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虹　女。澳籍华人。一九三九年出生于江西。一九六一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即赴美修图书馆学获硕士学位。先后在美国怀俄明大学、香港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图书馆工作，并任悉尼大学东方图书馆主任。一九八三年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悉尼大学东方学系。主要学术论文有：《田汉早期作最中的地方色彩》、《〈世说新语〉研究》、《谢道韫——一个女名士的风范》等。

　　本文为萧虹博士在大陆发表的首篇论文。

　　田汉早期的作品特色在于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然而《获虎之夜》在某些方面又是颇为写实的作品，虽然其中仍不缺少浪漫的成份，所以被称为一部写实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它的现实主义显示在特重细节的描写。剧中的人物和情节固然符合当时当地的社会和地理环境，连布景中之一床一椅；道具中的一个烟斗，一支猎叉，以至对话中之一字一句，都是据戏中人物及背景的要求而取舍的，因此能产生高度的写实效果，使观众或读者如置身二十年代湖南的山村。它的浪漫主义在于剧本最重要的角色——黄大傻，和与他有关的情节——他的中枪和自杀——却是不寻常的，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范畴而进入浪漫的境界。

　　《获虎之夜》是关于一个村女莲姑与她的表哥黄大傻的恋爱故事。莲姑的父亲魏福生是一个小康的猎户，他的最大愿望是将他的独生女儿嫁一个好人家，将来可以享福。由于黄大傻在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中失去了父母和家产，魏福生认为他不是莲姑的理想配偶。为了拆散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他逼黄大傻离家去学手艺。黄大傻看穿他的用意，同时又不能忍受与莲姑分离，因此偷偷返回。这样一来，魏氏夫妇更认定他是一个没志气、不成才的青年，把他赶出去，禁止莲姑与他来往，并且把莲姑许配给陈姓的富家子。开场时莲姑的婚期将届，她爸爸要捉一只老虎，把皮剥了做一张褥子，作为她最后一件嫁妆。这晚上魏家的长工在人迹罕至的后山安放了抬枪，专等老虎的到来。枪响后，被抬进来的不是老虎而是受伤昏迷的黄大傻。被救醒后，他诉说自己仍痴恋着莲姑，每晚爬到后山上去遥望莲姑窗口的灯光，直到筋疲力尽，才回到寄住的庙里，睡在戏台底下。因此这晚中了抬抢。莲姑听了他的叙述哀痛欲绝，请求照顾他一晚，但被她父亲严词拒绝了。这时莲姑决心破釜沉舟，说出她本来不打算嫁给姓陈的，准备与黄大傻逃到城里去。这使她父亲更加暴跳如雷，用力把他们握着的手分开，把莲姑拖到房里去鞭打，黄大傻听见莲姑的叫喊，感到不堪忍受，以猎刀自杀而死。

　　婚姻不自主本是五四时代热门的主题，无论是哪种文学形式都写过这类的题材。但田汉这个剧本却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在本文中我将分析黄大傻这个人物的特色及探讨他的渊源。

　　在这个戏里，动作的焦点无疑是在黄大傻身上，没有他，或者换一个他，这个戏就只能成为一个平凡的争取婚姻自由的剧本。有了他就使本剧加多了一个层次——人物性格的冲突。他和剧中其他人的思想和价值那么的不同，几乎好象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

　　这个角色尽管重要，田汉却让他迟迟地出场，开场时我们只从魏福生夫妇谈话中得知他是个“癫子”，但莲姑却一直爱他，每晚为他哭泣。中间一段田汉把注意的焦点转移到打虎和打虎的掌故，制造出悬疑的气氛。直至黄大傻极其戏剧化的出场，我们才算正式跟他见面了。从外表看来，他是一个可怜稀稀的瘦弱少年，即使在精神上也没一点刚强之气。他慨叹不幸的遭遇使他失去双亲和财产，却无志于以自己的双手，再创一份家业，他明白姑父蓄意拆散他和莲姑的爱情，却没有勇气和决心反抗。莲姑要嫁人了，他唯一想到要做的，是去替她在轿前打旗子，来表示自己的心意。因此对于自己的境况，他并没有尝试以自己的努力去改善，反之，他只知一味自怜。作为男主角来说，这个人物性格，既不符合刻苦奋发、白手成家的旧式英雄形象，又不符合叛逆性的新英雄形象，而是一个“反英雄”，象《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正如这两个有名的人物一样，黄大傻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的“傻”和“癫”。他之所以被视为“傻”和“癫”，乃是因为他没有接受人类社会各种世俗力量的改变，而保持了纯真的赤子之心。他没有嫌贫爱富的思想，也没有荣辱的观念。他明白姑父要拆散他和莲姑是因为他穷，可是他却不以乞讨、睡戏台底为耻，而竟想到去充一名莲姑花轿前打旗的叫花子，来表示自己对莲姑的爱意。这可以说只有极端傻或极端旷达的人可以做到，黄大傻就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不寻常的人物。他不会、也不能掩饰他对社会价值的漠视，和他自己那种唯情主义的人生观。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的一言一行，在世俗的眼光里，都是既傻且癫的。例如，魏福生要他去学手艺，希望他有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在世俗的眼光里，这非但是件好事，而且是件必要的事。而对他来说，将来如何谋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不能够离开莲姑，宁愿在这里乞食和睡戏台底。这样的一个人怎能说不傻？他不敢上门去找莲姑，因为她的父亲会打他骂他，因此他只得每天晚上走到山上去遥望窗内的灯光，稍慰思念之苦。

　　雨把他打得通身湿透，他还痴痴地望着爱人窗户里的灯光，这不是傻是什么？然而莲姑之所以舍他不下，读者与观众之所以被他感动，正是因为他这种执着的爱情所造成的“傻”与“癫”。

　　然而他也有不傻不癫的时候，象他这样天真自然的人，对事物往往有一种直觉的洞察力。也许因为他的观察力没有被各种利欲与社会成见所障蔽，因而有时特别清晰明澈。魏福生就看出这一点，他说：“不然，你要说他傻吗，他有时候说出话来，一点也不傻。”魏福生把他逼黄大傻离家的动机粉饰为望他学好，但黄大傻当着众人把他的居心一语道穿：“你老人家何尝是怕我不务正业，无非怕我害你家的莲姑娘吧。”无怪魏福生发急地说：“你们听，我早知道他是装傻的。”其实再傻的人，对于谁真心待他好与坏，还是很清楚的。

　　田汉是个“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作家，在他自传性的文字中，有时提及他阅读过的文学作品及谈到自己受过的影响，其中并没有《红楼梦》。然而清末民初的文人，多在少年时代就发现了《红楼梦》，它往往是他们“情”的教育的启蒙读物。有些更熟读《红楼梦》，成为红学专家。与田汉差不多同时的作家中，蔡元培与胡适都出版了关于红学的专著。田汉的好友兼同乡、又是倡导话剧运动同志的欧阳予倩，在三十年代曾将《红楼梦》的片段，编成京戏，而田汉同一时期也改编过《新桃花扇》，后来又改编过《西厢记》，可见他对古典戏曲小说都很熟悉，没有看过《红楼梦》的可能性似乎很小。尽管田汉未必是有意模仿《红楼梦》，黄大傻这个人物和贾宝玉却有相当神似的地方：他的傻和癫就和贾宝玉很相像。在《红楼梦》中不止一次提到宝玉“有天没日，疯疯傻傻”，这个“疯疯傻傻”和黄大傻不是互相呼应吗？然而说宝玉傻，有时他一点也不傻。在第二回中，作者借局外人冷子兴的口评述宝玉道：“说来又奇，如今长了十来岁，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这种说疯不疯，说傻不傻的性格，正是黄大傻和宝玉的相似之处。

　　再说莲姑和黄大傻之间的爱情与家庭关系跟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也很相像：两对都是表兄妹成为青梅竹马的恋人，只是把两家环境对调一下，在《获虎之夜》中寄人篱下的孤儿是男方而不是女方。两对恋人被拆散的原因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钱。在《红楼梦》中尽管贾母如何疼爱林黛玉，她却不能成全他们的姻缘，因为她很明白家道中落的贾家急需靠薛家的钱财来支撑，所以非与薛家联姻不可。为了撮合贾宝玉和薛宝钗，她不惜牲牺自己心受的外孙女来达到目的。同样地，在《获虎之夜》中，魏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要把女儿嫁给富裕的陈家，因此也必须破坏莲姑和黄大傻的结合。最重要的是，这两对恋人，在强大的社会与家庭压力下，都不曾改变他们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

　　在黄大傻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找到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男主角的影子。“五四”的作家中，爱好歌德的很不少，似乎尤以留日的作家为多。他们首先通过日本文坛的介绍认识了这位德国文豪，然后进一步自己读原文的作品。田汉和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二人由于日本学校的规定，都学习过德语，能阅读德文，因而深深地爱上了歌德的作品。经过宗白华的介绍他，们由通信而见面，一同游九州的太宰府。那时他们已经以歌德、席勒相期许，并且计划过翻译歌德的全部著作及组织歌德研究会①。这些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歌德对他们的影响，都是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的②。而且郭沫若于一九二二年翻译了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青年几乎人手一册的读物。田汉读过它，并且受了它的影响，当是毫无疑问的。黄大傻与维特相似之处，特别在二者唯情主义的人生观和陷于悲剧性的爱情不能自拔的情况。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谈到他译此书是由于书中反映的一些歌德的思想，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他说：

　　第一，是他（歌德）的主情主义。他说，“人总是人，不怕就有些徽点子理智，到了热情横溢，冲破人性的界限时，没有什么价值或者全无价值可言”。这种事实，我们大都经历过来，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无须乎证明的事理。侯爵重视维特的理智与才能而忽视其心情时，他说“我这心情才是我唯一的至宝，只有它才是一切的源泉；一切力量的，一切福祐的，一切灾难的”。

　　维特这种以感情驾驭一切的看法，不正和黄大傻为了不离开莲姑，宁愿求乞于乡里是如出一辙的吗？维特所爱的夏绿蒂也是跟别人订了婚的。维特跟黄大傻一样，经过长时期的痛苦煎熬，终于选择了自杀一途。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一书中说：

　　尽管维特有强烈的感情，他的性格却有缺憾。柳无忌曾经说过一句极有见解的话，他说：“虽然维特是青春的化身，他缺少青年应有的活力，因此他不得不顺着内心的愿望而追寻自我毁灭的道路。”③

　　这段评语，加之于黄大傻也同样的准，他们俩人眼看着心爱的人属于别人，既不能忘情，又舍不得不去接近，这种明知洒苦偏要去尝的况味正是相同的。同时他们对于悲剧性的遭遇，没有积极去克服与改变的勇气。在维特来说，夏绿蒂的未婚夫也成了他的朋友，因此他不能横刀夺爱。在黄大傻来说，他相信莲姑的父母为她选择的归宿，比他自己所能奉献的好。所以他衷心地祝福她将来能有美好的生活。如此维特与黄大傻都自陷于绝境，无法超生，只有向死的一途去逃避。

　　田汉自己说过他在留日时期颇注意欧洲文坛上的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他给郭沫若的信中曾详细谈论他在日本阅读过剧本及看过演出的欧洲名剧作家如苏德曼和梅特林克④，前者的伤感主义可从剧中黄大傻的独自看得出来。在《获虎之夜》的人物中，大多是切合现实的，唯独黄大傻这个人物充满浪漫气质，在田汉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不只一次出现一个突出全剧的浪漫而且近乎神秘的角色，除黄大傻外，还有《南归》中的流浪汉和《湖上的悲剧》中的白薇。这些剧中的其他人物，言语与行动都是依照常理，但这个中心角色的身世和遭遇却是异乎寻常，而他（她）的台词往往象抒情诗一样。在这三个同类的角色中，黄大傻要算是最生动最饱满及最具说服力的。

　　梅特林克是象征主义的创始人，《获虎之夜》也可以找到田汉接受了象征主义影响的迹象。剧中的“虎”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我的看法是：“虎”象征着黄大傻，也象征着莲姑和黄大傻二人的幸福。抬枪响后，祖母对莲姑说：

　　“你听。你爹爹跟屠夫爷他们抬虎来了。你出阁的时候又要添一样好陪奁了。你也可以早些到陈家去享福了。你还不赶快到大门口去看看。”　

　　而莲姑一再说到她“怕这只虎”，它是“催我的命的”，及“老虎进来我就要出去了。暗示她们无辜的黄大傻被牺牲，黄大傻一死她自己也不能独存，以及黄大傻被害之日正是她要出嫁之时。

　　对人来说，老虎固然是一种凶恶的野兽但以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在自然环境里，他未尝不是众多品类之一，它和任何一种生物一样有其生存的权利，及在山林里任意游荡的权利。在大自然里它自有其高尚的品质。但象魏福生这样的猎人，或为一己的利益（如请赏），或为个人的虚荣（要虎皮做嫁妆，显出猎户本色），却偏偏要把它捉来关在笼中，供好事者指点、观看，使它失去一切尊严，甚至将它戕害，剥了皮，成为人类欲望的无辜牺牲品。黄大傻也正和老虎一样，本是一个逍遥自在的自然产儿。没有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作祟，他是一个天真可爱的人，他和莲姑也可以活得很快乐。但是以魏福生夫妇——也就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加之于他们的爱情，黄大傻不但不能带给莲姑幸福，而且可能害得她跟他一起去要饭，走向悲惨的结局。因此他们不能不把他逼死，（虽然不是直接杀害），使他跟老虎一样，成为他们欲望的牺牲品。

　　总之，在《获虎之夜》中田汉创造了黄大傻这样一个中国话剧中少见的别具一格的角色，也是他作品中最成功的角色之一。他的纯真、至情至性，他的无视一切人为准则和社会价值的性格跃然纸上。他对莲姑刻骨铭心的爱情尤其动人。由于他不懂人世的机心和钻营，使他显得毫无自卫能力，因而更得到读者和观众的同情。

　　以上我们探讨了田汉在塑造黄大傻这个角色时所受过的一些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很可能是不自觉的，但是象这样一个叫人难忘的角色，应该不纯粹是智性的产物，他必须是扎根在田汉的生活和过去，和田汉个人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的。田汉自己告诉我们：

　　又作中黄大傻的原型是十数年前每到新年在我们邻近唱春的罗大傻，多年不曾还过故乡，恐怕他也早在什么庙的戏台底下死了罢。⑤

　　在他叙述自己早年对戏剧的兴趣时，田汉列举了他幼时接触过的地方戏曲及艺人，可见这些艺人在田汉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从他对罗大傻的下场的慨叹看来，他对他们有深厚的感情，是一种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因此在创作时选取了记忆中的罗大傻，作为黄大傻的原型，通过艺术加工与再创，成为黄大傻这个角色。由于他是根据真实的人物写出来的，所以虽然黄大傻极富浪漫性，却不乏说服力，与全凭想像写出来的就是不同。

　　最后，我要提出来探究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在黄大傻身上找到一点田汉的影子？田汉九岁丧父，家庭靠寡母支持，当然非常清贫，后来靠舅父易象（字梅臣，一作梅园）带他到日本留学，寄居舅家，而且他和表妹易漱瑜也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与黄大傻和莲姑的处境极为相似。至于他和舅舅的关系，可从以下三段引文中看出一点端倪。这篇散文是田汉在日本接获舅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所害的恶耗后写的，文中说明写于一九二一年⑥。今分引如下：

　　我两次谈话中间都有怨三舅不了解我的心境的话，而孜孜焉必欲有以自见，以恢复三舅对我的感情，咳！其实我的三舅对我何尝不了解，感情又何尝有丝毫变更，不过他用心很深，不想援长我的虚荣心，增加我的ｒｏｍａｎｔｉｃ的程度而已。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精神上身体上都有颓废的倾向，赖舅舅之力，挚之东征，既使无后顾之忧，又教以向上之道，在经理处同居两载之间，耳提面命，惟恐其不成才，无以对其可怜可敬之老姊。

　　他平生想把我和漱瑜好生教育出来，做他可敬可怜的老姊的慰安者，和他自己理想的后继者，和中国的好学生，然漱瑜虽好，不肖汉之弱点如山，不堪造就，也恐怕没有如他的意。

　　从以上引文，我们虽不能知道详情，但可以看出田汉与易象的关系。并不是完整愉快的。田汉自己说在长沙师范毕业以后有颓废倾向，易象为了挽救他，带他跟自己的女儿一起到日本去留学，在日时期，亲自负起督促他的责任，似乎对他的“虚荣心”与ｒｏｍａｎｔｉｃ的程度不满，及担心其“不成才”，最后死的时候，田汉之“弱点如山，不堪造就”，仍是田汉认为易象一生不如意的众多事情之一。这样看来，易象会不会认为田汉是女儿的理想配偶呢？他对他俩的婚事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跟《获虎之夜》中的魏福生相同呢？田汉在写黄大傻时有没有将自己的感受溶进去呢？这些是颇耐人寻味的问题，但由于资料的不足，我们起码暂时无法答复。田汉晚期写了《关汉卿》与《谢瑶环》，跳出政治的范围，以纯文学的观点来看，有多少是自传性的呢？也许这些可以作为日后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