙公安局的监狱里，他的伤口只被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子弹并没有被取出。这号子里犯人众多，拥挤不堪。掉了皮的破墙、生了虫子的铺在地上的稻草、狭小的铁栅栏的窗子以及刺耳揪心的犯人被打的豪叫声都让他坐立不安。他环视四周，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犯人，看得出他们有些人身上有被拷打的痕迹，但奇怪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然。
后来，周贻白从他们的言谈之中，得知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有的人很热衷地谈论着马克思主义，谈论着他妈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出尔反尔，谈论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工农兵。终于，周贻白深刻地体会到“信念”这东西足可以让人在无论多么艰难的情况下都不会将希望泯灭。
在这阴森恐怖的号子里，周贻白曾被审讯两次。可以想象，这样的审讯永远也不能让国民党如意，——“我不是共产党，也没有你们要的任何情报！”这句话是事实，但话语里隐含了些许的愤怒。于是，肉体的折磨不由分说地施加到周贻白的身上，他曾经被吊打，结实的臂膀被打得皮开肉绽，火辣辣的疼痛、几近于死亡的昏迷都强烈地激起他对生的渴望。
狱外，周贻白的母亲在得知儿子被国民党的警察抓起来以后，惊惧万分，她知道国共两党现在是势不两立，她决不能让她的儿冤死在狱中！她和长沙公安局的人说，我儿不是共产党。公安局的人哪会理会一个老太婆的言辞！于是，已经年迈的周妈妈敲遍了街坊邻居的门，求遍了居住地的所有人为她的儿子周贻白出具保呈，然而，当厚厚一沓的纸书放到公安局人员的面前时，周妈妈的希望再一次被残忍地焚毁。
狱中，周贻白并没有放弃生的希望，他似乎听到了母亲在撕心裂肺地喊着自己的乳名“六郎”。他用力敲击着坚硬的墙壁，这里不会有出路；他摸了一摸墙角的泥土，泥土虽厚，但却有一丝生还的希望。于是，他决定像基督山伯爵一样——挖出一条活路来。他身边没有可以利用的硬器，一双肉手就成了铁铲。当他挖出第一捧黄土的时候，他的狱友们从他坚定的眼神里就看出了持之以恒的力量。接下来，狱友们有了他们狱中的共同事业——用双手挖出一条光明大道来。
1928年年初，长沙的政治局面又预示着新的转机。原因是占据两湖和安徽地盘的军阀唐生智采取着与南京方面抗衡的态度。且由于此时桂系的部队已延伸到京、沪一带，唐部横阻于广西与京、沪之间，成为桂系把持中枢的巨大障碍，因而桂系决定灭掉唐生智这个眼中钉。于是，桂系便派遣程潜讨唐西征。西征军攻入长沙之时，长沙公安局的人员闻讯逃散一空，周贻白和他的狱友们也借此时机逃脱了高墙。
但街上仍有着怖人的告示：举报共匪有赏！周贻白一时间不敢回家看望他的老母亲，他生怕自己的“共匪之身”株连了老母。无奈，一头钻进了洞庭湖，开始了两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水上漂泊。依托着一条小舟和一轮不断升起又落下的红日，周贻白以打鱼为生。没有盐，吃鱼如同嚼蜡，即便这样，他也只有这一种食物。在深夜，他也试图到岸上寻一点粮食、打探一下局势。1928年年末，他断定不会再追究他的共匪名分时，终于浮出水面，由以前在长沙善正小学相识的邹矢白的推荐到一所由私人花园改成的凉园茶座作帐房。辗转第二年的春天，周贻白偶遇来茶座喝茶的“狂飙社”的发起人向培良。向培良是湖南黔阳人，他在小说《我离开十字街头》咏叹“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他主持的狂飙社是当时比较泼辣有生气的一个文学团体。向培良得知周贻白曾作过戏剧。便邀他一同赴沪，组织上海狂飙社的剧团。于是，周贻白再一次告别了母亲，回到上海去追求始终萦绕于心的戏剧事业。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和向培良想象的那么顺利，3个月以后，组建剧团的想法最终夭折。于是，周贻白经由上海劳动大学学生汪夫申的介绍于1929年4月来到了福建泉州私立中学和西隅师范学校教国文课，做起了教书匠。
4.泉州教书
1930年左右，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云集泉州，他们一方面探究着古老的东方文明，吸取与借鉴外来的新鲜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大脑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始终在荡漾，驱使着一批有志青年心盛“科学”与“民主”的宏志，用一种批判的眼光期望着可以在泉州这一片文化沃土中洞察出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深邃。在这一时期，周贻白与在泉州黎明高中任教的巴金、张庚、吕骥等文学青年相识，他们彼此传输着知识养分，成为挚友。
泉州的别称很多，因古城形似鲤鱼，遂称“鲤城”；五代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拓建城垣时，环城遍植刺桐树，故又名“刺桐城”；又因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终年润湿温暖，还有“温陵”的雅称。泉州文化深受中原文化、邻省文化、海外文化的影响，但又由于自身地理特殊、语言复杂、民俗各异，表现出其文化的难融性和独特性，而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形成了它独特的戏剧文化。因此，泉州一行无疑给有志于中国传统戏曲研究的周贻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在泉州，他系统地调研了被誉为御前清曲的“南音”；被称为中国古代戏曲的“活化石”的“梨园戏”；从古代酬神嘉礼发展演变的“嘉礼戏”，又称“泉州提线木偶戏”；还有以丑角文明的“高甲戏”以及将偶人套在掌上表演而得名的“布袋戏”。踏实的调查和得天独厚的戏剧氛围使得周贻白在戏剧理论研究上有着迅速的充实和提高。
泉州这块孕育着古老文明的土地，因其各种宗教盛行迷信之风也夹杂其中，很多居民崇奉杂神，背离宗教旨义，谣祠沦为迷信活动场所，神棍造谣惑众，藉机敛钱，愚民妄求福祉，不惜破财伤身。总之，宗教与迷信，混淆不清，黑云滚滚的迷信举动，严重束缚了民智。
1926年大革命后，全国革命思潮奔流澎湃，泉州也继续五四运动精神，周贻白也深受其感染，举起了反对封建迷信的大旗。1932年春，他带领学生们拿着木榻、锄头、绳子，浩浩荡荡地直奔迷信的渊薮——供奉各种杂神荟聚之所。这次捣毁砸烂庙宇土偶的行动让青年学生们心情振奋。然而，周贻白由于这次“造反”，却不得不辞职。离开了这片有着红色的士壤，绿色的庄稼，和成排的相思树的美丽土地。
1932年8月，周贻白由泉州回到汉口，初在《时代日报》任校对，后由报社一位闫姓人介绍，到汉口江岸站工人子弟小学做语文教员，该校属京汉路国民党筹备委员会管理，校长曾觉先即党部筹委之一，1934年底，京汉铁路正式党部成立，曾觉先落选，校长易人周贻白亦去职。
1935年春，周贻白又一次来到南京。此时，张铁君仍在国民党劳工部任司长，他请周贻白到上海中国劳动年鉴收集资料。蹲过国民党长沙大狱的周贻白此时在思想上对当时的中国政局已经开始有了辩证的认知，他心知所谓“收集资料”的最终目的是为国民党的改组派发展组织，拉拢工人，于是，他心存反感实际上没有接触工人，仅写了两次说谎的报告，便被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许闻夫看了出来，于是停止了周贻白的津贴。从此，周贻白便在上海流浪着，寄居在劳动生路自强小学的楼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