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西安，排行第四，以戏为业。

　　你问我何以与戏结成生死缘，曰：爱。

　　我对戏的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娘肚子带来的，是家乡、家庭和家乡戏培养出来的。因而，我不相信观众不能培养之说。

　　我的家乡常唱野台子戏。庙会唱戏，骡马大会唱戏，有钱人家为老人做寿、做周年唱戏，打官司打输了罚唱一台戏等。每逢唱戏时，青年们便打着呼哨成群结伙跑十里八里路去看戏。鲁迅先生的乡亲坐乌篷或白篷船看戏，沈从文先生的乡亲坐长脚凳看戏，而我的乡党们却是在台下站着看戏，肩并肩，胸贴背，汗气混合着烟草气，但看戏的兴致始终不减。有钱人家看戏，是坐马车去，婆婆姥姥大姑娘小媳妇们是乘客，我因年纪小，就只能做她们的保护对象。看戏时马车只能停在人圈以外，远远地看，眼里红、绿、黑的人影游动，耳里锣鼓咚咚呛呛，唱、念都听不到。这戏我只能看一会儿，然后眼皮就互相拥抱，台上的人影和锣鼓便都隐隐约约，恍恍惚惚。我接触戏，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的乡党们不但爱看戏，也爱唱，常可看到带草帽、荷锄头、提水罐的农夫，颇为卖力地唱：“为王的打坐在金銮宝殿”的图景。

　　我的家庭“迷”戏。父亲能把许多戏中的故事、人物、矛盾和结局讲得一清二楚；哪朝哪代，某皇帝某皇后，某宰相某大臣都毫不含糊。他不识字，却懂这么多历史知识，差不多可以考入历史专业了。我的哥哥们爱赞叹演员和表演，常说：“哉娃子，有这样的把式！”他们一兴奋就唱：“为王的”，嗓子还挺柔和圆润有韵味。我母亲也爱戏，1940年左右她还出资和一木偶艺人合办木偶剧团。

　　乡党和家人的熏陶，我也受了感染。看戏后就好模仿演出，也要弄个手帕往嘴上一围当髯口，拣根棍子当马鞭，在院子胡奔乱跑，常常一不小心踩翻了脸盆子，打湿了两脚鞋袜，这也许意味着下了海吧。

　　1925年军阀混战，河南军阀刘振华包围西安城整整一年。我的家中一半人也困在城里了，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时每天打仗，城里人没有粮食吃，饿死一些人。但各剧社的演出却未停止，每天唱戏。我每天都等快散场剧场开门放人时，涌进去看白戏。当时我七、八岁，那些带彩的武打，一方甩出一把菜刀，就砍进对方脸上，且流血，我既很纳闷又觉得神奇。

　　慢慢的我懂得了刘备《哭灵牌》《伐东吴》、《薛仁贵征东》。十五岁时进城读书，就常到戏园子看戏，买的是站票，容易磨蹭到后台去窥视。《彩楼配》、《二度梅》、《游龟山》、《白蛇传》、《出汤邑》、《炮烙柱》等等，我都能看懂，看戏成瘾了。因我上学读书，看戏受限制。有一次母亲不让我去看戏，恰好出了一场麻疹，重病了一场，吓坏了我母亲。以后不但不阻拦我看戏，还和我一起去看。这么一来，提高了我看戏的规格，站票变坐票了。

　　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情绪高涨，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了学校演剧活动，第一次即排演田汉的大型话剧《卢沟桥》，也第一次正式在台上演戏。

　　然而，我的思想在变化，我想拿枪杆子上前线，搞武化去，这也许是“投笔从戎”的影响。因而，便进入延安抗大学军事。

　　1941年我进入晋绥边区抗战学院，搞武化未成又搞文化，进入了文化队，从此，开始了粉墨生涯。这一年我演了话剧《陈平山回家》，快板剧《选村长》。队主任施林杉作演出小结，说我比排戏时多了许多小动作，但未说不正确。后来又演了歌剧《保卫秋收》。

　　1942年初，我被调到晋绥边区三分区文艺工作团，后改为湫水剧社，这是个主要唱山西中路梆子的剧社。领导虽非专业人员，却也学了几出戏。打鼓胡老艺人，会很多戏，能表演，是教戏老师。名须生鞭子红，亦唱亦教。张小兔老艺人，会戏也多，也教戏。后来又来了名花旦青年女演员夜明珠，还有从民间戏曲团体来的武旦、花脸演员，一批农村来的青年也学了些戏，我也二十来岁，只能算做新文艺。把我们编成一个组，叫干部组。的确，别说唱山西梆子，看都没有多看过。工作插不上手，组内有的同志无聊了就抱个挎包跳交谊舞。

　　我看了听了几次山西梆子，慢慢喜欢她了，就找领导请战，要求学戏、演戏。可回答我的是支支吾吾，不置可否，看来不相信我能唱戏。本来嘛，老陕唱的那路山西梆子！但我下了决心，泡了。终于有了好消息，说给我分配了学的角色。我当然喜出望外，但一具体交任务，我都凉了半截，半天做不得声。原来给我的是《翠屏山》中潘巧云的老爹潘老公，是丑角，属老丑，挂白吊单，崇公道那类形象。是老朽跟女婿女儿吃闲饭，连一句唱词都没有。那四句上场诗也吓人：“人老血气衰，尿尿尿湿鞋，迎风眼落泪，放屁屙出来。”这能叫角色吗？笑话，唱小丑，前世都没有想过！然而“角色无大小，行当无贵贱”。“唐明皇不是唱小丑！”塞住了我的嘴，何况我要让人家看看我能演戏，咬咬牙，干！我设计了形体动作、台步、拐棍动作，设计了他上场以及上场后和别的人物的交流，四句歪诗也念得嘣儿脆。一演出全变了，周围变成赞许、羡慕的眼光。我一头闯入了戏曲的大门。

　　此后，我便正式开始学戏。因我嗓子好，决定我唱小生、武小生，而且团长教我“秋胡生”唱腔。“秋胡生”是否这几个字，我不知道，只知他是名演员，一个流派小生。他的唱腔高亢，常在G调高八度中回荡；柔和，真假嗓音界线高度柔和，感情细腻感人；《重台别》中梅良玉向陈杏元临别诉说一段唱，摧人泪下。

　　让我学的第一个戏，是《斩黄袍》，我演高怀德，高怀德是武生应工，挂须。这角色勇武气盛，听说赵匡胤酒醉斩了郑子明，一肚子怒火，挂剑来找赵匡胤算账，直至杀了韩龙，贬了苗先生，封了桃三春才罢。表演上形体动作、舞蹈动作、身段造型比较多，要一定腰腿功夫，鞭子红老艺人一招一式教我。经过苦练，我终于正式演出了，但演出时差点出了洋相。我本来演戏松弛，谁知靠一扎胸发闷，头盔一紧，头发昏，紧张了起来。山西梆子的大锣大钹，响得有点吵人，但我一出场却连锣鼓声也听不见了。幸而胡老艺人跟着我的动作演奏，才完了场。这给我一些体会，平时必须作各种锻炼，包括练扎靠。

　　不过，《斩黄袍》的演出，证明了我的唱、做、念、打的适应能力。戏曲伸开双臂拥抱了我，剧团上下信服了我。

　　此后的1942到1948年一段，是我沉醉于戏曲艺术的最甜蜜的时期。我先后演出四五十出戏，我演出《回荆州》、《长坂坡》、《连营寨》、《黄鹤楼》的赵云（黄剧也演周瑜），《反徐州》中的花云，《东平府》中的史进，《莱芜县》中的燕青，《闯王进京》中的李岩，《三打祝家庄》中的石秀、乐和，等等。我把秦腔《血泪仇》改配了郿鄠曲调，我演王仁厚，也演王东才。还演了郿鄠剧《十二把镰刀》。《血泪仇》演出效果很好，如给俘虏兵演出。剧场总有些人嚎啕大哭。

　　这段时间我不断练功练唱，一般刀枪把子均会，锣鼓经也念会了不少。这使我成了吕梁剧社一队的主要演员兼副队长（1946年湫水剧社和八分区大众剧社合并，改为吕梁军区吕梁剧社）。

　　1946年夏，齐燕铭过晋绥，给我们排了《逼上梁山》，我演林冲。又与名花旦夜明珠合演了《双锁山》，我演高宗保。

　　我演戏似乎在群众中也有了点影响，常被人称赞，但我知道，这只不过是“山中无老虎”而已。

　　我演戏也出过纰漏。1944年在临县县城演出《失街亭》，我演关平，戏不多，下了场取掉髯口去闲谈，一声喊上场，拿起枪就上场。这是个过场戏，关平跟上兵卒过场，如果跑过去就没有事了，谁知鬼导演排戏时一定要让关平还单独亮个相下场。这一亮相台下轰的一声开了锅，我才知忘了戴髯口，闹得我半天心里不舒服。这以后，凡挂髯口的戏，下了场我也不把髯口拿下来了。

　　我说我爱戏，爱在哪里呢？我爱《长坂坡》赵云的气势，七进七出的痛快淋漓。我爱《连营寨》赵云上场、下场与左冲右突的光彩，那气势可以压倒泰山。我爱《血泪仇》强大的激发力量，可以把一个人从软弱变为坚强。我爱《逼上梁山》林冲终于反抗，他那仰天长啸，一吐闷气，使人顿觉无限痛快。那时对林冲发配苍州后服装的处理，白袍上挂一小卒的红背心，至今印象仍深。自然，我爱戏曲的唱、做、念、打，歌舞剧结合，爱它的美。

　　1948年上级决定撤销晋中文工团一队，保留二队（二队是搞话剧的）。顺便交待一声：这年夏天晋中战役后，成立了晋中区党委，吕梁剧社拨给晋中区党委，改为晋中文工团，一队的同志均就地消化另行分配了工作。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是浪费了一百多个有戏曲实践经验的干部，如用他们搞戏曲改革，或许能做出不少成绩的。

　　我和少数同志被留在团里，搞创作组。我写的剧本也排练了，但我心情不舒畅，产生了与戏剧离异的念头。正好号召南下，我报名被批准，向晋中文工团招了手，拜拜了。谁知命运不济，到了武汉，湖南省委又让我组织剧团，就有了后来的省委湘江文工团。我也终于与戏剧没有离异，却和舞台生活告别了。

　　五十年代，我开始戴乌纱帽，作文化官了。不过与戏剧前情未了，写了一百多篇戏剧与文学评论，但左撇子太多，如今已不值一顾了。

　　大跃进时，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姓“左”的，得罪了别人。于是大会小会背靠背批判，报刊写文章点名批判，说我是“修正主义”。连当时的省委文教书记，也讲我“方向不对嘛”。从此，让我去柳宗元写永州八记的地方体验生活，让我到马田煤矿挖煤去保粮保钢。1961年中宣部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周总理讲了话，批评了“左”的错误，才匆忙为我平了反。

　　如今两鬓如霜，仍与戏剧厮守，看来怕是相依为命，“白头到老”了。

　　回首当年，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