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卑微的草根小民，做出了一番“护国宝、戏敌酋”的邦国大事，然后抱必死之志，在血竹图下互换茶酒，谈笑风生；他俩无牵无挂，超脱一切，心静如水，只等待着死亡之日的来临。此时此刻，世界是那么宁静，只有远处传来观音庙那苍凉雄浑的钟声。像不尽的梵音回荡在天地间，又仿佛化为澎湃的心声，在竭力呼唤着我们的民族之魂。钟声重重地撞击着我们的心扉，撼动了我们的神魄，我的心不禁颤抖了……这就是长沙市湘剧院创作演出的湘剧弹腔《古画雄魂》的结尾。散戏之后，那阵阵钟声依然在我耳边回响，剧中人以及围绕他们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件，给人们留下无穷的思索和回味。

　　湘剧《古画雄魂》是剧作家陈义平根据聂鑫森短篇小说《双雄会》改编而成，曾以《画魂》剧名发表于《剧本》2006年第9期。该剧由黄国强导演，王守信作曲，徐兴嘉担任舞美设计。   

　　这是歌颂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平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反抗精神的剧目。主人公水天熊，关隘雄，是两个很有民间行业色彩的平头百姓，他们个人之间虽有难以化解的恩怨，但关系到一幅国宝古画被日寇掠夺作为进贡天皇礼物时，立刻以民族大义为重，放弃私人前嫌，突破行规，联手造假换真，不惜以死来掩护真品转移，无比痛快地了却了平生做人之大志。

　　无疑，该剧张扬的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文艺库藏中，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表现我们民族精英人物或烈士英雄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反抗精神的作品，与此不同的是，本剧虽然也是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题旨，但所描写的对象并不是完美成熟的自觉进行正面抗日斗争的大英雄。他们的所做只是中国一般民众所具有的民族潜意识驱使下的个体自发爱国行为。

　　　　国人由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无论识字者或不识字者，民族本位意识极强，祖先崇拜和族“根”意识浓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之魂，根深蒂固，刻骨铭心。人人从小就立志要当岳飞、文天祥，而决不能当秦桧。不用说一般的民众，即使一些无恶不作的流氓土匪，甚至也害怕当汉奸，怕对不起祖宗，遗臭万年。死后进不了祖坟，这就是深刻影响我国国民特殊人格建设的“气节”说，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成员的集体潜意识。虽然从古至今各个时期总不免会出现一些民族败类，但这在全民族中乃是极少数。历史上，尽管强大的外敌入侵能够一时得逞，甚至占领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人民，并在肉体上消灭反抗侵略的民族志士，但任何外敌又都不可能在精神上彻底征服中华民族，这就是气节观的伟大抗衡力量。在剧中，血竹图隐喻着这种“气节”说所涵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本位意识，而贯穿全剧的钟声，作为一种文化提升和点题，从具象到意象，隐喻着剧作家对现实的唤唤和振奋。这就是目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球村”、“让世界充满爱”的美丽外衣掩盖下，部分国民对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丧失与淡漠，其荣辱之颠倒足以引起我们正视和感慨。本剧正是从历史生活中开掘出普通平民身上存在的“民族大义”品格，观照现实，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呼唤着我们民族之魂的归来。

　　 　《古画雄魂》另一可贵之处是，编导能够从人物形象入手，由此组织情节，展开戏剧冲突，并着力于水天熊、关隘雄、伊藤三个主要形象及其性格的塑造。该剧具有事件、冲突与人物高度集中的创作特点，尤其是集中笔墨刻画与塑造两个主要人物水天熊和关隘雄的鲜明复杂个性，凸现他们的形象与性格的独性。而在塑造主人公形象的过程中，编导没有因为歌颂爱国而故意拔高人物，而是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原则，按照人物应有的本来面貌描写他们，生动细腻地展现主人公性格的成长发展和心理的复杂变化过程。而且因人物身份、教养、性格的不同，水天熊与关隘雄的语言风格(一俗、一雅)、习惯语汇(一民间俚语、一文言官话)亦不同，其中，又特别注重语言的动作性和准确展现他们自身的内心冲突。而教授出身的日军大佐伊藤显然有着较深的汉文化功底，在故作风雅中不时透露出军国主义的狂妄与威胁，语言风格又明显与水、关不同。而且，两位主人公的人生境界的起点都比较卑微，身上或多或少带有性格或思想缺陷，如一个狭隘刻毒，念念不忘断指之仇，不惜利用下一代的恋情卑劣地报复对方，在职业道德上，只求“钱”与“得”，不求“德”与“格”，甚至，若非国宝名作，一般裱画只要日本人给钱也干，另一个在民族大义上则明哲保身，消极躲避，小舅子当汉奸可以相安无事，只求保住自己“清白”的底线。民间的行业道德规约所造成的个人恩怨与是非，又使他们成为难解难合的死对头。但一旦发现一幅国宝古画将从自己的手中转为侵略者晋献天皇的礼品时，在中华民族的“气节观”支配下，他们立刻放弃前嫌，形成心灵的初步沟通和暂时的联合。而最后一场，通过这次事件，两位主人公相互倾诉对对万的认识深化、成为知心至交后，为保国宝安全转移，都勇敢地选择了以死求得问心无愧，用杀身成仁来实现各自人生的最高价值。由于他们完全是在沦陷区的孤立个人的抗争，在强大的敌寇统治面前，绝无胜算，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悲剧的下场，但我们的主人公明知不可为而又必须为之，因而，剧的结局充满了崇高和悲壮，形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冲击力。编导还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大力渲染他们面对死亡所达到的精神上的升华，浓墨重彩描画主人公如何实现人性的自我完善和追求人生的完美境界，并使之上升为艺术的诗化和美的意境。因此，这对观众来说，不仅有心灵的震撼和感动，而且获得了淋漓的审美愉悦。而由长沙市湘剧院生行“三剑客”曹汝龙、汪辉、罗智勇担纲主演，更是给剧目的成功提供了强大技撑力量。他们三人不但个个能唱会演，而且塑造形象能力很强，给本剧的艺术体现增添了无形的张力。

　　　　对于一个戏的成就价值的高低，虽然人物形象是第一位的，但是并不等于情节毫不重要。本剧在情节和戏剧性场面的设置上也很有特色。事情是发生在敌占区的一次文化性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由于不是正面展开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活动，属于非军事范畴，敌我双方更多是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在“平和”的环境中进行一场斗智斗胆的博弈，或者说是在彬彬有礼的言行中充满刀光剑影的生死一搏，这样的戏自然更有戏剧性的迂回和丰富的潜台词，再加上两位主人公性格与社会地位的差异，他们之间断指之恨的个人恩怨，使情节发展自然增加了丰富性和复杂性。显然，能否骗过精明的伊藤，以假换真，安全转移国宝古画是全剧的总悬念，它又由三个具体紧密扣连的小悬念组成。首先，完成此事的关键是已成生死对头的水天熊、关隘雄两人能否连心合作?这是该剧的第一个小悬念，它在第四场的“联对”中精彩地作了肯定的解答；其次，第五场因假画用纸被伊藤识破又提出第二个小悬念，即处境更为艰难了，主人公精神上还能否挺住，特别能否解决画纸的问题。继续实现自己的“做假”行动和既定目标？解答又是肯定的；最后。第六场完成了以假换真，但能否安全转移出去昵?这是第三个小悬念。结果，两位主人公最后决定牺牲自己来掩护儿女携画逃离。这样同时也对全剧的总悬念作了解答。因而，该剧情节推进的层次性十分清晰，它也与人物境界提升的层次相重合，而且，在情节推进中，主人公所处的逆境与危机感也不断加强，使全剧充满了戏剧性和紧张性。十分有趣的是，在伊藤与水天熊、关隘雄之间的冲突中，也大致反映了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精神力量、文化意识的对抗和民族意志的较量。日本民族以“菊花与剑”来概括自己的民族精神，它在侵略战争中便异化为欺骗与力，即崇尚军国主义的所谓力与威的“武运长久”;中国民族崇尚道德与智慧，所谓得道多助，有德为大，以柔克刚，智者终胜。在剧中，伊藤自以为只要慑之力，诱之利。加上自己又是鉴纸专家，技术把关有优势，再利用两人生死冤家的矛盾，一定稳操胜券。他的自信是建立在认为凡是人都是贪利怕死的前提下，没有想到在民族气节观的强大精神作用下，两个绝对相克力者居然会联合起来，敢于运用智慧，以假换真，以死保画，所体现的却是建立在气节说基础上的同仇敌忾、轻利重义，视死如归的民族伦理道德与国民人格精神。本剧表现了孤立的个人，势单力薄者，在向强大的全副武装的敌酋挑战中，虽然他们以失去生命和肉体为代价，但却成了这场冲突的最终胜利者，剧情的这个哲理性逻辑推理，使《古画雄魂》在抗日题材作品中别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