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高气爽的首都北京，湖南花鼓戏《三里湾》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第十一轮演出。文化部献演办，驻会评论组和文艺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分别为这个戏组织了三次座谈会。这些会都开得热烈活跃，会上谈笑风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戏剧界负责人和戏剧家张庚、郭汉城、侣朋、胡沙、郭亮、何为、沈达人、李大可和《人民戏剧》、《剧本》月刊编辑部、中央戏剧学院等单位的一些同志都参加了座谈。到会同志充分肯定湖南花鼓戏《三里湾》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它在我国现代戏曲史上应据有一定的地位，赞扬了这出戏在编、导、演等各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绩，同时，对这个戏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花鼓戏《三里湾》是根据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同名小说，一九五八年由许在民改编、张间导演的一个九场喜剧，当年就到北京参加过现代戏曲创作座谈会的调演，事隔二十一年后的今天，这出戏又重上北京。当年看过《三里湾》的老一辈戏剧家张庚、郭汉城、何为发表感慨说：“重看《三里湾》，感到特别亲切”，“这出戏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戏曲研究所的戏剧史家李大可说：“我前三回看《三里湾》是五八年，这是第四次看，我仍旧是很爱看的”。他说，花鼓戏《三里湾》为什么经过二十年考验还站得住脚呢？主要原因是从小说改编成剧本，都是从人物出发的，这些人物都有血有肉有鲜明的个性，并不是图解政策。再有就是虽然讲的是两条道路斗争，但戏的主要篇幅是写三对青年恋爱，这些青年人的恋爱和婚姻充满了公与私，新和旧（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三对青年对恋爱的态度也值得今天的青年借鉴。对于花鼓戏《三里湾》中的丰富多彩的“按生活本来面貌来描写和表演的人物”，都认为非常有现实主义和感到特别亲切；花鼓戏《三里湾》这样写人物，为戏曲创作中如何写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人物，提供了很多好的经验。因为不写落后的或中间状态的人物，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无法体现出来的。

　　这个戏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还在于戏中许多东西至今依旧引起人们的关心和共鸣。《三里湾》中三对青年带头革命和他们对待爱情的纯朴，真挚的态度；范登高唱到“哪一个的资格有我老，范登高有了五年党龄”的骄傲自满，和他气势汹汹质问王玉生向组织上反映情况，是不是跟他“有私仇”的封建残余的狭隘思想，以及党支部书记张乐意关心群众生活，做“好事”帮王满喜找爱人……等等，都不期而然地引起观众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于今天的现实生活之中，有的需要广泛提倡和恢复，有的必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帮助解决，《三里湾》在这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这就说明：现代戏创作必需要干预生活，真切地反映和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帮助人们克服弱点缺点，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只有这样，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生活化，戏曲化和喜剧特色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花鼓戏《三里湾》在改编演出中，湖南化，花鼓化，这两化化得很好。首先是“很有生活，有地方特色，泥土气息非常浓”，“湖南人的性格，湖南民间艺术特色在花鼓戏中都有表现”，认为“这样的戏是能征服人的。”大家对《三里湾》戏中将原作的北方农村改为南方农村，把赵树理的三边语言改为湖南地方语言，将王玉生革新碾麦的场碾改为发明自动水车……等，对编导演各方面生活化地方化的工作表示赞同和称道，认为湖南同志这种量体裁衣，因地制宜，很不容易，没有比较扎实的生活基础是难以做到的。郭亮同志说：“地方戏必须扎根于本地观众之中，这个根扎得越深越好。”这样既能获得本地观众的支持，又因有其特色而受到其他地方观众的欢迎。张庚同志还因此建议：地方戏剧团最好能和本省的一个或几个有乡土特色的作家长期取得联系，上演或改编他们的作品。中外许多有名的剧团就是这样做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与契诃夫，北京人艺与老舍，都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因为他们生活基础很深，我们剧团同志很难与之相比。这样做，对地方戏创作的繁荣很有好处。

　　在戏曲化方面，认为花鼓戏《三里湾》既是地地道道的花鼓戏，又出了新；在编导演各方面继承运用传统艺术手法的时候，都能够从塑造人物出发。胡涂涂上场自报家门，王玉生夫妻反目，袁天成革命，王满喜在劳动中对袁小俊改变看法到恋爱结婚，运用传统都是比较出色的。特别是一般戏中开会容易写得枯燥，而胡涂涂开家庭会，开得非常戏曲化，艺术化，很有味道。第一场玉梅有翼见面时，丢石子打水，虚实结合，使人联想到小河清清，波光柳影，意境也很好。在表演上，张建军、钟宜淳、余谱成、凌国康、张天相等老演员都保持了舞台青春。王满喜踢鞋，钟宜淳接得住。记得五八年踢鞋，有时还接不住，满台找；现在踢得准，接得住，功夫更严谨了。年轻演员刘赵黔、李小加也不错，舞台感受好。

　　郭汉城同志在肯定花鼓戏《三里湾》戏曲化工作做得好的时候，同时谈到现在有些戏曲中话剧的东西太多，有些现代戏不太受欢迎，除生活外，不太戏曲化也是一个原因。张庚同志对此亦有同感。他说：目前现代戏创作中有一种“左”的思想，认为搞现代戏必须要话剧化，他认为是错的，费力不讨好的，还有另一种倾向，就是一讲戏曲化又被“程式”、“行当”捆住了手脚。戏曲传统程式和行当，不应当是绳子，而应当是把生活艺术化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不断改进的。比如当初在昆曲《千斤记》中，表现霸王半夜起来穿盔甲时的“起霸”是一种很好的创造，而今天舞台上千第一律“起霸”，已经到了令人讨厌的程度了。他主张既要认真学习传统，又必须结合实践来发展运用，叫做“练死演活”。

　　在去年年初优秀传统剧目大批上演的时候，一提到现代戏就好象不景气，可是花鼓戏《三里湾》却在传统戏包围中连演一百场，上座情况很好。大家对于花鼓戏这种敢于和传统戏竞赛的劲头，十分肯定。正因为《三里湾》充分学习、继承和发展了花鼓戏传统艺术特色，又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才取得恢复后连演一百场上座不衰的成绩。这对传统戏的剧本和演出质量的提高，也是一个促进。现代戏创作演出，有了和传统戏比赛的劲头，必定能使现代戏和传统戏同时得到发展和提高。

　　《三里湾》的剧本利演出中喜剧而又略带一点闹剧的风格，它健康积极，风趣诙谐，使这个戏生色不少，又充分发挥了赵树理原作的生活化、大众化以及地方特点。献演办副主任侣朋同志在发言中，称赞湖南花鼓戏特别能搞喜剧，在这方面有一些独到的经验。说有时叫人意想不到会那么写、那么演、出其不意，让人们笑着向过去告别，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在座谈会上同志们说：花鼓戏《三里湾》确实做到了“尝心悦目”。“尝心”是引起共鸣和情感交流，“悦目”是的确很好看。而做到尝心悦目是与《三里湾》在地方化，戏曲化和喜剧特色三方面的努力分不开的，希望湖南省花鼓剧团同志很好地总结一下这些方面的经验体会。

　　探讨、建议和意见

　　时代感问题。张庚，郭汉城、郭亮等同志提出：花鼓戏《三里湾》五八年演出时，当时观众挑剔不多，没有什么意见；经过二十年，各方面变化都很大，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作些适当的加工修改，这是必要的，并不贬低五八年改编的成就，就是赵树理原作也未能跳出当年的历史环境。总的说来，《三里湾》的主题是对的，正确的，但也反映出当时执行政策中一些“左”的和简单化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就不舒服了，不爱看。比如对范登高做生意的批评就太严重了一点。不要轻易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应当有什么错误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随便上纲。范登高当时做生意也不太典型，他的转变（发现王小聚是劳改释放的人）也是一个老套子。另外胡涂涂转变也稍微感到有点被迫的味道，自愿性差了点。在人物的转变过程中还看到合作社比单干增产一条线，这条线可以加强。这些做工作简单化和“左”的东西，今天的观众已经很反感、不爱看，应当作些修改，以符合今天观众的新观点，而不致产生一种“隔膜”，但又要谨慎一点，不要把当时的时代特点，生活光彩磨掉了。总之时代感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戏”。大家感到，虽然全剧都有戏，但下半场效果比较强烈，上半场显得不够紧凑。会上认为，对此只需作些“不伤筋骨的改动”就可以了，但也有一些同志建议将范登高、张乐意与三对青年恋爱这两条并行交叉的线，选择一条着力渲染。有的还具体提出把戏中两条道路斗争线索仅仅作为背景，而把人们很有兴趣的三对青年恋爱的线索充分展开，以期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对整个舞台美术和表演，感到不够精致。艺术是要讲究精致的。在生活化，地方化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在台词中出现太偏僻的方言，如胡涂涂家堂屋的对联“翻身搭帮共产党”一句中的“搭帮”两字，对外地人来讲就太费解了一点。另外，有的演员表演上有些过火，有的动作不够清晰、准确、缺乏“内心视象”。大家还由此谈到：运用传统戏曲程式，必须在生活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展，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就只留下一个空壳，那是不会感动人的。这是值得所有戏曲剧团演员引为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