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文化有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也有极其丰富、广袤的内涵，它是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日面具艺术共同的母体，是中日民俗文化的重要遗存。

　　关于傩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周礼》和《礼记》。《周礼·夏官》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礼记·月令》则曰：“季春之月，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傩的形态和功能。方相氏为索室驱疫之主帅，他头戴黄金四目之“熊皮”面具，赤裙黑衣，执戈扬盾，率领12神兽和120名童男童女（振子）进行驱鬼逐疫。周朝时傩祭每年三次，季春之月为“国傩”，天子诸侯共同参加；仲秋之月为“天子之傩”，为周王专有；季冬之月为“大傩”，宫廷民间均行之，故又曰“乡傩”。《论语·乡党》中记曰：“乡人傩，朝服而立阼阶”。这是因为这三个月正是寒暑交替、阴阳失调之时，鬼魅易乘势作祟，瘟疫易于流行。汉代认为季冬大傩有“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之重要意义，故忽略了季春和仲秋两傩，而只施行除夕之夜的“卒岁大傩”。大傩前，朝臣聚集禁中，御林军、五营骑兵待命于宫内外。120名10～12岁的少年（振子），头戴红巾，身着黑衣，手执拨浪鼓。方相氏依前代旧制，戴黄金四目之“熊皮”面具，赤裙黑衣。12大汉身披兽皮，头上插角，化装成12种捕食恶鬼的神兽。待“夜漏上水”，皇帝莅临，一声令下，中黄门高诵咒语，振子们随之敲响拨浪鼓，齐声应和。咒语诵毕，方相氏与12神兽一齐跳疯狂的逐疫舞蹈，向厉鬼瘟疫发起猛烈的攻击。舞毕，全体逐鬼者高声呼噪，围前后殿绕行三周，手持火炬把疫鬼送出正门；门外上千名御林军接过火炬，送出宫阙；最后由上千名五营骑兵把火炬投之于洛水之中。以示“凌天地，绝飞梁，葬疫鬼于九泉之下。”传炬结束后，“百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并在门前设置桃梗、郁垒，悬挂苇茭。至此，排列在前殿陛阶下的官员才依次散去，大傩礼也告结束。傩祭中振子专指傩祭仪轨中逐疫鬼的童男童女，“童巫含阳，故大雩之际，舞童暴巫”（汉王充语）。古人以为厉鬼属阳，赤色，曰“赤疫”，故以同属阳性的童子着赤裙驱之，取以毒攻毒之意。玄衣则为季冬之色，古人以季冬肃杀之气为黑，故季冬傩祭亦尚玄。

　　东汉文人张衡在其《东京赋》中描写了洛阳城内大傩礼的壮观场面：“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振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弓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地，绝飞梁，捎魑魅，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与罔象，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苇索，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师密清，罔有不韪。”张衡的描写表明，东汉的大傩礼中还有以苇帚扫疫气，以桃弓棘矢射疫鬼，以石子投击疫鬼等仪法。另据《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方相帅百隶及童子，以桃弓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之说，驱疫逐鬼活动中还有击土鼓、投赤丸、撒五谷等制鬼方法。郁垒、神荼为神话传说中守“鬼门关”之神，立于大桃树下检查百鬼，一旦发现为害人类之恶鬼，便用芦苇绳索将恶鬼缚住，交给老虎吃掉，故鬼畏之。郁垒、神荼后演变为民间宅第大门上之门神，另外，古人还认为鬼畏荆棘、桃桑、赤小豆、松柏等物。

　　民间傩祭仪轨虽然简单许多，但由内而外驱逐疫鬼的线路不变，打鬼仪式不变，其普及性和热闹程度仅从汉画像石、画像砖中许多的“行傩驱鬼图”中就可见一斑。

　　东晋至南朝时，驱疫者“结党连群，通夜达晓，家至门到，责其送迎”。此时兴傩者挨家挨户上门逐鬼，接受服务的家庭必须为打鬼者提供酒食以示酬谢。可见傩祭的原始宗教意识正逐渐淡化，神圣性严肃性不断削弱，驱疫主体逐渐成为穷人、乞丐之专职，成为他们年关乞食之手段。

　　此时，傩祭形式也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南朝梁武帝崇佛，故民间有“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宗懔《荆楚岁时记》）之举，将佛教之金刚力士引入傩祭之中。

　　唐代玄宗曾梦被恶鬼所缠，幸赖钟馗所救，故命吴道子画钟馗像并赐百官，以逐疫鬼，受此影响，民间亦将钟馗应用于傩祭之中。另外自唐起，民间亦有以傩翁傩母为驱疫诸神之首领者。唐人李绰《秦中岁时记》载：每年除夕日举行傩礼，傩者“皆作鬼神状，二老人名傩翁傩母”。

　　宋代傩祭主要沿用汉代之仪轨，最后由众傩者出宫门“埋祟”告终，此由汉代“传火弃洛水中”之仪演化而成。但宋代尚道，故将道教诸神以及钟馗、神荼、郁垒、灶神、傩翁傩母等取代方相氏及12神兽为驱疫鬼之主角，而扮演者均为戏子的“乐所伶工”了。南宋人吴自牧《梦梁录·除夜》载：“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教。”因此宋代宫廷傩祭呈现出很强的世俗性，包容了“百戏”、歌舞等游艺活动。

　　至于明清，傩祭进一步世俗化，宫廷傩不再，而民间“乡傩”出现了跳灶王和跳钟馗之习俗。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二在详述傩礼的变迁后说：“今吴中以腊月一日行傩，至二十四日止，丐者为之，谓之跳灶王”。顾禄《清嘉录》卷十二亦记：“（十二月）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又记述道：“丐者衣坏甲胃，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十二月）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

　　综上所述，在傩文化的流变史中是经历了一个由宗教向世俗，由仪轨而戏剧的演变过程。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独尊、儒家日盛。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故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由是，官方之傩由盛而衰，由显而隐；而民间之傩也由宗教祭祀演变为世俗娱情的傩舞傩戏了。即使是在原始宗教意味保存较浓的少数民族的傩舞傩戏中，其功能中也还揉合了冲傩还愿、招祥纳吉、去病消灾等世俗因素在内。

　　我们已追述了傩文化自西周至清的演变过程，而民俗学告诉我们：民俗文化的发生是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发生并为其服务的，也因其功能的变化而变化，因其功能的消亡而消亡。民俗文化的产生是由下而上，由民间而宫廷的。那么，在周王朝建立一整套傩祭仪轨并付诸应用之前，傩文化的发生、发展轨迹又是如何呢？

　　我们知道在汉文化的发生过程中有一个与傩文化相关的重要环节，就是经历了从生殖崇拜到祖先崇拜。这正如黑格尔所言：“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4］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祖”、“石祖”、“木祖”，仰韶文化彩陶上的鱼纹、蛙纹，内蒙阴山和广西花江崖画中的蛙形人像，古代祭祀生殖之神的“桑林”，生殖神高禖，苗族祭祀的“央公”、“央婆”，白族崇拜的“阿殃白”等等，均为生殖崇拜存在的有力证明。

　　与此同时，宗族观念和宗法制度却在古人的社会生活中显示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原地区，进入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夏王朝，首先开始了由生殖崇拜向祖先崇拜的全面过渡。而傩文化就是这过渡阶段的产物。

　　翻开屈原的《楚辞·天问》，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夏民族的传说，这些传说表明夏人曾用神话和巫术来维系他们对氏族祖先的崇拜和尊敬。其间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的记载，是说鲧因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而被帝命祝融诛杀于羽郊。而其死后化为黄熊，入于羽渊之事。有趣的是，鲧之子禹亦曾“化为熊”，据《淮南子》载：“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鲧禹父子均“化为熊”，可见夏部落是以“熊”为图腾的。而《左传》亦载：“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禹为“治鸿水”而化为“熊”，鲧死后化为“黄熊”，并“入于羽渊”，熊为何入水，令人生疑。再查《国语·晋语》中却将“化为黄熊”写作“化为黄能”，《左传·昭公七年》亦有“今梦黄能入于寝门”之记载。“黄能”何物？与熊何干？《说文》曰：“能，熊属，足似鹿。熊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熊之为兽，力大而坚韧，故引申出“能力”之义。徐灏注笺：“能，古熊字……假借为贤能之能，后为借义所专，遂以火光之熊为兽名之能，久而昧其本义矣。”《论衡·是应》与《尔雅·释鱼》均认为：“鳖三足曰能，龟三足曰贲”。由此可知鲧与禹所化之“熊”，实为“能”，一种似熊又似鳖的怪异之兽，能入水。以故“东海人祭禹庙，不用熊肉及鳖为膳，斯岂鲧化为二物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能”字，古音亦同“傩”。

　　古人认为人鬼同体、神鬼一源。故《说文》语：“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乐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尸子曰：古者谓死人为归人。”《礼记·祭法》也说：“大凡生于天地间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那么，古人造“鬼”字为何“从人，象鬼头”呢？似乎是有意照顾到“人鬼”两者。其在甲骨文作人戴面具状，取象于人，即巫师头戴面具进入事神弄鬼的状态，在进行驱鬼逐疫的巫术仪式中，成为更怪异可怖之厉鬼，以驱恶鬼。陕西省城固县出土的商代青铜鬼面具，即祭祀中巫师之用物［5］。日本文字学家在研究“鬼”字时也认为：“人仿照其面目戴了面具，以表达死者灵魂之意。古代在举行祭祀祖先之际，要将戴了面具之人当作祖先进行祭祀，所以‘鬼’就是作为祖先和一般死者之意被使用”［6］。而人们通常又把祖先之魂灵视为神灵，故古代常将鬼神浑用，鬼即等于神，神亦即是灵，灵又是魂，魂也就是鬼。《说文》：“魂，神也，从鬼，申声”即为例证。《论语·先进》中：“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是例证。

　　由此可见，傩祭乃是以祖先之“鬼”（神）来驱鬼逐疫，少数民族使用傩翁傩母驱鬼亦是明证。那么，傩祭中祖先神灵之假身为何要称作“方相氏”？为何要“蒙熊皮、黄金四目”呢？段成式《酉阳杂俎·尸穸》对“方相”本义解释如下：“四目曰方相，两目曰。据费长房识李娥药丸，谓之‘方相脑’，则方相或鬼物也，前圣设官象之。”所以方相氏为状鬼之巫官。其头蒙“熊皮”实为头蒙“能皮”，以表现对祖先之崇拜，并有借祖先神灵之力以逐鬼疫的模拟巫术意味；而用黄金在能皮上点出四只眼睛亦为鬼字上半部面具之物化形态。有人说“方相氏身蒙熊皮”，实为误解，其一为何要蒙熊皮？其义不明；其二已经“玄衣朱裳”，如何又要披上熊皮？既然夏王朝之祖鲧与禹均曾“化为能”，“能”为夏之图腾，傩祭之源于夏可以确定。另外，六千年前河姆渡文化刻有神冠假面具的刻划纹大陶盆，五千年前良渚文化刻有神人兽面的玉琮，神人兽面的三叉形玉冠饰、玉牌饰、玉璜等，均告诉我们在原始社会的祭祀中，即有祖先图腾崇拜之假面的应用。那么，周人为何要沿用夏例进行傩祭使用能皮面具呢？原因至少有三，其一周人素来“崇夏尊禹”，常谓“我有夏”（《尚书·君奭》），并祭祀夏王朝的祖先鲧与禹。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周祖后稷曾“服事虞夏”，有此渊源。其二，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周代人心目中最古之人是禹，到孔子时才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7］。所以周人视鲧，禹为华夏远祖。其三，《国语·周语》载曰：“我姬氏出自天鼋”，表明了周族是以“鼋”为其图腾的。“鼋”乃鳖类，与“能”同属，周沿用能皮面具以象征祖先之神灵亦顺理成章。

　　中国傩文化传入日本是在大和时期文武天皇庆云三年，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据日本古籍《续日本纪》载：当时瘟疫流行民心惶惶，天皇也一筹莫展。是时，在驻日汉人的建议和指导下，日本宫廷模仿中国的傩祭，驱鬼逐疫，并形成每年12月的重要年中行事。据《国语总览》载：“大祓、追傩，年末于宫中举行的驱鬼逐疫，以迎新年大祓。在以弓箭驱鬼逐疫的‘追傩’仪式中，由大内的舍人扮鬼，大舍人饰方相氏，另用童子（振子）20人，用桃弓苇箭去驱鬼逐疫。室町时期以降，用弓箭驱鬼逐渐演变为撒豆驱鬼。及至江户时期，又将腊祭改为春祭，在立春前一日举行”［8］。由上可知，其一，日本傩祭源于中国，其仪轨亦源于中国。其二，驱鬼逐疫之“追傩”仪式上所用“振子”、“桃弓苇箭”、“撒豆驱鬼”等均为汉代大傩中之例，汉张衡《东京赋》已载。使用“振子”驱鬼源于中国巫文化中认为“厉鬼属阳，赤色，曰‘赤疫’”。故以同属阳之童巫驱之之信念；使用“桃弓苇箭”驱鬼源于中国巫文化中认为“鬼畏桃”，故以桃棒击鬼、桃剑斩鬼、桃符镇鬼、桃矢射鬼、桃汤泼鬼，沐桃汤、喝桃酒以辟邪驱鬼；中国巫文化中还有神荼、郁垒曾在度朔山大桃树下用芦苇绳索捆缚恶鬼，后黄帝仿照此举，创设了“悬苇索以御凶魅”等系列法术。故苇索、苇杖、苇矛、苇矢，以至于苇火、苇烟均成辟邪驱鬼之法宝；“撒豆驱鬼”源于中国巫文化中“赤小豆禳疫法”，汉代大傩礼上有投“赤丸”之仪，此赤丸即赤小豆。《乐府杂录》记载唐傩仪时亦云：“……口呼‘各凶神名，振子豆百，小儿为之’”，撒豆驱鬼逐疫由此可见一斑。傩豆使用形式有吞服、投撒和兼而用之三类。葛洪在《肘后方》中说：吞服在水井中泡过的赤小豆即可辟疫，“正月七日，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男吞七枚，女吞二七枚，竟年无病。”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亦说：“冬至日，量日影，作赤豆粥以禳疫。”杜工瞻注说：“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小豆。”连被誉为“药王”的唐医学家孙思邈对此亦坚信不移，在其药书《千金方·辟温》中列举了吞赤豆以辟疫之药方数则。

　　日本宫廷的大傩仪式自镰仓时期始日渐衰亡（此时正值中国宋朝，宫廷傩亦日渐衰亡，傩祭渐为民间专有，其宗教性日淡，而娱情、自娱日强，演变出傩戏傩舞，成为一种民间游艺，并对戏曲的产生与发展予以重要影响）。其一部分与民间游艺的散乐一起，升华为古典戏剧艺术的“能”；另一部分继续保留于民间的年中行事之中，成为腊月中神社和家庭撒豆驱鬼之傩俗。周作人在其散文《撒豆》中记载其留学日本时所见曰：“追傩在昔时已有，但是撒豆大概是镰仓时代以后的事吧……村濑栲亭著《艺苑日涉·民间岁节》云：‘立春前一日谓之节分。至夕家家燃灯如除夜，炒黄豆供神佛祖先，向岁德方位撒豆以迎福，又背岁德方位撒豆以逐鬼，谓之傩豆。老幼男女啖豆如岁数，加以一，谓之年豆。街上有驱疫者，儿女以纸包裹年豆及钱一文与之，则唱祝寿驱邪之词去，谓之疫除。’……”［9］此外日本民俗上巳节（雏祭，又名女儿节）喝桃花酒，一月十五日食小豆粥均与辟邪有关。日本民间故事中人小本事大，鬼怪惧之的桃太郎、豆太郎无疑也受“鬼畏桃、豆”之中国巫文化影响。其三，由于傩祭的世俗化，傩戏傩舞的施行亦由原来的腊祭改为春祭，始于正月初一，终于十五。清同治《广昌县志》：“新春，人家设春台酒，切生卷春饼。少年子弟沿门扮春戏，或朱裳鬼面以为傩。”又《都昌县志》：“上元……夜分，合族丁壮鸣锣击鼓放爆，挨家循行，谓之逐疫；亦古傩遗意。”清道光《萍乡县志》：“立春先日，乡人抬傩，集于城，俟官迎春后即驱疫于衙署中及各民户。”日本大概也在这时（江户时代）将“腊祭改为春祭，在立春前一日举行。”

　　傩文化在中日两国的演变都经历了由以宫廷为主导的傩祭到非宫廷主导的戏剧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两者在发展过程和戏剧艺术形式上却有所不同，特别是这两者在戏剧艺术形式上的不同，构成了今日中国民间的傩戏和日本古典艺术之代表的能乐两者不同的艺术特质和审美韵味。

　　中国宫廷的傩祭源于西周（约公元前10世纪），终于两宋（约13世纪），延续约二千余年。日本宫廷的傩祭源于文武天皇（706年），终于后醍醐天皇（约1335年），延续了约六百余年。

　　傩是中国戏剧的早期原型之一，虽然傩祭的初衷并非为了演戏，而是为了通神辟邪。但正如亚·泰纳谢在《文化与宗教》中指出的那样“神话剧就是从纪念图腾的礼仪中演变出来的。献祭是这种神话剧的高潮，剧中人带着假面具，装扮成神圣的植物或动物，来进行献祭活动，并象征性地表演出祖先的经历和图腾真实的形象的生活。”另外《尚书·舜典》中所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就是归附舜之各部落首领头载部落图腾之面具而随之起舞，以示服从。文中“龙”、“夔”、“朱虎”、“熊罴”应为各部落之图腾。

　　原始傩祭中的歌舞表演，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路后，逐渐由民间进入宫廷，混杂着原始宗教性的戏剧与舞蹈开始萌芽。在“百戏杂陈”的汉代，包括载假面的傩舞在内的古代乐舞和杂技表演进入宫廷，东汉文人张衡在其《西京赋》中详细记载了这些总称为“百戏”的演出盛况，其中重点提及“鱼龙曼延”、“总会仙倡”、“东海黄公”等。据专家考证，这些舞蹈均由演员头戴鱼、龙、豹、罴、虎等兽形面具表演，表演内容多表现图腾巫术，具有一定的戏剧意味。周贻白先生因此认为：“中国戏剧的起源，便是孕育在古代的‘百戏’中”［10］。常任侠先生更明确地指出：“‘角角氐’与‘大傩’，便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两种原始戏剧”，“拟兽的装饰，而作威赫的战斗，即是中国戏剧里假面化装的开始”［11］。此外，朱熹在注《论语·乡党》谈及“乡人傩“时亦评曰：”傩虽古礼，而近于戏。”清董康在《曲海总目提要序》中讲得更明白：“戏曲肇自古之乡傩。”杨静斋《都门纪略》亦言及“盖涂面狂歌，虽非演戏，而戏即肇端于傩与歌斯二者。”

　　傩文化一方面通过“百戏”等民间艺术形式间接影响了中国的戏剧艺术，另一方面从其自身的发展中亦产生出民间艺能的傩舞傩戏，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戏剧艺术。北宋年间，当中国戏剧尚处于“百戏”阶段时，来自民间的傩戏《目连救母》已能连演数日不休。其在具备戏剧的基本因素同时，又具有祈福禳灾、驱疫辟邪的傩祭内涵。

　　“能”是日本古典戏剧艺术的代表，其源头有二，均源自中国。其一是傩文化，其二是“散乐”。散乐即百戏，《旧唐书·音乐志》曰：“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如是杂变，总称百戏。”

　　“能”字查角川《新字源》“能”字条曰：“能、肉部, 音读一为のぅ（nuó、吴音)、どぅ（duò、汉音），音读二为だぃ（dài、汉音）。释文：象形。本义为翘起尾巴，张开大口扑来的野兽之形。意思为兽之名，熊的一种……”［12］。我们知道，自汉字传入日本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汉语传入日本。由于汉语传入的时代不同，途径不同，日语中的汉语发音也有区别。其在音读上就有吴音、汉音和唐音三种。吴音是最早（公元六世纪中期以前）进入日本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中国语音，这种读音在日语佛教方面的词汇中较多；汉音是在奈良至平安初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北方语音，在现代日语中最常见：唐音的传入更晚，已是镰仓至江户时传入的中国宋、元、明、清之语音。再查段注《说文解字》“能”字条曰“能、熊属，足似鹿。从肉台声。”读音一为“néng”，一为“’(tái)”。这样，我们就知道日语中“能”字读“のぅ”来自于古代江浙一带的方言读音，读“だぃ”则是古代北方的读音。

　　关于“能”的源起，《日本文学史事典》载曰：“奈良时期（八世纪），大众艺能‘散乐’由中国传入，在平安时期（九世纪～十二世纪）与日本民间即兴艺能融合为‘猿乐’与‘田乐’两大支，并于室町时期（十四世纪～十七世纪）由观阿弥（本名结崎清次）、世阿弥（元清）父子集其大成，创造出后世称为‘能’的古典戏剧，并形成观世流”［13］。那么，为何后人要冠其名为“能”呢？这主要应从其本质上去探索。而“能乐的本质就是‘鬼’的艺能。……日本的‘能’与中国、朝鲜的傩戏一样，也是以追鬼和慰抚亡魂为中心思想的艺能”［14］。其一，在“能”的母体“猿乐”、以及中国的散乐中本身就融合了祈福禳灾、驱疫辟邪的傩祭仪轨于其中；其二，“能”的基本特征即为再现亡灵，表现了祖先崇拜等寓意，这亦是傩的重要特征。其三，“能”是假面戏剧艺术，其假面肇自傩祭，而傩祭中假面的肇始应为《周礼》所载：“方相氏掌蒙能皮、黄金四目……”。禹的部落图腾为“能”，一种似熊鹿足或似鳖三足的怪兽。周以其为祖，“三代祀之”。故在傩祭中让方相氏戴能皮假面，以借祖先之力驱鬼逐疫。另《后汉书》中亦记载：汉代宫廷傩祭时，命“百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该“木面兽”固然是兽形面具，但它是何种兽呢？后指明为“能”，这就是说汉代傩祭中以为“傩人师”蹬面具就是“能面”。日本后称之为“能”，肇自此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