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里写道：“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想象是人类的高级属性是不容置疑的。”福楼拜认为创作是“先从想象发动的”，高尔基也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可见，想象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翅膀，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没有想象便无从创作。

　　进行通俗文学创作，尤其需要大胆的神奇的想象，否则便无法达到传奇的效果。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想象的大胆，狂放，俗文学远胜于其它。”这是千真万确的，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哪叱的风火轮，孙悟空的金箍捧，水晶宫，火焰山……是何等的奇特别致，具有何等惊人的艺术想象力！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三拳打死镇关西，不可谓不奇；诸葛亮摆空城计，七星台祭来东风，不可谓不神；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还与她对话，不可谓不怪。所有这些神、奇、怪、险、巧、错、冤、误……都是构成传奇美的因素。而诸种因素，都离不开大胆的想象，离不开艺术虚构。

　　艺术想象力，是通俗文学作家智能结构的七巧板中，不可缺少的一块，也是首要的一块。

　　但是，任何一个作家的艺术想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只能是作家自己生活经验——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的结晶。否则，这种想象就是空想，胡想、乱想，写出的作品既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也会违反艺术的真实，成为胡编乱造。

　　再有天才的艺术家，没有外界信息的输入，任何艺术想象都无法展开。

　　近几年我通过创作《乱世黄金案》《东方美人窟》等习作，对此颇有所感。

　　《乱世黄金案》取材于解放前夕发生在邵阳的一桩轰动国内外的真实案例——永和金号惨案。这一案例被列为民国四大奇案之一，它叙述了国民党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为了掠夺竞选经费，指使爪牙抢劫邵阳永和金号，下毒、杀人、纵火、灭迹，而又将罪责嫁祸于共产党，企图转移视听，逃避罪责。可是他辖下的一名“老虎县长”却刚直不阿，力排众议，微服私访，终于查出真正凶手，在新闻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使案情真相大白于天下，最后冒着天大风险，顶住层层压力，枪毙了凶犯，为民伸了冤，雪了恨，可是自己却落得撤职罢官的下场。我写这个故事，意在通过一名国民党县长在处理黄金案的过程中，使他看透了一个党（国民党）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党（共产党），从而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为了取得解放前间接生活的经验，掌握有关的历史资料，我花了两年时间走遍了省内有关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查阅了历史报刊、原始档案、公文信函、刑讯笔录等近百万字的资料，并摘抄了二十多万字的笔记，又走访了省政协副主席徐君虎先生（当时的邵阳县长、小说“老虎县长”的原型）及永和金号惨案的受害者喻让贤等数十位当事人和见证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比文字记载更有价值的材料，听到了许多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传闻轶事，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展开想象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我把搜集到的大量历史素材，不论正史、野史、传说、轶闻，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排队比较，选取那些最有利于深化主题，塑造人物，最能展开想象的材料进行艺术加工。对那些与小说创作关系不大的材料，哪怕它再翔实，再准确，也只好忍痛割爱，而对那些可以大胆展开联想，可以丰富小说故事、人物的材料，哪怕只言片语，我也抓住不放。

　　有一次，我在图书馆查资料，偶尔从一张解放前出版的地方小报上，看到了一则报道当时枪毙永和惨案凶犯的消息。在这则消息的最后，顺便提到了这么两句话：“傅在狱中时，传闻有土匪欲劫狱，及有人妄图投毒以灭傅口云云”。这里的傅就是当时作案的凶手。看到这两句，我感到比得到前面整个的报道更有价值。妙就妙在“传闻”二字。凡是传闻，就未必有真凭实据。可能真有其事，也可能根本没有。而这种可能没有的事情，是最能展开想象，是最好进行艺术加工的。既然有传闻，我就可以假定有其事，就可以写土匪劫狱，既然土匪要劫狱，就必须考虑这劫狱的土匪是什么样的土匪？他与凶手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劫狱？又怎样去劫狱？既然有人要投毒灭口，我也可以认定是真有其事，既有其事？那投毒者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投毒杀人？怎样去监狱投毒？这样一展开，就引出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于是我调动自己掌握的有关邵阳土匪的其它材料，经过艺术加工，移花接木，大胆想象，增写了大土匪杨贵三和侄儿杨麻子两个人物，添加了“陆姬娜深山会匪首”“见人头杨贵三兴兵”“孙佐才牢房暗下毒”三个回目。这样，从两句话引出了三回书。这三回书的增写，不仅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活派的黑暗腐败以及官匪合流的罪恶行径，而且丰富了作品内容，深化了人物，增强了传奇色彩。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明确自己是在进行传奇小说的创作，而不是编志修史。不然就会沉溺于浩瀚的历史材料中不能自拔，无法升华，甚至被它牵着笔尖走，搞成简单的史实编纂。

　　其实，这张小报上登的消息，许多从事黄金案这一题材创作的同志都看到过，但是他们都轻轻放过了。既没有增写陆姬娜、杨贵三、杨麻子等史料中没有的人物，也没有写出官匪合流的历史现状。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从这里展开艺术的想象，或者是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间接生活经验所致。黄金案的史料应该说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每个作者都可以写出不同的作品。有的成功了，有的不成功，其根本原因是你是否真正掌握了作品的艺术内核，是否真正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所以在进行这类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时，既要扎进去，尽可能多的掌握一切与此有关的史料，但同时又要能跳出来，不受历史史料的制约。这样才能更好地展开想象的翅膀，使作品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不是照搬生活。我们有些作品，读者不爱读、不爱看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艺术的想象力，作品太象生活。搞历史题材通俗小说的有句行话，叫做“大的不能假，小的不能真。”所谓大的不能假，即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层人物必须是真的，否则作品就显得虚假，被人认为是胡编乱造，小的不能真，即那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小事件则必须虚构，如果真了，就会缺乏可读性，减弱艺术魅力。

　　《乱世黄金案》最初发表于1983年的《今古传奇》，且获该刊1981——1984年首届优秀作品奖。随后邵阳花鼓剧团将其改编成花鼓戏，连演63场。浙江省曲艺团又将它改编成长篇弹词《邵阳血案》，演出后获上海、浙江、江苏两省一市评弹新作创作二等奖。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乱世黄金案》单行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将其收入中篇集子出版，全国五六家影视单位都争相约请作者将此书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最后邵阳电视台以天时、地利、人和夺得拍摄权，5集电视连续剧已经开机拍摄。

　　这部小说之所以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我觉得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写历史，而是写小说。“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尽管整个故事是编织的，情节是虚构的，但由于我掌握了大量的历史素材，所有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因此使人读起来既感到奇特，又不显得虚假，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我的第二部中篇传奇小说《东方美人窟》也是采取这种凭借史实进行虚构的创作方法。

　　《东方美人窟》是一部描写教案的小说，它反映的是晚清时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猖狂活动下，一对男女青年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个作品基本上是虚构的，但也并非凭空胡诌，很多情节和事件都是有史可查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加剧了对我国的侵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在我国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狂。到十九世纪末，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我国的外籍传教士有3300多人，入教的中国教徒达80多万。各地教堂“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一些外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披着宗教外衣，配合本国政府，大肆进行经济、文化侵略，他们收租放债，包揽词讼，敲诈勒索，鱼肉中国人民。甚至利用教堂，施展种种卑劣手段，残害我同胞，奸淫我妇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一些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也争相入教，依仗教会势力，胡作非为，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向他们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拿我们湖南来说，从1895年11月至1902年8月，就相继发生了临湘教案、辰州教案、衡州教案以及邵阳贺金声组军起义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斗争。在1900年7月的衡州教案中，记述了意大利主教范怀德、司铎安守仁和董哲西这些外国间谍分子在中国的罪行。言：董哲西初到衡州，在地方官的纵庇下，霸占黄沙湾居民土地，兴建教堂，又引诱衡阳县署钱署马迪庵家中妇女入教，前往江东岸僻静之处洗沐，“江边设帐，白昼裸淫”的事实。（见《湖南省志》第一卷）在1902年8月发生的辰州教案中，记载了“英国传教士胡邵祖、罗国俞到辰州传教，与当地劣绅相勾结，包揽词讼，又与寡妇肖张氏私通，为群众所鄙夷、痛恨。”“1902年7月（光绪二十八年六月）辰州城中发生瘟疫，旬日之间，城厢皆遍，蔓延及于四乡，死人日多，人心惴惴，朝不保夕，群众怀疑是英国教士施毒水中成疫，‘便将城内外的井，都用木栅围护，日夜巡守。在河中汲水的，恐近岸有毒，移船至急流汲取，挑水的桶都加盖，甚至派人随后防护。’人民这样惶骇，而地方文武各官，漠然莫无其事。”而恰在这时，“与英国教士私通之张寡妇，在溪子口烟室抽吸鸦片，忽从身上落下一包药粉，被人发觉，诘问张寡妇时，她言语支吾，遂被疑为代洋人施放毒药，加以痛殴，服认。‘好事之徒，缚以游街，随而和者百余人。’继而群众又跑到教堂，执胡绍祖‘拳挺交下，脑袋毙。’‘罗国俞逃至伍家坪，众追及，亦击毙。’事变发生后，知府吴积鉴说：‘百姓要我前程，我便要百姓脑袋。’就诬称土匪谋叛，报省请兵。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异常惊恐，时正秋收，村民散田垅，偶见军衣人，即以为兵至，哄然而遁，禾稻尽弃。妇女夜闻呼声，弃儿赤体狂奔，临驿路数十里，人民食不下咽，寝不安枕者半月。”（以上引列《湖南省志》第一卷）。在我的家乡邵阳，贺金声于1902年9月11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日）在邵东蛇林桥，竖起“大汉灭洋军”的旗帜，宣布起义。并将衡阳外国教士派来侦察情况的朱二跛子，一个为洋人所收买经常拐骗妇女、撒放毒药的坏蛋抬到灵官殿，用火活活烧死，同时，他又通知府县，必须将帝国主义分子，德国传教士康满交出，否则领带群众进城搜索。又刊布《劝各国教士文》，指出：“各国逼我中国太甚，酝酿祸端之事极多，而教堂尤为第一大宗。……无论其他，即如今年各省所获之挖眼、取肾、剖胎及水中放毒各妖犯，无不供称皆自教堂来，以今日所受之灾祸，证累年未破之疑团，任各国与中国地方官援例已辩，无以解百姓之惑而消其恨也！且我中国之入教者，类皆元恶大憝，始为王法所不容，旋借教堂以肆毒，其中惨不可言之事，各国岂真不知之？……为各国计，只宜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用快人心，以固和局。不然，仇教堂者死刑戳，死者犹少，不仇教堂者，死药毒挖剖，死者更多。用不免死，恐人不愿死药毒挖剖而甘死刑戳矣。至于人甘死刑戳，各国其能安耶？”这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愿望向帝国主义分子提出的严重抗议，它揭露了那些借口传教而实际上却勾结豪劣、地痞欺压和残害人民群众的外国传教士的滔天罪行，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意志。（见《湖南省志》第一卷）

　　我就是依据这些史实，开始构思写作《东方美人窟》这一作品的。其中许多事件（如慕容夫人入教、楚楚患病、兰教士情调张寡妇、安如山剑劈洋教士、火烧福音堂等），许多人物（如张寡妇、兰怀德、黑白蜘蛛）都可以从史料中找到他们的影子。欧阳龙即是贺金声手下前敌先锋刘兆鹏的化身。至于“东方美人窟”这个神秘洞窟的设计，也并非子虚乌有。我国古墓之多，尽人皆知，其中的陪葬品如少女瓷俑之类比比皆是。从衡阳古墓出土的文物看，其中的三彩人物骑兽便是宋代的作品，不仅造型栩栩如生，并且在瓷釉色彩方面比唐三彩更为鲜明。目前全国出土的这类作品仅一，二件，价值连城，实属稀世之宝。我根据作品的需要，设计了“东方美人窟”这一特定的环境，其中二十四件如同真人大小栩栩如生的少女彩釉瓷俑的安排，便是从衡阳出土文物中得到启发的。我安排外国传教士在我国强迁民房、兴建教堂时，偶尔发现了一座宋代的地下古墓，墓中殉葬的金银珠宝，玉器古玩，翡翠玛瑙，唐宋彩瓷不计其数，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精品。更为奇特的是，在墓穴两侧挖出了二十四件如同真人大小的少女瓷俑，造型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当时外国传教士惊呼：“这简直是一座东方艺术宝库，一个东方美人窟！”这便是“东方美人窟”名称的由来。外国传教士见了这些珍贵文物，一种帝国主义的强烈占有欲使他们疯狂了，他们采取极其恶毒的手段毒死了开掘古墓的中国民工，将墓穴中的全部珠宝文物偷运回国，同时将这座地下古墓改造成一座秘密的试验场地，残害中国妇女，儿童，干着血腥的罪恶勾当。所以“东方美人窟”既是一座东方的艺术宝库，又是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同胞的罪恶魔窟。我这样设计，意在揭露帝国主义既掠夺中国财富又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以激发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斗志。力图在主题上深一点，在立意上高一点。因为立意的好坏，深浅，不仅能够影响作品的思想性，同时深刻有力地影响着作品的艺术性。

　　但是，光有这样的立意还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一个精彩的故事。通俗文学最讲究强烈的故事性，没有故事便写不成通俗小说。而生活中是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只有通过大胆的想象，精心的虚构才能获得。

　　虚构不是胡编，它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更要符合艺术的真实。使“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刘勰语）。否则，或因艺术虚构有悖史实而成胡编，或因一味连缀、抄录史实而使作品失去光彩。鲁迅对罗贯中的名著《三国演义》说过这样的话：“据正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这就是说，照搬史实写出来没有艺术魅力，不能吸引人，感染人；搞艺术虚构，因为对史实有所取舍，有所加工，便容易混淆。《三国志》中怒鞭督邮的是刘备，《三国演义》中怒鞭督邮的是张飞，到底哪个真实？两个都是真实的。前者是历史的真实，后者是艺术的真实。《三国演义》的这种虚构，是从张飞这个人物出发的，它使人物获得了丰满的性格，使人感到更可亲，更可信。

　　鲁迅又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我写《东方美人窟》时，基本上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尽力求得艺术的真实，并不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只是把这些史料作为一个因由、一种背景，使故事立得住脚。所谓“书无根不生”，我是把外国传教士侵华的背景做为书的“根”来处理的，目的是想不受史料的限制，编出一个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故事，塑造几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在结构故事时设计了以一对男女青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而层层展开广阔的历史画面。把“慕容府忽失妙龄女”做为全书的总扣，让书中的人物命运和强烈的故事性把读者紧紧抓住，吸引他们看下去，然后又设置了“城隍庙奇遇欧阳龙”、“张寡妇情调兰教士”、“入虎穴英雄解重围”、“小阁楼夜半惊鬼影”、“大昌店内奸现原形”、“老威尔痛陈美人窟”、“雪国耻火烧福音堂”诸多关目，每一个回目中都有意想不到的变测风云。于机关暗道之中，异变叠起，在生死毫发之际，出奇制胜。风情画卷上勾出人物群像，劫难巧合处抒写离合悲欢。这样设计，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只要安如山没有找到失踪的未婚妻，故事便不会完结。实践证明，这种虚构的情节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它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便是明证。

　　虚构的方法可以由大到小，也可以由小到大。所谓由大到小，就是从我们生活的大千世界里，截取其中的一段，或者捕捉其中的某一特别闪光的刹那写成作品。《东方美人窟》反映的是反帝爱国的重大主题，但它并不正面描写帝国主义列强如何侵略我国领土蹂躏我国同胞的史实，也不正面写某一次具体的“教案”，而是将各地教案中的有关情节揉和在一起，以—个青年军官突然失去未婚妻为由头，层层展开，抓住这条线不放，写出最能抓住读者的故事。所谓由小到大，就是抓住一点，加以发展和发挥，前面讲《乱世黄金案》创作中“从两句话到三回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作品，别林斯基曾经批评说，这种作品“是从现实中抄袭下来的，而不是想象所创造的”。只有作家充分运用艺术想象所创作的作品，才能使作品出神入化。艺术想象，好比是化学中的催化剂，没有它，生活的真实就不可能达到艺术的真实。

　　如果说，《乱世黄金案》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话，那么，《东方美人窟》则是“三分史实，七分虚构”。它比黄金案想象更为大胆，构思更为奇特，溶章回小说、现代小说，电影蒙太奇手法于一体，集侦破、武林、言情、鬼怪、传奇于一炉，用批评者的话说是“集旧文化封建糟粕之大成”。“旧文化封建糟粕”我不敢领教，“集大成”却是我的追求和尝试。这种尝试的结果，看来读者是通得过的。这个作品在《文艺生活》1984年7、8、9月号上连载以后，该刊又专门出了报纸版，发行量达165万份。接着，湖北《文化报》、《广西群众文艺》故事专页、山西《中华文学》丛刊、河南《传奇文学选刊》、江西《中篇故事传奇选刊》等相继连载，总发行量达600万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轰活一时。但同时，《羊城晚报》、《文学报》、《文艺报》、《中国报刊报》、《光明日报》、《半月谈》、《新闻记者》等十来家颇有影响的报刊，都点名批评《东方美人窟》，定性地指责其为“诲淫诲盗”、“黄色下流”、“迎合某些低级趣味”、“乌七八槽”的“文化糟粕”，与广大读者的反应形成水火不容之势，歧异可谓大矣。通过一年多的争鸣，评论界终于为这一作品作了较为公正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严肃的描写“教案”的通俗小说，并非“诲淫诲盗”的末流作品。黄河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12月出版了这部书，书名就叫《东方美人窟》。也许这也是为该作的一种正名吧。以后，我在《文艺生活》编辑部的支持下，继续发展《东方美人窟》的情节，写了续篇，进一步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多灾多难的命运，也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卖国贼的罪行。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将正续篇合集出版，这就是最近出版的《风雨落花》。

　　从《乱世黄金案》到《风雨落花》，我走的都是依据一定的历史史实，大胆展开虚构的创作路子。这也是一种实践别人经验的尝试，个人体会还是肤浅的。借这次理论年会的机会，说出来，以就教于老师和同行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