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傩面具的渊源、发展
说到傩面具，必须先说傩。傩——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源于古代宫廷和民间的宗教祭祀活动。秦汉之际随军传入西南地区，与当地文化相融合而成。傩祭祀活动时，主事者称师公，头戴师公帽（像佛教中的禅师帽，状如莲花，或用花布拼接成帽），身着红色长袍（类似佛教的僧衣），外套绣以鸟兽、龙神、花卉、日月的长坎肩。师公在进行祭祀或请神活动时，不仅吟唱介绍颂扬神的唱词，且跳跃起舞，甚至鱼跃翻滚，故又称之为“跳师”。除春秋祭祀外，傩已成为民间的主要宗教活动，如丧葬、治病等。请神时，要将神的功绩、来历说唱一番，配以简单的音乐伴奏、舞蹈。随着社会的发展，傩的功能逐渐从颂神到娱神。最初的傩祭活动往往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为了娱乐观者，在祭祀活动间隙，师公们又根据已知神的故事编演了一些，有简单故事情节的唱段。于是产生了傩戏。由于傩戏源自这种宗教祭祀活动，因此其剧目多为神的故事，像莫一大王、瑶王、三界等，而傩中的神在西南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的个数和种类，基本上分为“三十六神”和“十二神”，其中一些是共有的，如三光（日、月、星合为一种）、灶神、雷王、雷公、土地等。
最早见于文字记述的傩面具是在《后汉书·仪礼志》中，描述作“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黄金四目”就是早期傩面具所表现出的神态，具有狰狞化的特征。至宋代，面具已成为贯穿整个傩戏活动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诗人范成大在所著中曾说道“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几工巧，一枚或值万钱”，陆游也曾提到过傩面具，“下桂府进面具”，“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乃大惊”。由此可见，当时西南地区的傩面具工艺已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不仅是傩祭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道具，而且在当时已成为供品和艺术珍品。
二、傩面具的进化——地戏
明代时，由于统治者为了巩固西南边疆，派军旅囤兵于贵州安顺。军旅及家属的囤驻将中原人文、戏剧文化带入，与当地盛行的傩戏相融合，产生了新的傩戏艺术形式——地戏（又称军傩或跳神）。它是傩戏的一个分支，更是傩戏的一种进化。它继承了傩戏文化的精髓，又引入了中原多种艺术形式，对傩戏的表现内容、演唱方式，特别是面具的种类、造型、色彩等都作了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具欣赏价值和生命力。
在表现内容上，地戏将中原文化中的历史人物大量引入，曲目上由颂神转为颂人，由“三十六神”改为“三国”、“说唐”、“说岳”中的人物。唱词从简单的颂神、唱神转化成分段分场有故事情节的固定唱词，唱腔上更接近于中原的地方戏曲。在种类上，地戏面具根据曲目的需要增加了许多新的品种，产生了更细的分类，基本分为神、武将、文官、道士、丑角等。在造型上，地戏面具作了一定的改进，特别是重视头盔和耳翅。傩戏面具中，人物无耳翅，头盔也很少出现，通常以双角、单角来装饰头部。而地戏的头盔不仅造型完善而且做工精巧，通常采用浮雕、透雕相结合的手法，以龙神、朱雀（凤）、花卉、鸟兽等组成头盔主体，再饰以云纹、吉祥字符而成，极具装饰美感。面部形态保留了傩面具巨眼外凸、血盆大口、獠牙上翻等狰狞性的特征，并增加了其他部位的装饰，像在外凸的颧骨上刻以龙形或弧线，在嘴角、额头、鼻翼处刻以纵线或弧线，这些装饰线同时也被用来刻画人物性格的差异。雕刻技法及塑形特征上可以看出中原佛教文化的烙印。在色彩上，地戏面具借鉴了中原地方戏剧脸谱用色的大胆、夸张，以及明显的象征性。例如:白象征奸诈，红象征忠义，而蓝代表勇猛。从而改变了傩面具色彩简单形式单一的缺陷。地戏面具中的张飞与陕西秦腔张飞脸谱在用色和装饰纹样的使用上极其相似，都采用了黑色为主，配以红白色装饰纹，豹头环眼。但由于地戏面具是三维的、立体的，面具巨目外突，双眉似剑，血口外翻，近观令人震撼，似有死不瞑目之感。可以说，地戏面具是傩面具与脸谱的完美结合，它取两者之长，更具美学价值和收藏性;也是民族融合的象征和结晶。
三、傩面具、地戏面具的现状
在当今社会，傩面具和地戏面具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人们的喜爱。正是基于这种需求，傩面具、地戏面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贵州安顺，傩面具、地戏面具已成为主要旅游纪念品并形成了大规模生产。出现了木料工厂粗成形，面具作坊细加工，旅游商店销售一条龙。傩面具和地戏面具的种类、造型及工艺有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大小各异、外形新颖的品种，其中最大的可达1.5米见方，由雕刻精细的双龙组成面具的眉毛，由四只下山的猛虎组成面具的额头和脸颊，由花卉鸟兽组成面具的其他部分，而面具头顶的双角则由两只形态各异的凤鸟组成，整个面具造型饱满，构思奇特，颇有现代设计感。而最小的仅15毫米左右，五官齐全，雕功同样精细。造型上为了突出傩面具的原始性，雕刻艺人加大并锐化眼部，极大夸张了大口长牙，增强其狰狞美。雕功上力求简洁并用鞋油将原色木雕加工成古朴的黑红色。而地戏面具的制作者则吸取了西洋雕刻的一些手法，并将现代构图观念运用其中，使地戏面具更具现代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