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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选择与体裁运用

刘鸣泰


大凡创作一个戏曲剧本,作者总要认真选择它的题材,反复敲定它的体裁。题材选择是否准确,体裁运用是否得当,是直接关系剧本成败的一个大问题。那么,如何选择题材?如何根据题材去确定体裁?如何运用体裁去处理题材?这些问题,古今中外已有许多戏剧理论家作过精辟的论述并有过种种成功方法与技巧的介绍,这些都是指导我们戏剧创作的很好法则。然而,作为每一个剧作者,每一个写剧的实践者,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却又总有着他自己不同的习惯和独自的体会。我在戏曲创作中,也曾为此伤过不少脑筋,有过许多教训。我想就新编历史故事剧《李白戏权贵》的创作,谈谈选择题材与运用体裁的一些得失甘苦。

  一、题材的选择

  李白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祖国的名山大川遍布了他的足迹,史籍上有着关于他的各种记载,民间广泛流传着他传奇般的故事,他那“光焰万丈”的诗篇更是我们国家的瑰宝、民族的骄傲……对于这样一位事迹丰富、人们熟知的伟大诗人,要把他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应该如何取材?这是我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写他“五岁诵六甲,六岁观百家”,“幼好剑术,轻财任侠”的蜀中生活?写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的游侠生涯?写他“酒隐安陆”,“养望待时”的蹉跎十年?写他被酒进词、名动京师的长安三载?写他浪迹南北,从璘受囚的不幸遭遇?写他流放夜郎,临终赋歌的悲壮暮年?……这些都可以写,都值得写。然而,我却在李白一生的长河中,摄取了一朵小小的浪花——李白醉写《和番书》。关于李白写《和番书》一事,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和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中都有所记载。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又称《和番书》为《答番书》。可惜李白这一《和番书》(或《答番书》)没有流传下来,据旁考,它大概是天宝年间,李白为玄宗因边境战事而写给吐蕃的一个外交文件。后人将此事编成了故事,敷演成了小说,并将《和番书》讹为《吓蛮书》。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就是诸传说之代表。其内容大体如下:满怀济世经纶与冲天才学的李白,赴长安春试,因不愿随俗行贿,而被主考官杨国忠、高力士羞辱一通,赶出科场。适黑蛮国呈入番书,满朝文武均无识者。贺知章力荐李白,李白入朝宣读番书,一字不讹。玄宗又命其草诏以宣国威,李白乃请旨命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这一传说,一直在我国历代民间广泛流传。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传说作为塑造李白艺术形象的戏曲题材呢?我认为这一传说的本身具有三种特性即典型性、现实性、戏曲性。这正是一般戏曲题材所要求具备的特性。

  1、典型性

  所谓题材的典型性,我认为主要是指我们所选择的戏剧题材,应能集中地反映剧中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俄国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屠格涅夫在谈到提炼典型时说:要“竭力从人物性格中榨取出精华所分解的香精。”这种“榨取出精华所分解的香精”,无疑与题材的选择及处理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李白的一生,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活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戏剧创作原始材料。然而,哪些是他典型性格的“精华所分解的香精”?李白的性格是复杂的,他受有纵横家、道家、儒家的影响。在他身上,既有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为国建立功业的远大政治抱负,又有着“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热衷隐居和求仙学道的消极遁世思想;既有着“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疏狂做岸品性,又有着“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的封建伦理观念。……经过反复研究,在李白这些复杂的性格之中,我找出了它主要的东西,这就是他“不屈己,不干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光明磊落、正直不阿的高贵人格,和“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如草芥”的狂傲不羁的主要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在等级森严、人生依附盛行的封建社会,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正是李白这一人物典型性格中的“精华所分解的香精”。在李白一生中能够体现李白这一典型性格特征的事例是很多的,其中之一就是令权势显赫、官居高位的权臣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而这又正是“吓蛮书”传说中的骨干情节。因而,醉写《和番书》(包括“醉写吓蛮书”)这一题材,对于塑造李白的艺术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当然,在李白醉写《清平调》三章的史料及传说中,也有令力士脱靴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李白诗酒傲王候的性格,但作为其骨干情节的“被酒进词”以及三首“清平调”的内容,体现的却是一副御用文人的形象。后来有人在解释《清平调》三首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一句时,说这是李白有意借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淫乱汉宫事影射、讽刺杨贵妃与唐玄宗,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牵强。观其全诗整体,他着意渲染的是一种“名花倾国两相欢”的意境,是对杨贵妃赞美与歌颂。这一题材,长于体现李白的另一个性格侧面,而对于李白诗酒傲王候的主要性格的体现,远不及醉写《和番书》。这就是我对于两个同是醉写的题材,只选择醉写《和番书》而不选择醉写《清平调》的原因之一。

  2、现实性

  我这里所说的现实性,是指题材所含思想之现实意义。戏曲的题材,必需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题材,必然应给人以感奋与教育,至少也应给人以美的享受。写历史题材,不应反历史地强加现实的生活与思想,更不应违背历史的真实而影射今天的社会现实,然而,却必需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给现世今人以借鉴和启迪。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历史题材时,必须考虑其是否具有时代精神,考虑这一题材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对我们今天有现实教育意义(或借鉴意义)的历史题材,才能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与欢迎。我所以选择李白醉写《和番书》这一题材,首先,在于这一题材包含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外番进来国书,满朝文武无一识者,大唐蒙受国威丧失的耻辱,国家面临外邦入侵的危险,在此困难之际,李白从大局出发,将个人屈辱埋在心中,毅然入朝译解番文,代天草诏,大宣国威。李白这种从大局出发,不计个人恩怨,力解国难的精神,在我们今天,仍然然是值得效法与学习的。同时。据有关《和番书》的史料记载,李白提出了用宽大精神安抚边塞少数民族与以平等待大唐疆域各族百姓的主张,对于当时的民族关系,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处理民族关系,也可提供某些借鉴。不仅如此,这一传说,还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主题,满腹经纶的李白因不愿行贿依附权贵,竟被贪赃卖法、按财取仕的杨国忠、高力士极尽羞辱,赶出贡院,而那些胸无点墨、鄙俗不堪的蠢才、庸才、奴才,却因行贿有术、钻营有方而高中及第,沐猴而冠。当外番进书,国家蒙难,这些行贿钻营之士,乃至身居高爵、尸位素餐的主考官,个个一筹莫展。具有真才实学的落第举子李白,却将番书宣颂如流,解救了国家的危难。这就给了人们一种深刻的启示:只有扫除营私舞弊、任人唯亲的封建陋习,伸张按才取仕,任人唯贤的正气,才有安邦治国的希望。这一主题,对于我们今天纠正“四人帮”带来的社会风气的不正,对于我们发现、挖掘、重用人才,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是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的。这便是我选择李白醉写《和番书》这一题材的原因之二。

  3、戏曲性

  一般大家都提戏剧性,而很少谈戏曲性。我们不仅将一些“能产生感情反应”的适合于写戏的题材,称之为戏剧性题材,而且将生活中一些充满巧合、出人意外、令人震惊的事件,也叹之为“真富有戏剧性”。戏剧性,作为对一般戏剧题材的总要求,那是非常贴切的。然而,作为对戏曲题材的要求光提戏剧性,似乎还觉不够。因为戏曲除具有一般戏剧的共性之外,还有着它自己的特性。一些很有戏剧性的题材,它可以写成一个很好的话剧、舞剧、电视剧或电影剧本,却不一定能编成一出很好的戏曲。比如老舍先生的誉满中外的著名话剧《茶馆》,它的题材是极富于戏剧性的了,然而这一题材如果要把它写成戏曲,恐怕却很困难。可见戏剧性题材并不能都编成戏曲。我认为对于戏曲性题材的要求,除一般应具有的戏剧性外,还应具备这样四条:①、有一个有头有尾、前后连贯、集中单一的事件。②有一个好的艺术意境。③有传奇色彩浓郁的情节。④有利于唱、念、做、舞综合艺术发挥的基础。李白醉写《和番书》这一题材,我认为基本符合以上几个条件。这一传说的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其中,李白以一介布衣而令太师磨墨、太尉脱靴,以及醉草飞龙诏等情节,极富传奇色彩。同时,这一题材极富夸张,非常浪漫,有些意境。此外,李白科场失意、沉醉酒肆,怀才不遇之情宜于歌唱;科场傲考、金殿戏权贵等事适于念、做;醉酒形态,美妙多姿,又便于舞蹈。这些都为戏曲艺术特性的发挥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便是我选择李白醉写《和番书》这一题材的原因之三。

  选择戏曲题材,除以上三条外,还有极其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作者必需选择自己最熟知、了解最透彻、体会最深刻的题材。对于那些一知半解,不熟或熟之不透的生活素材,是很难构成一个好的剧本的。好的戏曲剧本,从来就是作者长期在直接或间接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和体会的结晶。我从小爱读李白的诗,爱听太白醉酒的故事,爱看《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话本,喜欢李白的性格与为人。这些大概成了我后来对这一题材产生偏爱,尽管水平不高却执意要将它写成戏曲的重要原因。

  李白醉写《和番书》这一题材,也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它的事件比较单薄,对于人物形象的丰满与主题的更深挖掘,都有着一定的局限与影响。

  二、剧本的体裁

  题材选择好了以后。用什么样的体裁来结构戏剧呢?是正剧?悲剧?喜剧?或者悲喜剧?就像我们有了一段好的布料,到底将它做成什么样式的服装呢?是衬衣?套衫?还是旗袍?当然,同一段布料完全可以根据人们不同的喜爱做成各种不同的服装,同一个题材,也完全可以根据作者不同的风格写成各种不同体裁的戏剧。但是,也正如一段布料毕意总有它最适合的某种服装样式一样,一个题材,总有它最适合的某种戏剧体裁。在一定程度上,体裁是受着题材的严格制约的。

  李白醉写《和番书》,可以写成叙事体或传记体的诗剧式的正剧,也以写成喜剧或者悲喜剧。正剧长于表现李白的诗情与真实宏大的历史场面;喜剧则长于夸张、讽喻,富于浪漫色彩;悲喜剧又有助于刻画李白喜剧中隐藏着悲剧的性格……。经过反复推敲、比较,我选择了一种“民间通俗喜剧”的体裁。这种民间通俗喜剧,属于喜剧范畴,但很难将之归之为喜剧中讽刺喜剧、歌颂喜剧或幽默喜剧的哪一类型。它有着十分鲜明的民族特点与民族气派,有着我们自己民族艺术的美感与魅力。在我国许多传统的民间通俗喜剧中,有热情的讴歌,有辛辣的嘲弄,有慷慨激昂的喜笑怒骂,有诙谐戏谑的论辩、讽谏,还有妙趣横生的玩笑、科诨……诙谐、幽默、淳朴、自然,民问文艺色彩浓郁,富有乡土气息。在这里,我不想为民间通俗喜剧提出具体的概念,只谈点我运用这一体裁处理李白醉写《和番书》这一题材的粗浅体会。

  1、民间通俗喜剧的真实

  谈到真实,自然首先要涉及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写历史剧,一定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历史,一些重要史实与重大背景,必须尊重历史的真实,决不可象关公战秦琼、赵云打罗成一样胡编乱造。然而,写戏毕竟不是写史,它一方面必须严格地从历史的生活出发,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历史生活加以集中、概括、虚构、升华。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说:“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又说:“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并且他抓住孟子的话大加发挥,提出了经史所载之事实也未必可靠的怀疑:“尽信书,不如无书,盖指《武成》而言也。经史且然,矧杂剧乎?”连经史所载也未可尽信,又何所据来评论戏中所写古事的实或不实呢?李渔的这些有关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论述,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同体裁的剧本,对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舆实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历史正剧,因其常常采取接近于生活矛盾的形式,较少作喜剧或悲剧的夸张的严谨态度去描写人物和事件,因而要求其对古代生活的反映,有比较充分的史实作为依据,当然也并非“句句皆有出处”。民间通俗喜剧,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并以民间传说入戏。传说的本身就经过了历代不少人口头与文学的加工,其故事已远非原始的生活素材,又何以用“本于载籍、班班可考”的历史生活的细微末节真实与否去苛求呢?李白醉写《和番书》,虽也见于典籍,然其故事的构成与发展,却来自民间传说。历代人们基于对李白这一伟大诗人的热爱和其性格的理解,以及对封建权贵的憎恶,浪漫地创造了醉写“吓蛮书”的故事,理想化地创造了李白的文学和艺术形象。这不仅是我决意选择民间通俗喜剧这一戏剧体裁的原因,也是我运用民间通俗喜剧这一体裁去结构《李白戏权贵》的重要依据。我不敢将《李白戏权贵》称之为新编历史剧,而名其为新编历史故事剧,以免引起过多的麻烦,也似乎更切于民间通俗喜剧的体裁。历史真实中的李白,是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唐代求官的道路有两条:一是科举,一是推荐。李白走的是后一条道路,他在长期游侠、隐居、造就声誉、诗名大震后,由诗人兼道士的吴筠、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等人,推荐而应玄宗之诏,入长安当上翰林供奉的。剧中根据传说,却虚构了李白入京赴试,因不愿趋附权贵而被辱赶出贡院,沉醉酒肆的情节,这一情节虽不合史实,然而,却能对卖官鬻爵、按财取仕的封建科举与举仕制度进行有力的揭露,也有利于刻画李白“不屈己、不干人”的高风亮节。它符合于历史本质的真实与李白的性格逻辑,也符合于民间通俗喜剧的艺术真实。同样,在运用这一体裁时,我没有过多地去苛求醉写《和番书》的细微末节是否合于史实,考证是否真有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拂纸、御手调羹的历史依据,只要其对塑造李白的艺术形象有利,只要其不违背李白这一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只要能揭露封建弊政的本质,只要其大体合于唐代天宝初年的背景与风貌,就将其大胆入戏。我并不否定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重要,相反,作为新编的历史故事剧,尤其写李白这样一个世人皆知的真名实姓的历史人物,对于深入了解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社会背景、政治斗争与风貌人情,对于认真研究李白的全部生活经历与思想性格,对于大量阅读、学习李白的诗、词、文、论,这是极为重要和绝不可少的。我尽可能地作了上述一些工作,并试图将史籍与传说结合起来,使历史的李白与戏中的李白尽可能地吻合,比如,史籍所载之李白《和番书》,是李白为玄宗起草的写给吐蕃的一个诏文,所谓“和番书”,顾名思义,无外乎是申明团结大义促进邦交和睦的外交文件,以“和”的大义敬服于少数民族。民间流传的却是醉写《吓蛮书》,“吓蛮”者,以威胁之词恫吓蛮夷也。一“和”一“吓”,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前者体现了李白对待民族关系的雄才大略,后者却流露了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剧中,我根据历史的真实对民间传说加以了改造,保留了传说中外番进表,扬言唐朝若无识者,便将兴兵血染中华的尖锐的规定情景,换上了《和番书》中,李白以“礼乐教化蛮夷,用仁德折服万邦”的思想内容,力求既不失传奇色彩,又使之尽量合于历史。在李白的许多唱词中,我刻意化入了他的的一些有名的诗句,有的以其原诗骨干之句前后生发,有的甚至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原诗。我想,这样更能有助于真实地反映李白诗人气质与思想风貌。在一些背景的安排点缀上,如唐玄宗在沉香亭亲自击鼓排练霓裳衣舞等场面,也都考虑了它的史实根据。

  从历史的真实生活出发而不拘囿于史实,对史料与传说进行大胆的集中、虚构、典型、夸张,以达到更高的真实。这就是民间通俗喜剧的艺术真实。

  2、民间通俗喜剧的假设与夸张

  民间通俗喜剧,常常需要一个促使喜剧性冲突爆发,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假设情境。这种情境的假设,往往不同于一般的生活逻辑,它可以离开生活稍远。对其作品的真实性要求,也不应用一般的生活逻辑去机械地衡量,而应从喜剧的逻辑去考虑。这里,我想借用一位戏剧理论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荒谬中再现现实。”民间通俗喜剧的某种假设,往往近于荒谬。然而却可以从近乎荒谬之中去再现现实,揭示真理。因此,民间通俗喜剧的情境安排,决不能像正剧与悲剧那样现实,而应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进行大胆的艺术夸张。外邦一封番书,国人无一识者,生活之中或者有之,堂堂文明大唐,竞不识一小番之书,有损国威,也顺乎常情,然而,因不识一番书就要导致一场灾难性大战,乃至亡国的危险,恐怕难免有些荒谬。但就在这种近乎荒谬的假设之中,爆发了一连串的喜剧冲突:行贿得中的新科状元、榜眼、探花被弄得冷汗直冒露馅出丑;贪赃卖爵,尸位素餐的杨国忠、高力士大出洋相,暴露贻尽;落第受辱的李白,却因之跨

  马朝天,狂放恣肆,大戏权奸……在这种反常的特殊情境之中,美者越显其美,丑者益形其丑,使人更觉人才之可贵,庸才蠢才奴才之无能,从而可以更好地揭示只有重才资、远小人,才能安邦治国的道理。《李白戏权贵》最后一场《草诏》中,李白在译解番文、代天行诏之时,先要高力士托盘,杨国忠把壶,杨贵妃进酒,后又令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拂纸……李白以一布衣纵横捭阖,傲视王候,呼权臣如奴仆,视贵妃如草芥。这些情节看来也似乎荒诞,然而,也正在这种近乎荒诞的情节与冲突之中,邪恶遭到了嘲讽,正义得到了伸张。《李白戏权贵》每演至此,观众非但不以为不可信,反而因爱憎的愿望和理想得到了满足,而与戏中之主人公感受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欢快”。当然,这种民间通俗喜剧的假设与夸张,并不等于胡编乱造,任意设想。所谓“荒谬”,也只能理解为是一种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艺术情境,它可以不同于一般生活逻辑,但必需顺乎艺术情理。“荒谬”不能尽其荒谬,而是要在“荒谬”之中再现现实,揭示真理。

  3、民间通俗喜剧的冲突

  民间通俗喜剧的冲突,主要是指其喜剧人物之间的特殊性格冲突。这种性格冲突,具有独特的、引人发笑的、滑稽、幽默的喜剧性逻辑。民间通俗喜剧中的人物,往往寻求一种违反生活进程的、与众不同的、异乎常情的特殊方法去解决冲突。在掌握和运用民间通俗喜剧这一特殊手法创作《李白戏权贵》时,我在民间花鼓戏《蓝寄子扳砖》中受到了一些启示:蓝母虐待折磨其媳,要她用尖底桶挑水浇园,以免有一刻放桶歇息的时间。蓝寄子见此非常不平,然而他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不是直接批评其母,也不是为嫂向母亲苦苦求情,而是采取一种其喜剧性格特有的滑稽的、异乎常情的办法,编造了一通挖银子的假话,骗得他母亲在前面不断挖坑,好让其嫂将尖底桶放在坑中得以休息。这种从人物喜剧性格出发解决矛盾纠葛的办法,中国民间戏曲中,有着很多好的例子。《李白戏权贵》中,李白在解决他与高力士、杨国忠、杨贵妃乃至唐玄宗之问的矛盾纠葛时,他不是以“上疏”、“动本”去直接揭露高、杨的贪赃枉法,也不是慷慨陈词,犯颜直谏玄宗,劝其重才贤、远小人,重扬开元德政,而是从其喜剧性格出发,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借醉戏弄的独特方式。入大明宫朝见玄宗,在金銮殿译解番文,这本来是一件极其严肃、庄重的大事。按一般的生活常情,李白需要一个清醒头脑,需要整洁的装束,需要恭敬的态度。剧中的处理却恰恰相反,李白“醉昏昏、眼花花,斜披紫袍、歪戴乌纱、摇摇摆摆、摆摆摇摇见皇家”。在文武百官诚惶诚恐,向玄宗舞蹈跪拜时,他竟然背对玄宗,醉倒丹墀;当玄宗要他译解番文时,他竟然还要请赐御洒三杯,并令高力士托盘,杨国忠把壶,贵妃敬酒。代天草诏之时,他又让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拂纸。草罢诏书,玄宗大悦,御手调羹,他却斜倚绣榻,在霓裳羽衣舞曲的悠扬声中醉然睡熟……。在这场戏中,我紧紧抓住“醉”与“戏”的这种违反一般生活进程、异乎常情的特殊方式,展开冲突与解决纠葛,收到了一定的喜剧效果。这种方法,不仅能增强喜剧气氛,而且有利于生动、形象地刻画人物喜剧性格特征。这就是民间通俗喜剧在展开人物性格冲突,解决矛盾纠葛时常用的浪漫主义手法。

  《李白戏权贵》在运用民间通俗喜剧的体裁处理题材、结构戏剧、刻画人物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地方因夸张过度而失之浅薄,有的地方因过分追求喜剧效果而缺乏分寸,有些场面喜过而近闹。这些都有待于我今后在不断学习和掌握民间通俗喜剧这一体裁的结构方法和技巧运用中,不断改进与提高。

  以上,是我创作《李白戏权贵》中,对于题材选择与体裁运用的一点粗浅体会。媳妇虽丑,却勇见公婆,旨在以管窥之见,求教于同行诸君。

来源:湖南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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