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尚的品格让人心灵震撼

　　演员在全身心完成剧本和导演所赋予的表演任务的同时，他们的精神与行为大多都会与剧中人融为一体。这种融合的过程，有时还是演员改造和完善自身品格的过程。我在1988年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演出的大型花鼓戏《风暴过洞庭》中扮演的一号人物——押解犯人的民警江杰明中，对此曾有过深刻的体验。

　　《风》剧中，两个民警，三个犯人，在暴风骤雨中船沉遇险。湖心荒岛中演绎了一幕幕生与死、爱与恨、法律与人道、高尚与卑劣的较量。情节简单但内涵丰富，人物不多但矛盾激烈。这便为表演者提供了进行“二度创作”的有利条件。经过反复研究剧本，我认为塑造江杰明这个优秀人物形象的最有效手段是充分展示他心灵和行为的“亮点”。

　　亮点一：“开手铐，展现人性”

　　用手铐限制犯人的自由，这是押送途中必须执行的警规。但是，在“船沉人亡”的紧急关头，这个警规却与人道主义相悖。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现江杰明在“警规”与“人道”的矛盾中进行抉择，很能考验一个演员的艺术功底和素质。在这个情节中，我抓住了三个细节作为展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切入点”：

　　1、从傲慢到担忧。女犯于萍申诉他们都是有期徒刑不当死罪，面临灭顶之灾，警察应该打开手铐让犯人逃生。最初，我（江杰明）从语音到神态对犯人的诉求表示不屑理睬。但是当我傲慢地说出“很遗憾，手铐钥匙不在你们手中”后，马上感到此话不妥。于是我皱着眉头把另一民警小关叫到一旁询问船只损坏的情况。当得知船只很难修好后，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时我的唱腔变得“心急如焚”。

　　2、手拿钥匙千斤重。面对犯人的哀告、谩骂，我犹豫不决。打开手铐犯人虽能活命，但又恐他们逃跑后继续犯罪作恶。不开手铐，犯人将面临死亡。我借鉴传统戏中清官断案不决的表演程式完成这段自问自答、欲行欲止的大段唱腔，既有“戏味”，又使人物性格丰满。

　　3、开手铐，分发救生圈。千钧一发之际，我毅然为犯人打开手铐，将仅有的三个救生圈全部分发给了犯人，紧接着给犯人严肃交待了政策，敦促犯人赶快下水逃生，并自觉向政府自首。最后，才与小关在没有任何防护工具的情况下跳水，与浊浪搏斗。

　　亮点二：“拒美色，品格升华”

　　《风》剧中，犯人胡建和于萍是一对恋人。当然，他们的爱情在剧中没有被渲染，但“性”却在剧中起到刻画人物的媒介作用。于萍是个心灵被社会不良现象所浸染的姑娘，她误以为江杰明三番两次救她，是看中了她年轻美貌，想占有她。出于“报恩”，她竟主动要向江杰明“献身”。在杏无人烟的荒岛上，当一个香艳女人用肉体诱惑男人时，这个男人的“道德之堤”稍纵即溃。江杰明是个有七情六欲的男人，曾暗自赞美过于萍的美丽，甚至设想她如果不是犯人，还有可能与她建立感情。但一个共产党人不是一阵香风就能吹倒的，当于萍不知羞耻地搂住他时，他猛然惊醒将她推开。

　　每当排练或演出到此段戏时，作为一个扮演者，我的心灵常常产生一种震撼：如果现实中我遇到这种情况，能像江杰明那样严厉地命令她站开，否则就会开枪吗？江杰明用高尚的情操教育了于萍，令她羞愧，令她醒悟。江杰明的光明磊落，挽救了这只迷途的羔羊，以至最后用自己青春的躯体为江杰明挡住了胡建射来的致命的一枪。此刻，受到感染的我，表演也不由正气凛然，语调和动作也比较到位。

　　亮点三：“战逆境，彰显警魂”

　　胡建是一个心理阴暗、善于伪装、危险歹毒的囚犯。他趁江杰明为犯人点火取暖之机，与之撕打并夺取江的手枪。敌人的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就意味着死亡。此刻最能考验一个人的生死观和意志。每当演出至此，我都下意识地诘问自己：如果我遇到类似的情景，是出卖卑贱的灵魂换取生命？还是用生命维护圣洁的灵魂？

　　枪口下，江杰明对罪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他们迷途知返。在胡建威胁要向他开枪并最终带犯人逃跑后，江杰明再一次勇敢直面死神，毅然命令犯人中止逃跑马上归队，劝阻无效后，他置生死于不顾，带着伤痛勇追逃犯。

　　身陷绝境，面对死亡，江杰明作为一名普通民警始终忠于职守，挽救犯人不遗余力，与敌斗争有理有节，维护法律的尊严不惜生命。我常为毹扮演这种真正的英雄而自豪，每一场演出我都一丝不苟。力争做到语言音调刚柔相济，形体动作准确有度，长段唱腔声情并举，唯恐亵渎了江杰明那高贵的警魂。1989年《风》剧参加湖南省首届“洞庭之秋”艺术节，我因扮演江杰明获得演员一等奖。

　　二、钱、色诱惑使灵魂堕入地狱

　　距《风》剧参加中国艺术节演出15年后，命运再一次把我推向灵魂碰撞的巅峰。2004年，为了配合全国反腐倡廉的教育活动，益阳市花鼓戏剧团创作并演出了大型花鼓戏《但愿人长久》，我在剧中扮演主要角色——副市长吴望春。

　　吴望春是有“清官”口碑的副市长。市长要上调省城，他极有可能“扶正”，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他的人生轨迹却发生了逆向运转。如何将一个从“清官”沦落到“贪官”的高级干部表演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是摆在我面前的重大课题。经过我和导演、编剧多次探讨后，我为吴望春确立了“心路”历程“三部曲”作为塑造这个人物的心理依据。

　　第一曲，决不为钱毁前程

　　春节时，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吴望春家被送礼的人踏破了门槛。我（吴望春）非常清楚这些送礼的人中有些是另有所图。望着那些红包，我向素来严格要求我的母亲信誓旦旦：“分明是看中我的乌纱帽，我决不为钱毁前程。”并毅然将红包退了回去。在这段［过江调］改编的唱腔中，我表现得头脑清醒、信心百倍。妻子张莉芳的本质也是“不因蝇头小利蒙双眼”的好贤内助。此时的吴副市长还是一个为党为民的优秀干部。我在表演和唱腔中，努力表现出一种“君子坦荡荡”的风度。

　　第二曲，“下不为例”破缺口

　　当“权”没有刚性法规的约束时，它就为“利”的攫取敞开了大门。包括两座立交桥在内的二环路建设工程发包投标在即，每一个承包商都很清楚，中标便意味着获得巨大利润。而要中标，“长官意志”又是无可置疑的关键一票，掌管投标大权的主管市长吴望春的“价值”便不言而喻。名为企业家实是不法商人万立希在吴望春的身上，采用的是“细雨润无声”的“水磨功”。

　　1、赠龙卡“一箭双雕”：

　　万立希在送给吴望春女儿晓丹的一束鲜花中暗藏一张20万元的银行卡，一是吴承包旧城改造工程的“回扣”，同时，也“感谢”吴让他眼下承包二环路和立交桥。对万立希明显的“行贿”行为，吴只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一句“下不为例”。这等于“暗示”了万立希这只苍蝇，吴是一只有“缝”的蛋。此一阶段我扮演的吴望春外表虽然是一脸正气，但眼神闪闪烁烁，语气色厉内荏，旱已透露出内心的“底气不足”，为剧情的发展埋下伏笔。

　　2、借洋房“暗中下套”：

　　万立希继送龙卡后的第二招，便是将一栋已装修好的小洋楼的钥匙“亮”给张莉芳看，说是“借”给他们。张莉芳半推半就。万又趁吴望春视察的机会，特将他带进这栋小洋楼的现场。面对价值百万的洋楼，吴望春赞叹之余已动心：“既然生米成熟饭，要想推脱也莫奈何”。思想“武装”一旦解除，吴便惬意地坐在洋楼里的靠椅上悠闲地享受起来，全然不觉在这百万巨款的后面，“送礼人”定会索取更大的“回报”。

　　3、送美女“感情投资”：

　　万立希深谙“美色”对男人意志的穿透力。为彻底控制这位“权贵”，他指使年轻美貌的李晶晶对吴望春出卖姿色，晶晶对吴浅露酥胸，又上前意欲为其“按摩”，进而主动拥抱吴。美女性感的勾引，惊醒了这位共产党人。我（吴望春）表现出本能的抗拒。李晶晶哭了，她担心没能使吴上勾而会被“炒鱿鱼”。但她毕竟是个有心计的女子，当确认副市长原谅并同情她后，马上乘机提出要吴资助10万元自己办个画展。我（吴望春）虽然守住了肉欲的防线，却又“被动”地接受了美女的亲吻，“被动”地接纳她做“干女儿”，“默认”了对她的资助。此刻，我的表演非常注重吴望春“双重人格”的体现：作为领导身份的正派男人，声色俱厉地抵御美色的勾引；但在潜意识中，又用音调、眼神、肢体语言等表现出“被动”，以掩饰对触手可及的美女一种眷恋的情愫，从而为他与李晶晶的关系蒙上一层“暖昧”的色彩。

　　第三曲，有权不用太窝囊

　　人格的升华与堕落，有其深刻的内因和外因。吴望春潜质中的“双重人格”在特定的外因条件下，发生了恶性的裂变。

　　正当吴望春向“正职”攀登的时候，女儿晓丹的一个国际长途打来，向父母催要学费。国外高额的学费尚无着落，张莉芳的父亲癌症开刀，又急需10万元的手术费。同时，他“把20万元送给特困企业是一种作秀”的谣言四起。经济压力和社会舆论双管其下，吴望春陷入了迷茫的交叉路口：“人生几何怎能白活，我有权不用太窝囊，猛然间党纪国法警钟响，以权谋私不应当。”

　　然而在这个紧要关头，张莉芳充当了丈夫堕落的催化剂，甚至还讥讽他“一个堂堂的副市长竟活得这么窝囊”。

　　万立希乘虚而入。他心怀叵测地“开导”吴：“该潇洒时须潇洒，得风光处且风光。”出手大方地解决丹丹的学费、张莉芳父亲的手术费、价值百万的小洋楼。而收取这些不义之财时，吴望春明知是“火山”也已身不由己，只用一句“下不为例”作为遮羞布。吴望春构筑了几十年的道德之堤溃于一穴。

　　在万立希的利诱、威胁下，吴望春一次又一次被迫为万立希向银行非法贷款，国家之财进入万的私人腰包。最后，万立希修建的“豆腐渣”工程——立交桥“桥塌人亡”，吴望春罪责难逃，与妻子一道身陷囹圄。

　　我在《风》剧与《但》剧这两出戏中扮演的两个主要人物，都是在事件的推进中展现“人格”。每当排练或演出后，我的心灵都会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剧中人”在矛盾冲突过程中的思维与言行，都必须通过我这个“扮演者”予以体现。剧中人的灵魂与扮演者的灵魂，不知要进行多少次碰撞、交锋。无疑，这种心灵的互动，对于我个人在艺术上的成长尤其是人格的培养是不无俾益的。

　　（作者单位：益阳市花鼓戏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