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古典戏曲档案是档案史上值得书写的一段光辉记载。这是因为：王氏是发现中国古曲戏曲档案价值的第一人；王氏是对古典戏曲档案进行科学整理和编篡的开创者；王氏又是卓越地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山者。但是从档案学角度来阐述的迄今未见专文，故略论之。

　　一、价值：中国文化的璀璨瑰宝

　　当王国维在早期锐意研究中国古典戏曲档案时，他面对着的却是一片荒芜“戈壁”。王氏说：“古人所作戏曲，何虑万本，而传世者寥寥。正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提要》，于戏曲一门，既未著录；海内藏书家，亦罕有搜罗者。其传世总集，除咸懋循之《元曲选》，毛晋之《六十种曲》外，若《古名家杂剧》等，今日皆绝不可睹，馀亦仅寄之伶人之手，且颇遭改窜，以就其唇吻。”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封建时代的正统文化史家，皆鄙视乃至鄙弃戏曲这种俗文化，“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②

　　处于19世纪未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王国维却睿识古典戏曲档案的价值，他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因此元曲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有同等价值。从文学角度言，“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从史学角度言，则“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言，则王氏认为，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因此古典戏曲档案中蕴藏着中国文化的璀灿瑰宝，正是王国维睿识、发现了这一阶值。而王氏的杰出处在于：他人轻视中，“我”能重视；他人鄙视中，“我”能睿识；他人无视中，“我”能从多元且广阔的视野中发现古典戏曲档案的价值！这对我们档案工作者无疑是有着启迪作用的。

　　二、编纂：科学而系统的作业法

　　王国维在古典戏曲档案价值昭著于世人的同时，又勤勉地开始这方面的档案编纂工作。

　　1908年，王国维编纂成《曲录》六卷，录宋元明清戏曲作家208人和2196种作品的名称，以及杂剧、传奇总集、散曲集、曲谱、曲韵等书目，王氏在《自序》中说：“国维雅好声诗，粗谙流别，痛往籍之日丧，惧来者之无征，是用博稽故简，撰为总目，存佚未见，未敢颂言。时代姓名，粗具条理，为书六卷，为目三千有奇，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作搜讨之助。”他编成了第一份较完备的古典戏曲书目档案文献。

　　1909年，王氏又从《资治通鉴》、《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等史书及《西阳杂俎》、《清波杂志》、《中山诗话》、《夷坚志》等二十种古人笔记、诗话中辑录历代俳优和演员的滑稽对话，编纂成又一份戏曲档案文献《优语录》。这一年王氏又对《录鬼簿》进行校注，使之成为一部较为完善的本子。《录鬼簿》，元钟嗣成作，载元代杂剧和散曲作家一百余人姓名，各附小传和作品目录，是研究元明杂剧和散曲作家的重要档案资料。另外王氏又编纂有戏曲档案文献《曲调源流表》，但是未见流传于世间。除此外，他对有关戏曲档案的收集编纂又融合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比如《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古剧脚色考》等。

　　王国维在戏曲档案的编纂上，显示了其相当高的档案编纂水平，具有科学而系统的作业方法。一是选题方面独具慧眼.比如他编纂古典戏曲档案先从收集汇总古代戏曲目录肇始。先编《曲录》，为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提供一个有关作家作品的系统的完备的总目。又如他选择《优语录》这一专题也有深意，因为这些俳优同戏曲的形成、发展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如王氏所说，“优人俳语，大都出于演戏之际，故戏剧之源，与其变迁之迹，可以考焉。非徒其辞之足以裨阙失，供谐笑而已”。③二是广泛地搜集资料。以《曲录》为例，王氏不仅从前人的戏曲目录中，还从其它的书目中，从各种戏曲总集和选集，以及文集、诗话、词话、曲话等资料中加以爬梳，用力之勤，搜集范围之广超迈前人。三是编排上的优化。如《曲录》六卷，卷一至卷五，（即“宋金杂剧院本部”、“杂剧部上”、“杂剧部下”、“传奇部上”、“传奇部下”），此为院本杂剧传奇作品目录，先按戏曲种类分，再按时代先后排列，便于考察戏曲发展源流，卷六为杂剧传奇总集部、曲谱部、曲韵部、曲目部，其始为总集目录，其后为戏曲研究资料目录，王氏这样的分类编排，显示戏曲分类体系是比较科学的。④四是编纂方式的灵活多样化，王氏既有原始材料的辑录，又有考证，《曲录》中即如此。王氏又有原来档案资料的校注，如《录鬼簿校注》，又有“表”一类的编排法，如《曲调源流表》等，总之王氏在戏曲档案的编纂上能优化各个环节，具有清晰的条理性、逻辑性、科学性，而形式上又是灵活多样。这种科学而系统的作业方法，是我们编纂档案文献时值得细心体味的。⑤

　　三、利用：开拓了学术的新空间

　　王国维的卓越处还在于他能充分利用古典戏曲档案，开辟出一块充满生机的学术研究新空间，取得了辉煌的科学研究硕果。王氏本人从1908—1912年间编纂和研究戏曲档案文献资料的成果共有八部，除《曲录》、《优语录》、《录鬼簿校注》外，还有《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角色考》、《宋元戏曲考》等。王国维的这些累累硕果，使他对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具有开山者的地位，为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戏曲研究的崭新道路和广阔的空间。特别是他在1912年写成的《宋元戏曲考》（又被称为《宋元戏曲史》赢得了极高的声誉，郭沫若曾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此可谓确评，而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也曾有自评：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刨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可知这也决不是一种自我炫耀。

　　综上所述，从档案学角度言，则王氏发现戏曲档案的价值——科学地编纂戏曲档案文献——卓越地开发利用戏曲档案文献资料，王氏的心态、及其实践和成果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王氏在古典戏曲档案文献编纂上的作为，不失为档案工作者值得效法的一个典范！

　　注释：

①王国雏《曲录自序》。
②王国雏《宋元戏曲考序》。
③王国雏《优语录》。
④参见吴平《王国雏〈曲录〉述论》，《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三辑。
⑤王氏这方面的特征，可参见拙作《论王国雏档案文献鳊纂学的特征》，《档案学通讯》199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