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省艺术学校花鼓戏科的梁器之、梁熙和等老师提出，学生已进入三年级，需要进行大型剧目的教学与实践，他们初步选定了《谢瑶环》为教学剧目，时又正值北京一剧团上演此戏，因此需要赴京观摩，看看十年浩劫之后，此戏有何改动。当时学校经费短缺，难以成行。后经我与相关同志磋商，除梁器之老师年纪较大，可买硬卧票外，其他人均买坐票，大家欣然同意。观摩归来，大家受到启迪，信心倍增。赴京前布景制作费框算要3000元，此时决定学习北京经验，把硬景改成软片，只需900元左右的制作费即可，由此可见五位老师此次观摩虽然吃了一些苦，但收获是大的。

　　此戏在排练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困难，在此之前，学生学的是小戏，初排这种人物众多，场次也多的大戏，学生一时难以适应，主教老师煞费苦心地组织安排，计划在当年国庆节作为献礼剧目演出。时值酷暑季节，课堂上没有电扇，记得我坐在课堂上看走排时，老师学生均挥汗如雨，使我深受感动，我立即把我办公室的一个小座扇拿来，虽然一个偌大的教室，一个小电扇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大家在休息时，轮流到电扇前面吹一下，在精神上也获得了一些慰藉。

　　此剧进入连排后，最大的问题是服装问题，因为十年浩劫之后，学校原有的一切服装设备早已荡然无存。在社会上，“文革”之后，戏剧服装制作厂全国只有几家，因此派长于公关的黄丽丽老师到上海去求援，当时全国许多剧团都涌向上海添制戏服，所以戏剧服装店十分忙碌，为了早日获得服装，别人都给服装店赠送礼品，而我校清贫，无礼可送，后来全靠黄丽丽三寸不烂之舌，到处说好话，才把大部分服装拿到手，但在彩排前夕，武则天的女式龙袍因工艺复杂赶制不出，到省直几个剧团去借，大都不肯，令人焦急，最后还是由彭志明老师出面，通过私人关系从湘剧院借来一件，这样才解除了“功亏一篑”之遗憾。

　　临到彩排前夕，问题又来了，到哪里去找这样大的剧场呢？先找了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对方同意借用排演厅，但我走上舞台一看，舞台上的一切设备早已荡然无存。舞美科老师看了后，估算装备起来至少要一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数字。后来我到铁道兵干部学院找了一位熟人（部队作家柳炳仁），试探着想借该院礼堂进行彩排，他找有关部门商量后，同意借给不收场租，但该院学员多，要招待一场戏，我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想不到此时，学校领导层中又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志提出现在彩排条件不成熟，第一次演这样大的戏，灯光布景又如此复杂。马上彩排必然要“砸锅”。但我和花鼓戏科主任毛海军及几位主教老师研究后，决定照常彩排。当时我想既然是青少年彩排，即或出一点小问题，领导及有关人员也可谅解。首次登台时，王红演武则天，黄军演谢瑶环，陈士争演袁行健。他们的唱做念打都有一定功夫。开演后，我忐忑不安心情紧张，不料首场彩排演出即一炮打响，省文化局局长周季平等领导看后很高兴，演毕还登台鼓励并与师生合影。有的花鼓戏同行高兴地说：“十分高兴，我们的花鼓戏后继有人了”。

　　在省会出演后，省市领导、新闻界及一些港澳人士都反映强烈。当时正值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后，省政府办公厅决定要我校携《谢瑶环》去部队参加春节慰问活动。此时又遇到了困难，自己没有幕布，要求上级拨款予以购置，未获同意。再加上灯光幕布道具十分复杂，在市内演出，装一次台几乎要三天时间，参加慰问演出—个地方演一场两场，装台问题令人担忧。这一问题向省文化局艺术处反映后，他们认为“这是政治任务，不能改变”。后来由我找杂技团周国喜团长商量，借了一套幕布。至于装拆台问题，决定参加演出的上百名师生详细分工，全体参加来予以解决。到衡阳后，首场演出是1980年1月25日去54014部队礼堂演出，演后部队反响强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时师生情绪高涨，接着连续在部队演出8场。俗话说：“熟能生巧”。我们装台的时间由开始时需10小时，缩减到6至3小时。第二个点是零陵，虽然生活紧张，睡眠不足，师生十分疲劳，但还是胜利完成了任务。此间，部队的热情欢迎也成为我们的动力，比如1月28日到衡阳市郊一高炮部队去演出时，小雨霏霏，但部队官兵千余人在道路两边列队欢迎。这使我们的学生十分感动。每到一个单位，除演好大戏外，我们还组织演唱小组对不能观看演出的炊事班和其他值勤人员进行慰问演出，这使战士们极为感动。部队领导主动向我们介绍飞机性能，并进行高炮发射表演，使师生增加了许多军事知识。部队还组织自卫还击作战中的英模人物为我们作了生动的报告，使师生受到了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总之，由于我们师生的团结协作，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使《谢瑶环》一剧演出成功，既增加了学生的艺术实践机会，又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谁能说，这不是一次“双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