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时代

　　我的哥哥田汉，字寿昌，湖南省长沙县花果园（现在的果园公社）田家塅人。我母亲生了三个儿子。田汉排行第一，我第二。但是加上两个堂兄弟，我们就有五兄弟。在兄弟五人里，田汉也是老大，我就排到第三了。所以后来文化，戏剧界的朋友们都称呼田汉为田老大，叫我为田三。

　　在旧社会，我们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田汉却有机会上学读书，而且到日本留过学。这原因，还得从我母亲谈起。

　　我母亲易克勤，共有姊妹兄弟四人。她是大姐，在娘家时，人称大姑娘。外祖父易道生在地主家当长工，外祖母也在地主家当奶妈。家里留下我母亲四姊弟，全靠我母亲一个人撑持。母亲很能干，把弟妹们的生活料理得有条有理。

　　外祖父虽然很穷，但是他宁肯让全家人省吃俭用，也要供他的儿子易象读书。三舅易象，字梅臣，人既聪明，读书又用功。我母亲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姊弟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易象后来中过举，同林伯渠、程潜等人一起在岳麓书院读过书，并且参加了辛亥革命。外祖父供易象读书取得成就的事实，给我母亲后来培养田汉树立了榜样。

　　我母亲出嫁到田家后，仍然很穷苦。父亲在外当厨师，三十几岁就患肺病去世了。那时田汉只有十岁，我更小。我父亲有兄弟六人，由于生活困难，伯伯叔叔们闹着分家。我母亲只分得一张破旧的柜子。真是穷得家徒四壁啊！但是，母亲却立下了宏愿：不改嫁，要艰苦奋斗，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

　　当时，外祖母对我母亲说：

　　“你还只有三十几岁，以后的日子还长得很，不改嫁，拖着三个崽何时得了？”

　　我祖母也劝母亲改嫁。但是母亲执意不肯。她说，不能送三个儿子都上学，至少要让一个读书。她要走外祖父培养三舅易象的道路。于是把我寄养在叔父家，把五弟田沅寄养在外祖母家，打算让田汉上学。后来三舅易象回家探亲，母亲同他商量田汉读书的问题，易象答应解决学费。

　　开始，田汉在乡下一个塾师家里读书。他听说附近的庙里住着一个王道人，藏书很多，就去找王道人借《绿野仙踪》这部书。王道人怕他把书弄丢了，不大想借给他。他说了许多好话，下了许多保证，勉强把书借到手，王道人还有些放心不下。不料只过两天，田汉就把书还给了王道人。

　　“你都看完了吗？”王道人惊奇地问道。

　　“都看完啦！”

　　王道人连连摇头，他不相信一个十岁的孩子能够在两天内读完一部大书。他说：

　　“我考一考你，好吗？”

　　“你考吧！”

　　王道人向田汉提了许多问题，把那部书的内容从头到尾都问遍了。田汉不仅对答如流，而且还根据自己的体会作了发挥和解释。王道人心服了，他非常赏识田汉，从此以后，把自己的藏书主动拿出来给田汉读。

　　三舅易象在学习上给了田汉以很大的帮助。田汉以前没有认真练习写字。有一次，易象回家，带了一本字帖给他，叫他练字，而且要求十分严格。田汉日夜苦练，书法进步很快。田汉写信给易象，易象把他的信加以精批细改，寄还给他，算是复信。

　　1913年，田汉在易象和徐特立的帮助下，进入长沙师范第一班读书。每逢假日，他就到长沙图书馆去，入馆时交一个铜板，算是门票。但是他没有钱到外面吃午饭，整天饿着肚子在里面读书。

　　他在长沙师范时参加了学生军。那时当兵的看戏不要买票。田汉当了一个多月学生军，就看了一个多月的戏，成了小戏迷。看戏的结果，是他写出了第一篇戏剧作品《新教子》，发表在当时的《长沙日报》上。这一段短短的戏剧生涯，给田汉以后从事戏剧事业的一生种下了一颗壮实的种子。

　　二、东渡求学

　　一九一四年，田汉随同三舅易象去日本。当时程潜派易象到日本当经理员，管理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田汉开始在经理处当抄写员，并在易象的亲自指导下自学，学业大进。后来田汉考入日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

　　三舅易象有一个女儿，名叫易漱渝。田汉和表妹漱瑜从小非常亲密。易象对田汉也很器重，因此极力赞成他们结合。有一年，易象回到长沙，在贡院西街（现在的中山西路）两谊旅舍租了一个房间，

　　把双方家长外祖母、三舅妈和我母亲都请到那里，商议田汉和漱瑜的婚事。易象说：

　　“妈妈，姐姐，漱瑜的妈，今天有一件事同你们商量：我想把漱瑜交给寿昌。”

　　“不晓得三嫂子意思如何？”母亲用探询的眼光望着三舅妈。

　　三舅妈鼓起嘴巴没有吭声。

　　议婚没有结果，不欢而散了。三舅妈嫌我们田家穷，说什么“蹲（竖放着的意思）教化棍的地方都没有”。三舅易象对三舅妈嫌贫爱富的思想很不满意。我母亲听说三舅妈不同意这桩亲事，也不强求。她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意思是，只要人才好，不怕没有媳妇进门。

　　那时，我家住在长沙贡院西街一家布店的里面，三舅妈和外祖母住在乡下。表妹漱瑜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她除了下乡回家度假外，平时就寄居在我家。有一年暑假，漱瑜回到家里，三舅妈想趁田汉回国以前，赶紧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姓陈的大乡绅的儿子。这件事被表舅蒋寿世知道了，就去告诉漱瑜说：

　　“你还睡在鼓里，你娘在给你说媒哩。”

　　“您说怎么办？”漱瑜顿时急得没了主意。

　　“不要着急，寿昌从日本回来了。我托人送封信来，说是学校里有事，通知你立刻返校。你接到信以后，赶快进城找寿昌去。”

　　蒋寿世的信送到了三舅妈家。三舅妈不识字，又不知道田汉回国度假来了，以为当真是学校通知漱瑜返校，就嘱咐女儿速去速回。漱瑜来到我家不久，蒋寿世也赶来了。

　　“漱瑜不能在长沙继续读书了。”蒋寿世说。他主张跑。

　　于是，田汉征得漱瑜同意，把她带到了上海。那时三舅易象已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办报。田汉和漱瑜在易象处住了三天，随即一起东渡，到日本求学去了。他们后来就在日本结了婚。

　　三、创业之初

　　1921年，田汉和易漱瑜从日本归国。田汉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

　　漱瑜在日本已经怀孕。田汉到达上海不久，就写信回家，要我陪同母亲和三舅妈一起去上海。我那时在轮船上做工。三舅妈借了四十元钱交给我，作为去上海的旅费。我们——母亲、三舅妈和她的二女儿祥姑娘，还有我，一同到了上海。我们在棋盘街一家长沙人开设的旅店住下，请账房打电话给中华书局找田汉。不一会，哥哥和漱瑜坐马车来到旅店，把我们接回家里。

　　我们到上海不久，漱瑜生下一个男孩。因为孩子是过海回国才出生的，故取名海男。海男出世以后，母亲照顾孩子，三舅妈照顾漱瑜，我管理家务。

　　那时郭沬若也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和他的日本夫人、孩子一起住在民厚南里。我们住在民厚北里。郭沫若常到我家来。我母亲对他说：

　　“你的儿子是中国人，不学中国话怎么能在中国生活？”因为他的日本夫人不会说中国话。

　　郭沫若天天上街买菜，我也天天上街买菜，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

　　由于家中人口众多，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田汉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工作。他总是早晨六点钟起床，读一阵子书，在七点以前赶到中华书局，给职员们上一小时日语课。然后，八点正式开始办公。晚上回到家里，就埋头从事写作和翻译。他在这个时期写出了《获虎之夜》等独幕话剧，翻泽了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孟雷特》、王尔德的《莎乐美》以及易卜生的作品。

　　他一门心思搞他的文学和戏剧，不管家里有没有米下锅，总是不断地买书，没有现款就赊账。他总是在内山书店买书，由他选好，我去拿。

　　有一个时候，他主编《南国周刊》，附在《醒狮》报发行。《醒狮》是左舜生、曾琪办的，是国家主义派的报纸，政治上反动。但田汉从日本回国不久，对国内政治斗争情况不了解，更不知道《醒狮》的色彩。这件事幸亏被林伯渠及早发现了。林伯渠和三舅易象是老同学，叫我母亲为“老姐姐”。他很关心田汉的政治前途，就对田汉说：

　　“寿昌，上海的情况很复杂，各兑各派都有。今后你不要在《醒狮》上发表文章了。”

　　田汉听从了林伯渠的劝告，于是自办《南国月刊》，发行的事归我负责。田汉后来之所以能够投身于革命行列，与林伯渠早期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四、手足情深

　　我自从离开长沙以后，就把轮船上的工作丢了。在上海，一晃眼就是半年，没有任何职业，母亲为我十分担忧。

　　有一天，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过校长的易培基到了我家。他听说我在家里闲着没事，就对母亲说，他愿意领我到北京去做工。我听了很高兴。

　　因为到上海来之前，轮船上有人听说我的哥哥做了“官”，就对我说：

　　“田三，你看过《钓金龟》没有？哥哥做了官，弟弟在家钓鱼，钓到了一只金龟。他带着这只金龟去看哥哥，被嫂嫂在半夜里把一枚钉子钉进脑门心害死，把金龟夺去了。……”

　　我那时只有十五六岁，听了这个故事，心里结了疙瘩。因此自从到上海以后，时时想早点离开上海。这时听了易培基愿意带我去北京的话，正合我的心意，就连忙对母亲说：

　　“我去；我去！”

　　“等你哥哥回来以后再商量吧。”母亲说。

　　晚上，田汉回到家里，母亲把易培基要带我到北京去的事向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对母亲说：

　　“我们三兄弟，只有我一个人读了书。三弟的事，您就交给我吧。”

　　我心里想，哥哥做了官（其实当编辑不是做官，但那时的我却是这样认识的），不会承认我这个教化子弟弟了，我还是干我的去吧。想到这里，我就坚决地说：

　　“我要到北京去！”

　　哥哥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耐心地对我说：

　　“三弟，娘把我们拉扯大，我能出来做事，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娘，是你们给我提供了条件。现在我对你们就不管了吗？我不能把你推出去。你听我的吧！你应当读书？但这不是娘的责任，是我的责任！”

　　哥哥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的眼泪立刻就冒出来了，心里暗想：

　　“这和《钓金龟》的故事好象不一样呀！”

　　接着哥哥又细细开导我。他说：

　　“古代有个苏老泉，三十岁才开始读书。你还只有十六岁，比苏老泉小得多，你为什么不能读书呢？”

　　“我在船上做了几年工，恐怕学不进去了。”

　　“高尔基也在船上干过，同你一样。”他说，“二十岁以前没有读过书，后来成为伟人的，多得很！”

　　“我有点……害怕。”我吞吞吐吐地说。

　　他问我害怕什么，我只得结结巴巴地把人家对我说的《钓金龟》故事，对他说了。

　　“那样的事过去有，但是不会在我们家里发生。”他诚恳地向我解释说，“你和五弟读书的权利，都被我剥夺了。今天帮助你们读书，是我的责任。我们都是从艰苦中挣扎出来的啊！我们决不会重演《钓金龟》……”

　　他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由于哥哥这么诚恳待我，我才下定决心跟着他干到底。

　　从此以后，田汉买回来一些小学和中学课本，还有报纸。他每天中午下班后不休息，亲自教我学文化。上海的戏班子多，不管票价有多贵，他经常买好票叫我去看，或者带着我一同去看。有一回，德国的海京伯马戏班到了上海，票价两元，他又带我去看。

　　“这样贵的票，太浪费了。”我对哥哥说。

　　“见识见识呀！”

　　有一次，一个朋友邀田汉夫妇到杭州去游览，田汉把我也带去了。我们从西湖一直游到山里，每游到一个地方，哥哥就向我解说有关那个地方的历史掌故和传说故事。这是我第一次游杭州，也是最难忘的一次。

　　五、坎坷曲折之路

　　自从海男出世以后，漱瑜由于吃药不慎，得了一个不治之症，到1924年，已经病得骨瘦如柴。她希望回家乡休养。田汉顺从漱瑜的心愿，辞去中华书局的职务，把家中的大小家俱什物通通送给了朋友们，全家陪同漱瑜南下，定居长沙老家。可是漱瑜的病情一天天恶化，这年冬天，终于与世长辞了。

　　1925年上半年，田汉应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我仍跟他在一起。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了，罢工罢课的风潮席卷全国。这时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也卷入了罢课斗争。哥哥和我便离开学校北上，准备重回上海。

　　我们乘轮船到达汉口时，身边仅有的五块钱已经用得精光。怎么办？哥哥于是带我离船上岸，谋求解决的办法。谁知走到书店门口，他连忙进去看书，一会儿就被书迷住了，把身五分文、生活无着的烦恼忘得一千二净。我心里好生着急。不料绝处逢生，在书店里遇见一位文化界人士，他认识我哥哥，就把我们接到家里，还邀请武汉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作陪，一起吃饭。他们替我们在旅店安排了房子，又送了旅费。我们在武汉小住了几天，才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宝康里。随后，他又派我把母亲也接回了上海。

　　田汉回到上海，首先是应陈望道的邀请，在复旦大学教书。可是找他教书的学校越来越多，他感到穷于应付，不久就把所有学校的课都辞掉，到新少年影片公司当编剧。他写了个电影剧本——《到民间去》，准备拍电影。但是公司资金不足，没有摄影棚、摄影师，拍片子要向别的公司租借。经理便同田汉商量合作，哥哥表示同意，于是改名为“南国电影公司”。哥哥在报上登了一个招股启事，第二天就有商务印书馆的两个人向公司投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聘到理想的摄影师。《到民间去》的影片拍了一半，终于无法拍完。

　　这期间，田汉举办了一次“消闲会”，招待上海文化界的朋友们。他在会上介绍了徐悲鸿的美术创作，会后由高百岁等演出京剧《投军别窑》，表示对苏联某舞蹈专家的欢迎。

　　田汉的第一部影片《到民间去》拍不下去，关键是没有自己的摄影师。正在这时，北伐军占领了南京，陈铭枢派了一个名叫何公敢的人来找田汉，请他到南京去抓艺术工作。田汉认为可以趁此机会解决摄影师问题，就提出到南京去的先决条件，是要聘请日本摄影师。那人一口答应，果然出钱让田汉从日本请来了一个摄影师。田汉到了南京，负责电影股的工作。他本想利用南京的财政支持把《到民间去》这部影片拍完，再拍其他片子。可是不久发生了宁汉分裂，政局极不稳定。拍影片的事化作烟消云散。我和哥哥便决心离开南京，仍回上海，住在法租界浦石路64号。日本摄影师由于生病也回了国。田汉第一次搞电影是彻底失败了。

　　我们在上海浦石路住了几个月，暂时没有开展新的活动。那时，上海戏曲界人士常常来玩，其中有欧阳予倩、周信芳、高百岁等。周信芳第一次来访的时候，手中拿着《南国月刊》，表示他对田汉的敬仰。高百岁是周信芳的学生，周信芳要高百岁拜田汉为师。

　　客人们来了总要唱唱戏。在常来的客人里，还有个唱旦角的，叫王云方，他与周信芳合唱《投军别窑》。这是他们的拿手戏。那时大家都穿着西服，唱戏的人有时就边唱边拉着领带做戏。田汉在这个时期既没有写什么东西，又没有别的职业，穷得卖书度日，所以他有时就大唱《秦琼卖马》。

　　这个时期，哥哥曾经同黄大琳结婚。漱瑜临终前对哥哥说：“我有个好同学叫黄大琳，我死后你同她结合，她会照顾我的孩子的。”田汉实践了漱瑜的遗言。伹由于黄不爱学习，哥哥一写文章，她就大吵，所以结婚后不到半年就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