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知觉、思维活动是在人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工作、操作中进行的。为了顺利地、成功地完成这些活动，重要的心理前提是具备某些能力。对一个剧作家来说，需要具有对生活的观察力、强烈的感受性、舞台感、戏剧构思能力和戏剧语言表达能力。在杰出的剧作家曹禺身上，这五种能力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程度。那么，曹禺的这种能力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从曹禺成才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曹禺戏剧才能的形成与发展，是由许多因素共同起作用而实现的。除了天赋、素质在他戏剧才能的形成中是重要的自然基础之外，就后天因素而言，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着作用。

　　一、幼年生活经验和戏剧经验

　　曹禺自幼热爱戏剧与他特定的身世及家庭环境密不可分。曹禺的生母生下他第三天。因产褥热而去世。自幼丧母，对曹禺的童年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生母的夭折，是造成曹禺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他常常一个人独坐沉思，有时一个人跑到城墙上倾听军号的低咽。这种深沉的寂寞感和孤独感对他以后的人物创造、内向个性的形成均有明显的影响。曹禺的挚友张骏祥说，曹禺对奶妈感情特深，《北京人》中陈奶妈与文清的感情寄托了曹禺自已对奶妈的深情。曹禺给我一个印象，他好象总要朝什么东西身上靠。

　　幼年曹禺接触戏剧时间很长，从家庭教育来说，继母从小带他看戏，是为了缓解曹禺的寂寞感和孤独感，同时也是出于一种消遣、个人的爱好。因而才三岁的时候，他就在别人怀里观看了京剧名家谭鑫培的演出。从天津到北京，到宣化，入学前的曹禺可以说是戏园里的常客。

　　幼年曹禺的戏剧观摩有两个特点：一是接触戏剧的剧种比较广，有戏曲、话剧（文明戏）；戏曲中有大戏（京、昆），也有小戏、地方戏（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评剧）。第二，许多戏是由一些著名艺术家演出的。如京剧中的谭鑫培、龚云甫、陈德霖、杨小楼、余叔岩、王长林、裘桂仙、刘鸿声；文明戏中的秦哈哈等。这些杰出的艺术家们。他们的唱是那样地有韵味，配合是那样的默契，使幼年曹禺怡然入定、兴趣盎然。

　　幼年的这些戏剧经验，从心理发展来说。对曹禺日后戏剧创作才能的形成有着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五年，曹禺观摩了大量的戏剧，获得丰富多彩的戏剧信息，毫无疑问，这对他的智力朝戏剧形象思维方面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情绪记忆基础，换言之，早在幼年。他已经种下了戏剧的“慧”根。

　　自幼便接纳戏曲艺术的薰陶，使曹禺从小便熟悉民族艺术审美特性，深感“戏原来是这样一个迷人的东西！”并从小就对戏曲运用富有魅力的艺术手段刻划人物的高超本领佩服之极。谭鑫培形神毕肖的武生形象，刘鸿声唱工卓绝的孔明形象；杨小楼扮演的黄天霸，活灵活现；韩世昌演的《夜奔》，悲壮动人……从这些戏曲中，曹禺潜移默化地学到了描写性格的本领。

　　自幼对戏曲的热爱，从一个方面奠定了曹禺日后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基础，并且这种热爱一直持续到他青年、老年。有的学者、评论家认为曹禺的剧作主要是受外国戏剧的影响，这一看法是十分片面的，它恰恰忽略了幼年戏曲薰陶对一个人至关重要的深刻影响。

　　幼年时代大量观摩的文明戏，从另一个方面给曹禺以显著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优秀的文明戏演出，因为多半反映的是当代生活，又是用普通话演出，更加通俗易懂，也使曹禺十分欣赏，直到晚年同笔者交谈时，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看过的《新茶花》、《洪承畴》等剧的演出，对文明戏著名演员秦哈哈等人绝妙的演技是念念不忘。

　　幼年看得最多的文明戏还让曹禺最早地从亲身感受中懂得什么叫观众与演员打成一片，懂得戏剧演出者心目中一定要有观众，并获得最初的舞台感。文明戏中“言论正生这一角色在舞台上发表慷慨激昂、愤世嫉俗的即兴演说……这一番正面的演说完毕，观众就拼命鼓掌。”因为他说出了观众的心里话，与观众的心是相通的。它不仅让曹禺真切感受到文明戏确有一套使观众神魂颠倒的本领，而且深深认识到戏剧演出一定要与观众打成一片。

　　二、校园戏剧的薰陶与启蒙教师的引导

　　戏剧才能的发展与接受前人的戏剧遗产是不可分的。这依赖于掌握戏剧知识、戏剧艺术方法，这就同戏剧教育以及科学的戏剧教育方法有关。

　　不同的剧作家通过不同的途径（或进正规戏剧院校，或入剧团附设的学馆、科班，或搞校园戏剧，或参加群众业余戏剧活动，或家传）获得的戏剧教育，在戏剧才能少年发展阶段起着主导作用。

　　曹禺的学生时代先后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度过，这三个学校，尤其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的校园戏剧搞得卓有成效，对曹禺戏剧才能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将话剧视为“社会教育之利器”。自1909年起，南开中学一直坚持学校演剧活动，1914年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并在校刊《南开双周》上发表学生的习作和改编的戏剧剧本，刊登校内演出的剧评和戏剧通讯。19岁的曹禺曾主演《娜拉》获得成功。《南开双周》立即刊文表彰“此剧意义极深，演员颇能称职，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即曹禺一笔者注）君及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校刊上这种热情中肯的肯定，无疑进一步激励了曹禺对戏剧艺术进行探索的热忱。

　　作为南开新剧团的成员之一，曹禺就是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对戏剧的兴趣，为他的戏剧才能的发展有一个稳定的、不断向高层次迈进的契机，客观上创造了极有利的环境和实践的机会，这样的环境和机会在中国众多的剧作家成长史中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也是曹禺戏剧才能形成、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校园戏剧中教师的指导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话虽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但是，学识渊博、有远见的教师确实对学校演剧人才的发现和培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曹禺在《雷雨》初版序中，最后恭恭敬敬地写上了这么一句话：“末了，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确实，就外因而言，张彭春的指导对曹禺戏剧创作才能的发展起了主导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张彭春就没有曹禺。

　　张彭春严肃认真的艺术精神和博大的艺术胸襟对曹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不但张彭春酷爱的易卜生对曹禺日后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就是他那种采纳百家之长的胸襟，也启发引导曹禺广泛涉猎人类几千年戏剧发展长河中涌现出来的艺术精品，从中汲取取之不尽的创作营养。

　　三、戏剧艺术的全方位实践

　　有人称曹禺为早熟的天才，实际上他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前，就有过八年（1925——1933）的戏剧学徒生活。这就是他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度过的长达八年的全方位的戏剧实践活动。所谓全方位，指他在编剧、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锻炼。这一长期的锻炼使他的戏剧创作能力获得迅猛发展，并达到一个相当高度的水平。

　　从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到1933年《雷雨》诞生，这八年间，曹禺不间断地从事舞台演出实践，先后演出过《织工》、《新村正》、《娜拉》、《国民公敌》、《马百计》《走雪山》、《打棍出箱》、《打渔杀家》（后三个均为京剧）等数十个剧目。这些演出实践对曹禺进步人生观的确立、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艺术构思能力的培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南开和清华，曹禺还导演了不少戏。例如《少奶奶的扇子》、《骨皮》（日本狂言）、《娜拉》、《马百计》、《最前的与最后的》等。这些艺术实践从另一个角度锻炼和展示了曹禺的戏剧才能，并且有力地促进了他对剧本的钻研。为了给低年级同学导演《少奶奶的扇子》，曹禺反复研读这一剧本，揣摩它的精湛的艺术技巧。他不是一目十行地看故事，而是一字一句地精读、细读，渐渐从中领悟了不少编剧技巧的奥秘。细心的读者一加比较，便不难发现这个戏的结构、人物刻划方法对他以后创作的《雷雨》所产生的十分明显的影响。

　　不少人以曹禺为例，说是初学写戏者不必一定先经过独幕剧的训练。可以一开始就写大戏，以为曹禺一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就是从大戏入手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实际上在《雷雨》问世之前，曹禺演过许多独幕剧，如《压迫》、《获虎之夜》、《马百计》、《罪》、《五奎桥》等，而且在进清华之前发表过《太太》、《冬夜》两个改编的独幕剧，进清华后又译过独幕剧《罪》。曹禺后来回忆说这些改译或翻译“很获教益，因为翻译比读和演更能深入地学习它的妙处。”

　　这种最初的戏剧创作和翻译活动，对曹禺戏剧创作才能形成显然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锻炼。正如曹禺自己所说：“无论是参加演出，还是改编剧本，这对我搞剧本创作都是一种锻炼，是有益处的。”如何构思故事，如何描绘舞台背景，如何锤炼语言。在这些改编实践中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练兵或演习。很难想象曹禺能一步登天写出《雷雨》。曹禺的改编、翻译剧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从实践出发。无论是改编或译作都是与演出实践紧密结合，因此避免了书斋剧的种种弊病，这是确保剧本能够很快搬上舞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也应该指出，曹禺在《雷雨》问世之前，戏剧创作能力的锻炼更多地得益于他的表导演实践。他的演出实践剧目，不仅有许多高质量的独幕剧剧本，而且有许多艺术成就杰出的经典作品，这使得曹禺在《雷雨》问世之前，不仅掌握了独幕剧的编副规律，而且对多幕剧创作的技巧也早已烂熟于心，这可以说是曹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创作道路。

　　曹禺曾深有体会地说：“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和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通过实践，不断克服自己的薄弱环节，从而使自己的戏剧才能得到相应的发展。

　　正因为业余演出实践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曹禺在《雷雨》问世后。仍不间断地从事这方面的实践锻炼，从而使自己的戏剧创作才能获得越来越充分的发展。

　　四、对戏剧的勤奋追求、迷恋与远大的艺术抱负

　　要获得戏剧能力较完备的培养，没有主观的勤奋努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曹禺的性格有懒散的一面，但他从事创作时，是极其勤奋的。而他戏剧才能的发展与他在创作上的艰苦劳动是分不开的。在清华，曹禺被同学称为“书呆子”，成天捧着书本，而且买了一本又一本的字典进行研究。为了创作《雷雨》，他写了一遍又一遍，前后五易其稿，草稿本积累起来足足有十几本之厚。抗战时期写《北京人》，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字斟句酌，先后写了十稿。

　　然而，曹禺戏剧才能的发展不光取决于勤奋，还同他对戏剧强烈的兴趣、爱好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对戏剧活动具有强烈而稳定的兴趣和爱好，常常标志着与戏剧活动有关的能力的发展水平。人对于戏剧活动的爱好往往是与从事戏剧活动的能力一起发展起来的。戏剧创作能力与戏剧爱好作为两个心理特征是互相制约的。对戏剧的爱好吸引着曹禺去从事戏剧活动，而戏剧活动反过来又促进戏剧创作能力的发展；而顺利地从事戏剧活动，也就进一步发展了这方面的爱好。

　　如前所述，曹禺对戏剧的爱好、兴趣，首先是在自幼与戏剧频繁的接触中形成，并由于父母的支持而得到发展，继而在学校演剧活动中不断增强与稳定。此外，曹禺对戏剧语言的情有独钟也是促成爱好、兴趣的原因之一。

　　这同曹禺从小重视外语学习有关。他从小就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出唱片，反复谛听。著名莎剧艺术家艾伦·泰瑞这时年事巳高，然而她的念白如此地出神入化，尤其是第五幕服神药假死前的那段独白，表达了极丰富的感情变化，宛如一个十四、五岁少女的声音，那样地活泼悦耳，优美动听，令曹禺如醉如痴，无限神往，进一步领略到莎士比亚语言的无比魅力。因此，曹禺是一位具有对语言欲罢不能的情感的剧作家，这是他兴趣爱好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剧作能够在语言上获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远大的戏剧抱负与踏实、有效的努力相结合，又大大促进了曹禺戏剧才能的提高。

　　无数艺术家的成才之路说明：正是远大的艺术抱负激励了他们发奋努力，在艺术事业上为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曹禺也不例外。他学生时代就立志要做一个著名的戏剧家。在清华读书时，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头对女友郑秀说：“中国的话剧头脑在这里。”“前辈的开拓之功不可抹煞。不过，我想创造更多的地道的大型中国话剧，既经得起演，又经得起读。”抗战时期在江安，他又对郑秀说：“我要写一书架的好剧本。”这些成为他向艺术高峰攀登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远大的抱负实际上是创造性思维的具体目标，它可以激励人有一个明确的专业奋斗方向，指导人的行为，使个人的期望与祖国的文化事业发展目标一致。它可以调动自己的艺术才能，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远大的抱负对于学生时代的曹禺来说，犹如一个超前设置的奋斗目标，它能激发工作热情，增大他的期望值，使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作潜力，保证目标的完成。

　　五、剧场内反馈与剧场外反馈的心理影响

　　剧场内的反馈与剧场外的反馈，又称戏剧的宏观反馈，主要出现在剧作家与观众、剧作家与演员之间。

　　现代心理学“期望理论”指出：人总是期望在达到预期的成绩后能得到适当的合理奖励。有效的物质、精神鼓励可以强化人被激发起来的内部力量，否则会逐渐消退。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剧作演出的成败对于剧作家戏剧才能的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或促退作用。

　　首演的成功，是对剧作家辛勤劳动的最大嘉奖。1935年4月，《雷雨》在国外首演的成功使曹禺欣喜异常，奠定了剧作家从事戏剧创作的巨大信心。

　　剧作问世后舆论的反响与评价的激励因素对剧作家的心理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日出》问世后，新闻媒介高度重视。《大公报》接连用了两个整版对此剧作了介绍、评价。这两个版面的评论，对作者的心理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当时文艺界前辈、知名人士如茅盾、叶圣陶、沈从文、黎烈文、陈荒煤、谢迪克、李广田对《日出》都作了热情的鼓励与高度的评价。对前辈的教益，他异常兴奋，写了《我怎样写〈日出〉》这篇长文。这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他当时极其喜悦、兴奋的心情。在文章中，曹禺这样写道：

　　“读了这些评论文章，使我惊异而感佩的，是每篇文章的公允与诚挚。”“字里行间同样地燃烧着一副体贴的心肠。”这些评论无论是好心的鼓励，还是中肯的批评，都使曹禺感到“无限的兴奋与愉快。”

　　正是在这一无限的兴奋与愉快的心理状态中，作者在1937年上半年很快就写出了第三部大作《原野》。三幕话剧《原野》在一个夏天就完稿，为什么如此顺利？有多方面原因。诸如积累的素材十分丰富，郁结的感受极其厚实，以及好友靳以的勤于督促等等。然而，《日出》问世后前辈的大力肯定，促成作者处于最佳心理状态，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六、友谊、爱情的激励作用

　　在曹禺戏剧才能发展的诸因素中，友谊、爱情的激励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曹禺的创作生涯中，巴金可以说是他的最好的知音。巴金在许多方面对曹禺创作才能的发展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

　　巴金喜欢曹禺的作品，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曹禺的每一个戏几乎都是经过巴金、靳以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

　　从《雷雨》起，巴金就是曹禺剧作最初的读者。最先发现《雷雨》价值的就是巴金。1934年，巴金读完《雷雨》，建议主编立即一次性在《文学季刊》发表，并亲自带病校订，以后又将它列入《曹禺戏剧集》第一集出版。《日出》问世后，在《大公报》专栏评论中，巴金认为《日出》和《阿Ｑ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作出了极高的而又是恰如其分的评价。1940年，当顽固派禁演《蜕变》时，巴金却将剧本出版，并赞扬“这个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对巴金的这种真挚的友情，曹禺多次在文章中表达感激之心。在《雷雨》序中，他特别感谢“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改正。”在《日出》跋中，曹禺写道：“最后，我愿意把这个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我一两位最好的友人，给我无限的鼓励和兄弟般的偏爱。”

　　巴金读到曹禺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家》，欣然肯定，曹禺说“这使我终身不能忘怀。”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代一代培育、提携后进，是有着美好的传统的。巴金与曹禺的真挚友情，是促进曹禺才能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激励因素，也是我国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在曹禺的创作生涯中，除了友谊之外，真挚、炽热的爱情对曹禺戏剧才能的充分发挥和发展，提供了青春活力和不可置疑的推动力量。

　　在曹禺最佳创作时区（1933—1942）这十年中，他前后两位夫人郑秀、方瑞的作用不可忽视。

　　曹禺创作《雷雨》的时候，正是他与郑秀处于热恋的阶段。花前月下两人形影不离，一起散步，一起谈构思，一起相约暑期不回家，在清华大学阅览室赶写《雷雨》。

　　在初版《雷雨》序中，曹禺谈到出版本与发表本有许多小的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即郑秀——笔者注）和我的友人巴金……孝曾，靳以，他们督催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的摸样。”

　　为了表示对郑秀的感谢，曹禺还通过巴金专门印了一册精装本《雷雨》。此书印得十分精致，封面镌刻有曹禺题词“给颖如   家宝”烫金手迹。　

　　在《日出》的构思过程中，郑秀提供了不少的生活素材；在《原野》的写作中，郑秀提供了一部分创作灵感，金子的某些性格就有郑秀的影子。在谈到曹禺早期三部曲创作时，郑秀对笔者说：“曹禺这个人很懒散，我老是催他。如果我后来没有同他分手，他也不会老写不出东西。方瑞对他是百依百顺，什么都顺着他。”平心而论，郑秀的这番话也有她一定的道理。

　　不过，方瑞在另一个意义上给曹禺创作才能的发挥以激励。例如《家》的改编，曹禺是1942年夏天在一个船上写出的。在船上他大约住了三个月，“在这期间，我写完一段落，便把原稿寄给我所爱的朋友。我总要接到一封热情的鼓励我的信，同时也在原稿上稍稍改动一些或添补或删去一些。在厚厚的复信里，还有一叠复写过的《家》的稿子。自从我写《北京人》，我的所有文稿都是经过我所爱的朋友的手，或抄誊过，或略加改动过……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我的朋友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将永远感激她。因为她通过我，总想为人民的事业尽一点力的。”方瑞的鼓励、支持，从另一个方面激发了曹禺创作才能的发挥。

　　婚姻、家庭、爱情，对象曹禺这样一个剧作家戏剧才能的发挥、发展，确实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是无可置辩的客观事实。由于这方面披露的材料甚少，剧作家本人的讳言，对这一方面的作用，目前笔者在许多方面还不可能作更深入、具体的阐明。然而，这方面因素的作用，作者在晚年已经隐隐约约地在昭示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