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禺的众多剧作中，蘩漪无疑是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人物。曹禺曾说：“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的确，她的个性、她的追寻、她的苦闷与挣扎所造成的悲剧，都使人不由为她掏一把同情的泪，甚至“蘩漪”本身就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字。“蘩”是一种野草，俗名白蒿，一般用来垫蚕筐或作蚕山。《诗·召南·采蘩》有“于以采蘩，于止于沼”；《豳风·七月》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漪”指平静的水面上荡起的细小的水波。《文心雕龙·六定势》有：“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曹禺通过这个名字显示出她的出身背景，同时也暗示了她的性格原本是古典的、文弱的。但她的吸引人之处不仅在于她的名字，而且在于“她的形象像雕塑家手下的塑像，最明晰最细致的纹理，都显示着鲜明的性格。而更重要的，是她的复杂的心理，交织着错综矛盾的情感。”在《雷雨》中，蘩漪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她的要求，侍萍来到了周公馆，发生了与周朴园的对话，致使四凤被辞退；由于她跟踪周萍到鲁贵家，插上了插销，使侍萍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乱伦的荒唐场面；最后又是蘩漪，阻止了周萍和四凤的私奔，揭开了周家隐藏了三十年的身世之谜，又酿成了更沉重的悲剧。这个有着最“雷雨的”性格的女人，以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对十八年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抑作大爆发、大抗争，因而也酿成自己一生的悲剧。
研究蘩漪的人，大都依照作者曹禺的说法，认为蘩漪是一个集中了“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人物。她有着“最雷雨的”性格，有她的文弱和“更原始的一点野性。”这种说法在突出蘩漪特殊性格的同时，也导致把她的命运悲剧看作是她个性造成的性格悲剧。也就是说，如果蘩漪不是那么执拗，不是那么歇斯底里，这个家，还有她与周萍的关系，通过某种方式，还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如果她更顺从一点，说不定可以维系住周萍对她的那点感情。事实上，如果联系剧作的时代因系和社会环境，仔细考察剧中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与其说蘩漪是这样一个“最雷雨的”女人，不如说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周家的压抑气氛使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被折磨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妇人。蘩漪的悲剧固然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十八年非人性的酝酿，早就使她在向这条路上走，只不过她自己的突出性格，又使她向前迈了一步，彻底坠落到那无底的深渊。如果我们抛开种种对蘩漪性格进行的归类、定性分析，从文本入手，重新审视这个充满着生命力的女人，我们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她本身就是一曲热力奔放的交响乐，是困境中人性的闪光，同时又是传统伦理与现实的牺牲品，在与命运的冲撞中耗尽了一生的心力。
奥地利戏剧家尤金·奥尼尔曾说：“我们或是力图去抓住自己的理想，或是在斯待中自白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以后，我们才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是悲剧性的人物。”蘩漪的一生何尝不是如此。从她被周朴园明媒正娶地迎进周家的大门时，可以说她就拉开了她一生悲剧的序幕。那时的她还不过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心中闪耀的是对爱情的梦想，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但还没有品尝过婚姻的苦果。从这一点上来说，她是带着美好的期待和无瑕的青春来开始她的婚姻生活的。纵使周朴园对她只有专制和蛮横，但这十几年如一日的无爱的婚姻也并没有激起她强烈的反抗。虽然她心中也有不满和委屈，但毕竟还是“逃不脱，生了冲儿”，因为她毕竟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遵从着三从四德的伦理规范。就这样，她在周朴园十八年专横的压制下，“白白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甚至“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直到周萍向她示爱，勇敢地表白自己，点燃了她心中希望的火焰，最后又因懦弱而抛弃她时，才使她性格中野性、狂热的一面苏醒过来。正如她所说：“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枯死，慢慢地渴死。”这是多么残酷的景况，一个永远没有领略过爱的人是无所谓“失去的痛”的，一个已经放弃了名誉、地位的女人再也没有什么能失去了。笔者认为，蘩漪的悲剧不仅仅是她的雷雨般的性格造成的，而是她的经济地位、心理原因和社会伦理与人性的冲突这些方面的综合因素的影响。
一、经济上的附属地位
探讨蘩漪这一人物的悲剧原因，不能不追究到她在家庭地位上的因素。剧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过蘩漪的家世，但很显然蘩漪不是周朴园明媒正媒的第一任太太，也就是说，她并不是那个逼走侍萍的“大户人家的小姐”。既然周朴园三十年前“结了婚，就搬了家”，那么蘩漪就是周朴园的填房，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从年龄上看，她比周朴园小二十几岁，比周萍只大六、七岁的样子，是典型的老夫少妻。如果她是某个达官贵人或富商的千金小姐，首先她就不太可能做别人的填房，而且年龄相差这么大。从这样的境况来看，蘩漪不可能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女儿，很有可能只是某个小户人家的知书达理的小姐。而她声称的“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信的人，”则表明她的家庭的破落和衰败。而对于女人来说，她从前的家庭状况常常就决定了她在夫家的地位，因此可以想见蘩漪在家庭中的地位。实际上，剧中已经暗示了蘩漪进周家的原因。
周蘩漪：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他从前就引诱过一个良家的姑娘。（第二幕）
周蘩漪：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的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第二幕）
这几句话很有意味，它暗示着蘩漪的身份和进周家的原因。剧中还有一处提到蘩漪与侍萍见面前说的一句话：“都是一样的人。我不过是想见一见，跟她谈谈闲话”，似乎也暗示着蘩漪与侍萍在身份和背景上的某种相关性。从剧中的这些对话可以看出，蘩漪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是很高的，周朴园对蘩漪的语气也常常是没有什么温情的：“你怎么今天下楼来了，完全好了么？”“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喝了它，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蘩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可见，周朴园对待蘩漪的态度是明显的命令式的，不像一个丈夫对待妻子的语气，而是一种家长对待子女的语气，带着专横和独断。联系蘩漪的年龄与周朴园的差距和她娘家经济地位的不济，我们自然就可以知道蘩漪在周家是完全受制于周朴园的。剧中只有一处地方提到繁漪独立地处理有关家庭开支问题，那是叫管家把买书的钱给周冲，这或许也是经过周朴园同意了的。后来周冲想要拿出一部分学费给四凤，对蘩漪说了以后，还得向周朴园请示，请求他的批准。甚至连搬家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是周朴园一个人说了算，她只能通过周冲去了解“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搬房子？”而周冲的回答“您想父亲哪一次做事先告诉过我们？”则更显得蘩漪在周朴园眼里不过是一个像周冲一样的孩子，家里的事都是周朴园事先安排好了的，她的责任不过是顺从罢了。这种由于经济上的附属地位导致的性格和行动上的软弱是必然的。我们设想如果蘩漪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她说话做事自然就理直气壮一些，哪怕她并没有什么头脑，她也尽可以在家庭中享有一份说话的权利，而不只是尽着“服从”的义务。可见，对蘩漪来说，经济上的不独立是导致她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她已受缚于一种可以通讨现实的和神秘的手段来实施强制的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蘩漪在仆人面前似乎是尊贵的周太太，而实质上却是处于周朴园的家长制的统治之下的另一个“侍萍”。
蘩漪自己没想过离开这个家，她始终也没有想过独自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新的生活，她像一只长久关在笼中的鸟儿，已经丧失了单飞的能力。她想让周萍带她走，对她来说，周萍就代表通向外面世界的路，是她的拐杖、她的翅膀、她的依靠。她对周萍说“假若我是你，这周围的人我都会厌恶，我也要离开这个死地方的”，但若让她一个人，象娜拉一样，因为对婚姻、对爱情失望了，自己选择出走，她是没有这个勇气的。十八年的坐享其成，已使她习惯这种物质充足的上等人的生活，而出走则意味着这一切的失去，甚至她可能会被迫像鲁妈一去侍侯别人。从骨子里，蘩漪是个注重等级观念的人，她是不能承受这些的。另外，经济上的附属地位造成她心理上的软弱表现，不把她逼到无路可走，她是不会起而反抗的。鲁迅在《娜拉出走以后》中写到：“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需要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蘩漪不曾掌管过家庭的财政大权，她是“提包里没有准备的”，周萍呢，他也没有，他离开这里是想请父亲给他点实在的事情做，是走是留还是周朴园说了算。如果说娜拉的出走带了一颗觉醒的心，那么，繁漪连一颗觉醒的心也没有，她的愿望不过是从一个附属物的状态到另一个附属物的状态。周萍仍是周家的人，他的工作甚至都要他父亲给予，他是他父亲的附属物，而蘩漪想做周萍的附属物，这不免是个可笑的选择。
在没有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子君勇敢地走出去，迎来的依然是梦想的破灭和死亡；娜拉勇敢地走出去，如鲁迅所说，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蘩漪的反抗则只是哭着跑到楼上去，一次又一次，这种反抗是妥协的反抗。正如张爱玲所说，不过是“一个潇洒而苍凉的手势”。她的出走不过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周萍没有“厚的口胃，铁的手腕，岩似的恒心”，是不可能承担起蘩漪压抑了十八年的感情爆发的，但蘩漪只抓住了这根稻草，这是助她逃离的唯一一根稻草，也是使她窒息的最后一根稻草。诚如有论者所说，蘩漪对周萍的紧逼不舍，“与其说是出于对周萍的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她自己的地位、处境的一种反抗。”蘩漪的疯狂举动来自于对自身处境的背叛，但却是一种软弱的背叛，这种在追求幸福爱情上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勇气看似勇敢无畏，实质上是包含着越来越沉重的对未来的恐惧和绝望，而这种恐惧的根源在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二、心理上的无主体意识
在介绍蘩漪的出场时，我们注意到作者使用的一系列定义式描写：“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她似乎是一个水晶，只能给男人精神的安慰，她的明亮的前额表现出深沉的理解，像只是可以供清谈的”。这样的描写给人的印象是：蘩漪虽然生活在五四运动后的民国，但在性情上，她仍然只是个封建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旧式女人，是柔弱的、无助的，只是一个给人以赏心悦目感的美丽玩物，像小猫小狗一样，驯良地给男人提供安慰，却不是有自身价值的个体。简而言之，她的价值就是茶余饭后给男人的闲暇增添光彩，而这一价值也是由她的所有者——男性来赐与的，而在男性的世界里，是没有她的位置的。她不仅没有想到要去争取平等、自由、民主之类，甚至在她心里，还很介意等级的观念，她认为四凤“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她也不可能说出诸如《伤逝》中的子君所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那一类的话。虽然在心理上，她已有了反抗周朴园专制的意愿，也有了争取自己幸福的朦胧的想法，但这些想法都是飘渺的，没有足够使它实现的土壤。她从十七岁嫁到周家，就过着一种与世隔绝、衣食无优的寄生生活，不担心没钱，但自己也永远没有赚过一分钱。因此，总体上来说，她在心理和性格上并不具有独立性，仍然只是个孩子。她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儿子有多大了，说话的口吻也总是有一种负气的成分。这种心理上的非主体意识使她寻求归属感。她不可能只是她自己所有，她总归是要一个男人来拥有她的。因此她时时要周萍说“我是你的”，哭着要周萍来占有她。虽然“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但这种胆量不过是奔着跑着来要把自己送给自己爱的那个人，一旦周萍不要她了，她就觉得万念俱灰，歇斯底里起来。这不能不说是蘩漪这样一个“雷雨”般的妇女的可悲之处。
与《北京人》中的曾思懿相比，蘩漪无疑是一个柔弱而没有心计的女人。她管不住自己的丈夫，没有自己的私房钱，在下人面前也没有什么威信，连四凤都说“太太也够可怜的。”她不善伪装自己，不知如何在这等级森严的封建家庭中谋求自己的地位和好处。她张扬的行为背后，不过是一颗脆弱的心灵。虽然开场时作者介绍她是一个“果敢阴鸷的女人”，“令人觉得有些可怕”，但纵观全剧。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在四凤面前也不慎泄露自己心事的蘩漪，在鲁贵的要胁下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的蘩漪，在继子周萍面前声音哀怨的受伤的蘩漪，在周朴园淫威之下无助而柔弱的蘩漪。她的果敢阴鸷只表现在她在暴雨中关上窗户，把周萍推向绝境那一瞬间，而她的无助和绝望则使她只能在面对不再爱她的周萍时喊出那一句：“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也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她的斗争是孤独的，也是具有强大破坏性的。《雷雨》整出戏的发展都是由她作主要推动力的，最后她毁灭了这个家，也焚毁了自己的灵魂。
三、伦理道德价值下的背叛与人性的张力
考察蘩漪与周萍之间的几段对话，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即这两个人的对话充满着暗语和禁忌，交流着逼问与逃避的心绪。
周蘩漪：这屋子曾经闹过鬼，你忘了。（第一幕）
周萍：所以我就要走了。不要叫我们见着，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第二幕）
周萍：我想，我很明白地对你表示过。这些日子我没有见你，我想你很明白。（第二幕）
周萍：那么，我是个最糊涂，最不明白的人。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第二幕）
这里所谓“闹鬼”、“最后悔的事情”，即是指他们当初的偷情。但在周家大厅里，他们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讨论这个话题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违背人类伦理纲常的，无法在家庭和社会里容身的，他们已经犯了禁忌。禁忌“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往中，由人类自己建立起来的、借助象征与符号成为社会成员代代相传的、共有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人类就是依据这些常规来对待其本能的、无法摒弃的、作为生物学遗产一部分的动物器官和生理本能的。”诸如“引诱”、“后母”、“情妇”等词都是在周萍与蘩漪之间禁忌的字眼，当蘩漪已经全部抛弃，不顾一切了的时候，也意味着故事的“雷雨”也即将来临。
周蘩漪：（冷笑）那不是她！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引诱过的后母！（第二幕）
周蘩漪：……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是你引诱的我。（第二幕）
周萍：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第二幕）
周萍：引诱！我请你不要用这两个字好不好？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第二幕）
周蘩漪：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第二幕）
我们很难说周萍对四风的爱是真挚的，一个少爷对丫头的喜欢，也许也会像周朴园对侍萍一样，始乱终弃。他自己也承认，他喜欢上了四凤是“有一个女人逼着我，激成我这样的”。他只是为了逃避蘩漪，他“恨这种不自然的关系”，甚至说“我只要离开她，我死都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四凤，周萍可以实现自我道德价值的提升，摆脱伦理和道德的禁忌。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四凤竟是与他同母的兄妹，他的逃避不仅没有帮助他摆脱伦理道德的约束，反而坠人了更为残酷的深渊——即从名义上的乱伦转为了实质上的乱伦。蘩漪和周萍作为两个背叛了各自的道德秩序的人，在周萍企图通过摆脱与蘩漪之间的纠葛实现自己道德价值的提升时，蘩漪却走向了背叛的极端，即冲破禁忌、燃烧自己，这无疑是一种自我毁灭性的冲破。
从人性的角度看待蘩漪的背叛，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众所周知，女性作为两大性别之一，有由这一性别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带来的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命体验和心理矛盾。“性”是“命”的基础。生命现象、精神活动与性本能有直接的联系。“性命”这一词组正好反映出“性”与“命”的阴阳互动关系。性问题多半起因于生命问题；生命问题也多半起因于性问题。研究蘩漪悲剧的问题，不能不关注到这样的现象。即蘩漪在与周朴园的婚姻生活中，她是没有得到满足的。除了年龄的因素以外，剧中还提到周朴园的常年不在家、“念经吃素”、“一向是讨厌女人家的”这样一些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蘩漪的雷雨般的性格、“一点原始的野性”这些都是与十八年的性饥渴有关联的。因此，与其说蘩漪是真的爱周萍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小草”，还不如说她是出于性的饥渴而选择了周萍这样一个唯一可能的成年男性。
回顾一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动机生活的主要组织原则，是需要按照优势的大小与力量的强弱排成等级。给这个结构以生气的主要动力原则，是力量较强的需要一经满足，力量较弱的需要就会出现。生理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会主宰机体，迫使所有能力为它服务，并协调它们，使其服务达到最高效率。相对的满足平息了这种需要，并让下一个更高层次的需要得以出现。”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中，蘩漪在性的需要方面没有得到满足，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下，她冒着生命、名誉的危险与继子周萍做下了乱伦的事。我们不能说蘩漪与周萍之间纯然是性的结合，毕竟蘩漪是一个受过好的教育，聪明美丽的女人，周萍也有他吸引人的一面，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在这种特定情景下生理因素的影响。可以说，蘩漪对周萍的爱是一种心灵之爱和欲望之爱的结合。她无暇去考虑周萍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空形”，没有“厚的口胃，铁的手腕，岩似的恒心”，就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生命、名誉和女人的一切。没有十八年精神和肉体上的饥渴，蘩漪不会作出如此疯狂的举动，这是人性的自然的表现。周朴园比蘩漪年长二十几岁，这种老夫少妻的婚姻本身就是不符合人性的自然规律的。加上周朴园常常不在家，即使在家，以他的专横，也是不可能给予蘩漪什么精神上的慰籍，他“念经吃素”，又“一向是讨厌女人家的”，从而使蘩漪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双重的压抑，这压抑导致的结果就是火山般的爆发。
对于蘩漪来说，当她走进周家大门，这场悲剧便已铸定。其后的起起落落不过是这场悲剧中的一个又一个浪花。可见，蘩漪作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个旧式女人，她的命运对她一生的影响是远远大于她个人的挣扎和抗争的，因此她的悲剧应是命运的悲剧而不是性格的悲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