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白教授是培养我成为中国戏剧史工作者的领路人，是我永远怀念的恩师。

　　一

　　1950年初，周老师年届五十，应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的邀请，从香港来到北京，任教于学院，为首届本科学员讲授《中国戏剧史》。当时，学院初建，为充实师资队伍，主张在职人员选读专业，以备培养专门的戏剧人才。当时我在教务处任干事，在教务处领导的关心下，我选读了《中国戏剧史》，参加了专业课的考试，取得了老师比较满意的成绩。于是，1952年建立教研室时，将我调入戏曲史组。当时，在周老师直接培养下，我既是进修者中的一员，又担任助教辅导，直至1955年5月。

　　在四年多的岁月里，周贻白老师一方面亲自指导大家研读历史文献与史著、讲授重点作家作品、批阅作业，一方面让我们为教学作准备，逐步编写讲授提纲。记得，在批阅我最早的作业后，周老师亲自找我谈话，讲了欧阳院长和他的意见：要在文字上多下工夫，努力克服缺陷，补自身之不足。周老师还特别要求我在戏曲史专业进修之外，多读诗、词、曲及相关史著，熟读唐宋传奇与小说，充实文史方面的知识。恩师诲人不倦，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进行具体帮助，有问必答，指导我跟上了教研室戏曲史组培养师资的步伐，跨入了戏曲史专业的领域。

　　读书之外，周老师要求我们多听、多看、联系实际，到各地去观摩汇演，访问老艺人、老专家，在访问学习的同时，多与当地的戏曲工作者交朋友，努力掌握戏曲声腔类别及不同剧种在剧目、舞台艺术两方面的基本知识。他还亲自带我们看戏、往天桥杂耍场去观摩各种民间技艺与曲艺，讲述梨园往事和江湖礼俗，让我们知道民间艺术的生存状态及演进历程。他经常对照舞台上的表演，轻声细语地把上、下场，表演程式的组合运用，舞台上的时、空观念，场上脚色唱、念、做、打与文、武场伴奏之间的关系等具体地一一道来，让我们通过观摩逐步理解和掌握戏曲艺术的诀窍，引领我们从案头走近场上，真正进入祖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境界。

　　正是由于恩师的言传身教，引导我在讽人中国戏曲研究院后继续进修，开始了戏曲历史与戏曲现状的调查研究，不断完成科研项目的编纂与戏曲史的教学工作。

　　老师对后来者的培养，体现了一种案头与场上并重的理念。这种理念，构成了建设戏曲史学学科的一种观念，即理论与实践互动——实践出真知、真知为实践。

　　这是周贻白老师不断著书立说创立并坚持的中国戏曲史观。

　　二

　　周贻白老师的戏曲史观，最早出现在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与《中国剧场史》两本小册子中。自此之后，著述迭出，为整个中国戏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贡献。正如湘籍戏剧家、学者张庚先生所说：

　　贻白先生当国家多事之秋，一生过着不安定的日子。但是他从小对于戏曲熏染甚深，一直走着一条自学钻研戏曲，特别是戏曲史的道路。也许他学无师法，但有过许多舞台实践的经验：当过演员，写过剧本，和许多戏曲演员始终有来往。他的研究工作不是纯书本知识，所以能自成一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世界上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不少，但写成完整史书而独树一帜的，王国维、青木正儿之外，就要数到贻白了。［1］

　　周贻白老师学术观念的独到之处，源于他自身艺术生涯与戏剧创作的历练，这使他在中国戏剧史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出了王国维、青木正儿治史的局限性。他在《编写〈中国戏剧史〉的管见》一文中，指出王国维“虽曾阐述源流，偶亦联系舞台事物，但其主要论点，却倾向于剧本文学方面”，“他倾向剧本文章的所谓‘意境’，却把如何才能表达这种‘意境’的舞台扮演置之不论”。同时指出：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发奋著为《中国近世戏曲史》，起自明初，终于清末，其本意实为继王氏之书而作”，“但因其究为日人，不免为国籍所限。仅凭阅读书本，实无法联系实际”，“质言之，他对于中国戏剧所见不多，欲其联系实际，从而打破王国维忽视舞台扮演的这一关，我们是不能作过高的要求的”［2］。

　　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新页》一文中，周贻白老师又说：

　　以中国戏曲史旧有的著作而论，不管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或日本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基本上都只叙述了中国戏曲体制上的衍变，及一部分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工作，而对于声腔及舞台扮演等，则无所联系或联系得不够。［3］

　　而周贻白老师自己则认为：

　　戏剧这一艺术部门，决不是单论文章，或者考订故事，就可以包举其全体的。专论文章，可以成为剧本文学史的研究，却不等于戏剧史的研究，同时，要谈剧本文学，最好是联系舞台表演来谈，才不致成为谈文而非谈剧。［4］

　　又提到自己治史的理念与主旨：

　　中国戏剧的特点，是载歌载舞，如果离开舞台扮演来谈中国戏剧，就不免偏于一面了。因此，本人窃不自量，在二十多年前，即曾写过一本篇幅简短的《中国戏剧史略》，同时把舞台扮演另写成一本《中国剧场史》，我在当时虽已意识到谈中国戏剧决不能把剧本和舞台截然分开，但当时征稿的人却限定了这两个题目要我分开来写。我一直觉得这搞法非出我的本意，于是重新搜集材料，另自发凡起例，在解放前数年，已基本上把一本长达四十余万字的《中国戏剧史》写完了。其主要意图，便是把剧本文学和舞台扮演结合起来，借此介绍中国戏剧所经历的一些程途及其如何衍变。［5］

　　从这里，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到周贻白老师创立、坚持其中国戏曲史观的艰辛历程。当今，人们如果初读或再次研读《中国戏剧史略》与《中国剧场史》两书时，应能领略到戏剧的真谛与撰写者当时进行理论探索的良苦用心。

　　特别是《中国剧场史》，实际上开创了对戏剧进行“场上”艺术研究之先河，惠及后世。实事求是地说，这本小书毕竟存在着历史所带来的缺憾。解放后，周贻白老师自己也说：

　　本人在解放之前虽然写了一本《中国剧场史》的小书，实际上只是把宋元以来前人的记载略作排比或归类，对于中国戏曲演出上各方面的源流和衍变，仍多未予探究。一方面是本人的见闻有限；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的一些剧种和剧目，皆在若存若亡之间，既无所知，便不敢凭诸臆断。［6］

　　这种实事求是的自我反思也联系着与《中国剧场史》同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

　　张庚先生说：“贻白治学，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总要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每写一本书，总有些新的见解。”［7］解放后，随着全国性戏曲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随着老师孜孜不倦的调查与研究，历史局限所带来的缺憾，不断得到弥补与拓展，正如老师所说：

　　解放后，一九五二年秋冬之交，北京举行了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本人当时分配在大会研究组工作，这对本人而言，不但是已知剧种的舞台演出形式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同时，使本人从这次大会以后放宽了眼界，知而未见或无所知闻的许多剧种和剧目，现在都百花齐放、欣欣向荣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一九五二年全国戏曲会演以后，各地方剧种不仅在表演艺术上随即发生交流（即在演出期间，已开始彼此互相学习），有些较好的剧目，也都分别地由甲剧种移植到乙剧种。凡此，都说明这次大会对于中国戏曲的研究，实具有一种划时代的重大意义。［8］

　　加之，50年代至60年代初，全国各地挖掘、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抢救剧种及访问老艺人记录舞台表演、剧种音乐工作的开展，培养人才，积累资料，“不但对于中国戏曲的研究，有了更多的联系实际的机会，同时，关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因为一些只见记载而不知其存亡的古老剧种都发掘出来，众多的传统剧目也随剧种的发掘而复传于世，由是使旧有的种种说法，特别是明代到清代这一阶段，凡属脱离实际而自逞臆测的一些论断，固皆获得反证；而以往所未能涉及的某些问题，也使你不得不予以正视”［9］。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戏曲氛围中，老师对早期《中国剧场史》和《中国戏剧史略》的修正、补充、充实、丰富不断体现在之后的一系列中国戏剧史专著中，由此，给学界带来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影响。

　　三

　　《中国戏剧史略》与《中国剧场史》两书之后，老师生前出版的“中国戏剧史”专著有：

　　《中国戏剧小史》（1946年由永样印书馆刊）

　　《中国戏剧史》（上、中、下三册。1948年写成，195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戏剧史讲座》（195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中国戏剧史长编》（1960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论文集：

　　《中国戏剧论丛》（195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戏曲论集》（1960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戏曲史籍考证与释义专著：

　　《曲海燃黎》（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明人杂剧选》（选注本，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戏曲演唱论著辑释》（1962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977年周贻白老师逝世，子嗣周华斌承父业，继续进行戏曲史论的研究，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的著名教授。经华斌编辑出版的又有：

　　《中国戏剧史发展纲要》（1961年完成，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周贻白戏剧论文集》（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纲要》一书，是恩师三十多年间在中央戏剧学院以及上海戏剧学院讲授“中国戏曲史”课的精华，积聚了许多新的调查研究成果。该书与50年代初的三卷本的《中国戏剧史》相辅相成，是最体现恩师治史理念和戏曲史观的代表作。

　　另外，周先生的弟子沈燮元先生，得到周先生夫人杨钰女士和华斌兄妹的协助，编选了《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1986年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所收23篇文字，大半是上世纪40年代周先生写作《中国戏剧史》时的相关成果，内容涉及中国小说、戏曲和曲艺。沈燮元先生在“编后记”中说：“虽皆独立成篇，但究其渊源，都有脉络可寻。”可见周先生治学之严谨。

　　学习周贻白老师的戏曲史专著与论文，能体会到其主要的学术成就与特点：

　　一、突破编撰或“宋元”或“明清”等断代史的局限，注重全史的研究，周先生在不断提高治史理念、更新观点与方法的前提下，对中国戏剧戏曲的源流与发展作出通史性的探讨与总结。其论著对社会经济、政治、道德观念、文化思想，对戏曲艺术由多种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综合形成、综合演进、综合发展的历史渊源与相互关系；对戏曲艺术原自人民群众的创造，民间戏曲活动与宫廷演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交流变迁规律，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证、探讨、论述。

　　二、密切联系舞台演出实践，重视对场上的实际考察，改变了以往戏曲史研究者只重考据、重文辞的偏颇。周先生的论著包括文献考述、作家作品分析以及舞台艺术的方方面面，既有事实记述，又阐发演剧规律，力求通过文字表述，呈现给人们一个立体的、完整的戏曲表演艺术形态及其形成、发展的变革史。

　　三、重视全面研究各个地区的戏曲艺术，拓展了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对戏曲声腔的类、种、流变，以及声腔内在联系的辨析；对考查与鉴别各种地方戏的渊源、流变及形成、发展的脉络；对戏曲声腔系统的科学规范；对追索戏曲发展和衍变的历史规律，都具有启迪与参考价值。

　　周先生著作中所体现的戏曲史观和学术成就，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戏曲艺术的历史研究与各地地方戏的调查研究，起到了引导与推进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庚先生回忆说：“我比贻白要小十岁，在他开始着力从事戏曲史研究之时，我还没有入门。我之从事这方面研究，也是受了他的一定影响的。”［10］坦诚的告白，蕴涵着两位湘籍戏剧大家不朽的情谊，以及在戏曲研究理念上的沟通。60年代初，在张庚先生的倡议、主持下，由文化部系统北京和外地的戏曲史、戏曲文物文献、戏曲文学、戏曲音乐、戏曲表演、戏曲舞台美术等专业的中、青年研究者，组成了戏曲编撰团队，开办了史、论进修班。团队和进修班聘请周贻白、黄芝冈（同为湘籍戏剧史家、学者）讲授治史知识。此后，团队的成员们便开始了古代、近代、当代史的编写工作，完成了各自的初稿。其中全史的观念、通史的构架、历史的综述、作家作品分析研究、舞台艺术、及其各个部类具体阐述并重的写法，可以说是张庚先生“受了他的一定影响的”表现。这两位大家有着实质上相通的治学理念。在“文革”灾难覆盖大地的年月里，周贻白老师于1977年故去了。张庚先生则运用同样的理念，发挥了自身的智慧与才学，充分运用了研究机构组织与培养人才的长处，提倡各尽其才、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完善和发展了戏曲史学科，取得了承前启后的科研成果。张庚回忆周贻白先生说：“他素日身体很好，如无‘四人帮’十年的折腾，他一定还能活得更长，对戏曲研究工作的贡献一定会更多。”［11］

　　周先生在“文革”时期因受到迫害而重病去世，使研究院的书稿在后来的成稿过程中，未能得到周先生的指导与帮助，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憾事。然而，恩师的理念、史观、方法、治学精神和学术成果，却影响着一代叉一代的戏曲工作者们。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间，张庚先生重组编写组，亲自撰写“第一编戏曲的起源与形成”，充分发挥各个专业专家的才智，合力攻关，终于完成了修订、改写古代戏曲史的任务，1981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随后，又继续策划、组织近代、当代戏曲史的编撰工作。80年代以来，在文化部系统的各地研究机构与教学单位中，戏曲史学科的人才辈出，许多史著新作与各地地方戏曲或声腔、剧种史论专著陆续出版面世；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主办，各省市、自治区编纂，国家社科重大艺术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统一出版。专著、志书、集成，充实、丰富了中国戏曲学科及其戏曲史分支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从50年代初师从周贻白先生，随后又师从张庚先生，始终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从事戏曲史研究工作。光阴荏苒，不觉已过半个多世纪，如今我已年过七十。告慰恩师：老师用毕生之力希求达到戏曲史研究的更高水平的愿望，已然在后来者的不断努力奋斗中实现，并继续实现着。

　　（2007年5月8日初稿。送周华斌教授审改后，于2007年5月22日改定）

　　注  释：

　　［1］［7］［10］［11］《〈周贻白戏剧论文选〉序》，《张庚文录》第7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224页。

　　［2］［4］［5］周贻白《编写〈中国戏剧史〉的管见》，《周贻白戏剧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3］［6］［8］［9］周贻白《中国戏曲声腔史的新页》，《周贻白戏剧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224页。

　　（余从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