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１９５６年《琵琶记》讨论会的戏曲界盛会，又过了三十四个春秋了。我们这些曾经在青年时代参加过《琵琶记》讨论会的戏曲改革工作干部，活下来而仍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者，为数已不多。这次有机会看到彭俐侬、范正明两同志改编的《琵琶记》，而且是由彭俐侬同志亲自传艺的青年演员演出的《琵琶记》，心情实在激动。有些青年演员应该说是我的侄辈，看到她们在舞台上的形象，我就想起了彭俐侬这位对湘剧卓有贡献的著名艺术家，想起了１９８４年我到湖南讲学时她和范正明设家宴招待我的情景，我的心情又是辛酸又是沉重。象俐侬同志这样的戏曲改革中坚，虽后继有人，但她离开我们确实是太早了！我不是湖南人，但对湘剧有特殊的感情，我愿在此多讲几句。戏曲改革的课题确实应该一一加以研讨了！

　　我首先想讲的是这次来京献演的《琵琶记》的成功，证明了在新时期戏曲艺术依然要推陈出新，这次《琵》的演出成功就是在新时期戏曲推陈出新的有意义的新收获。

　　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工作转移到我力所能及方面，对老本行戏曲有些疏远。但不等于我已忘怀戏曲。我还在写戏，但我因为舍不得出几千元的赞助，而不得不让我的戏最后等着钱合成未遂而撤离排演场。我录过几盘唱段，都是来真的，立体声，但我拒绝去参加某些包括纪念老朋友逝世若干周年的戏曲专场活动，因为我不愿为凑一笔钱去应酬，有些“走穴”者在一个晚会上唱一段开口就要几千元。这样的例子我觉得可怕。戏曲改革若服从于拜金主义，那是不能推陈出新的。我若拜金，我也会去歌厅混饭吃，唱粤语流行歌曲我也不是不能。非不能也，实不可为也！拜金主义使戏曲艺术堕落，那是１９５２年周扬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上讲过的。这个道理没想到近四十年后又得到验证。现实是无情的。历史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许多过去曾被人认识过但事后却又被抛弃的真理。彭俐侬同志是参加了１９５２年那次戏曲演出活动的，她接受了那样一个真理，坚持了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推陈出新，《琵琶记》是她坚持真理的结晶。

　　戏曲推陈出新，这些年也大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实践在焉。什么是陈，什么叫新？据一些人说时代变了，这些观念也要变。怎么个变呢？“陈”，据说“不适应新潮流者”统统是要推倒的“陈”，戏曲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要全部推翻，重新炮制“新剧”的问题。全部推翻也许是能唬弄人的“革命之最”，但却用不着学问。前几年我讲过，象某些戏把人民道德观念都说成“封建”那种做法，采花贼变成“反封建英雄”，秦桧居然变成民族之间“和平的使者”。忠和奸都是“封建”，都应荡平，淫荡居然可以讲成“没有什么了不起”，反得“个性解放万岁”之美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道德皆封建，道德全部沦丧是“好样的”，我们今日扫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都没有什么必要了。这种“新观念”，打着“反对封建道德”的旗号，其实是鼓吹不要道德，宣扬无政府主义。把戏曲不作任何甄别地全部视作垃圾，那还有什么值得推陈出新的东西呢？

　　至于什么叫新，新观念把这讲成是“新时代审美观改变”，如果这种模糊的纯客观标准才叫新，那么戏曲即算是跑步也赶不上这种“改变”。戏曲如听从这种论调，势必今天出一样“新”，叫做“魔幻现实主义与传统之结合”，明天又很快出一样“新”，叫做“向流行歌曲旋律看齐”。我不是没有看过的，戏曲变了摇摆舞的旋律，打鼓点的改用爵士鼓，广东戏三十年代早就“先进”过了！爵士鼓加小提琴，电吉他，我都玩过。那也不用太大学问。可是，这种新，不是弘扬传统文化，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改革戏曲，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戏曲，那只不过是十里洋场，哗众取宠的小把戏，那不叫文化建设，只是迎合小市民心态的低层次趣味。

　　这几年，推陈出新找不到应有的位置，奇谈怪论又有“走穴”吹吹打打作保镖，难怪戏曲艺术出现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机。

　　周扬同志在五十年代讲过许多戏曲推陈出新的理论，这在近年来几乎被认为都是“过时”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戏曲推陈出新，在总的原则上讲，还是“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周扬同志形象地形容说：从陈里面推出新来。推陈出新，其目的是古为今用。这个“今”，不是有人庸俗解释的那种“当代人审美需求”，而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我想应解释为社会主义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这一切，总的原则是没有“过时”的。

　　《琵琶记》的成功是推陈出新这种传统改革思想的重新发扬。它有几个方面在改编处理上是很可取的，起码比几十年前是有进步的：　　

　　第一，它的改编思想层次比较高，不再纠缠于对忠、孝、两妻一夫、大团圆是封建糟粕还是对封建的讽喻之类的概念的纠正上，藏手削足，左躲右闪。它基本取高明原作之最突出之长处，通过这样一个民间流行传说故事，从一个家庭的际遇，去开掘蔡伯喈一家悲剧的社会根源，整出戏是尊贵和贫贱的对比，而不是忠、孝的矛盾，是写封建社会制造的两妻一夫的矛盾和悲剧，而不是写对“两贤妇”之颂歌。几十年来，我们观众经历过风风雨雨，生活经历大为丰富了，在“文革”中，酿成了多少两妻一夫，两夫一妻，不夫不妻等人间悲剧，我们也懂得光反封建是解决不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的，问题在于如何反封建和新时代要不要、要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改编者也有提高，因此思想层次高，这个故事便很深刻，是一部封建时代人民的伦理观和“仕途经济”的矛盾悲剧，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在忠和孝的愚昧追求中不可自拔的性格的悲剧。

　　第二，它的改编使古典现实主义作品抹去种种虚伪说教的泥尘和不真实的细节描写，呈现出传统现实主义的新光泽。这表现在对赵五娘的描绘，不偏不倚，不拔高也不故作贬义，写的是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人的传统优秀道德表现。她是传统美德的化身。她责备蔡伯喈不是出于说教，而是用道德的语言去责备。这对新时代的人民，无疑也是重要的传统文化道德教育一课。改编同时使我们看到，赵五娘和牛氏，非“二贤”也，实“二牺牲品”也。不是封建礼教（过去惯用的那种解释）的牺牲品，而是封建社会中人的感情被社会糟踏、撕裂得粉碎的牺牲品。这在“文革”中有。因而能理解。但改编不是“伤痕文学”，不是流于叹息，哀其不幸，而是一种正义的反抗，正义的控诉，如：“打三不孝”就是这种正义的反抗。

　　第三，它遵循了戏曲通过角色叙事铺陈的形式交代故事的特点，又在故事发展中展现角色细腻的心理状态，交代矛盾冲突层次迭现（如“三闯帘”）。它不浅薄地追求那些不成熟的“新招”，不破坏戏曲艺术固有的形式美。它十分注重文学语言之改进和音乐旋律之推陈出新。

　　因此，它有不少闪光点，不显得过份冗长。它的艺术格局很讲究铺排剪裁，艺术上浑厚，深刻。它整个调子是暴露，反抗。

　　这比起高明的原作，无疑有不少超越。

　　大团圆的结局，不在于是否采取大团圆。而在于我们常常因为理论上对大团圆望而生畏，胆怯，光局限于这一情节之考虑，往往搞不好。想在结尾进行总结性批判，或讽刺，或彻底的暴露，都有些从理念出发的先入为主之嫌。我不认为这样好。我提议着眼于主要人物的合理的性格走向。例如，《琵琶记》结局我觉得有些虚伪，人物关系不是按现实主义路子去写，不象批判，也不太象讽刺，别扭。解决办法可否从主要人物赵五娘性格的合理走向入手。我想用简单语言表述：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大抵很可能规定赵五娘终生守在公婆的墓庐。蔡伯喈很可能在皇上表彰的同时，还朝奉行公务。辞官，他没这个胆量，人物一下子不可能觉悟得那么彻底。牛氏可以勉强陪赵五娘守几天墓庐，但蔡若还京，观众自会想到她早晚不会久留乡里。这样的团圆也是团圆，可能在旧社会中具有更高的真实性。我是见过许多大老婆长守墓庐终老的。我主张《琵琶记》的赵五娘以这样的“全孝”告终。这种奇想仅供参考，并不成熟。

　　总之，我祝贺《琵琶记》推陈出新的成就。这样的好戏，行家受教益，观众受传统文化的薰陶和娱悦，能坚持搞下去，戏曲革新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