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衡阳地区祁剧团再次来长演出新编近代历史剧《松坡将军》，受到好评。作为这个戏的一名忠实的观众，我想借《湖南戏剧》的一角，谈谈我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蔡松坡将军，生在我省邵阳，死在日本，葬于岳麓山，长沙市至今还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蔡锷路”。家乡人民熟悉他，敬仰他。他是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杰出的军事家，而且很有文才。他生前享有崇高的威望，死后后人永志不忘。他功昭日月，再造共和。特别是在发动领导云南反清武装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中，功绩卓著，影响深远，威震四方。

　　祁剧《松坡将军》以蔡锷摆脱袁世凯的软禁，回云南兴师讨袁为主要情节，虚构铺砌成篇，富有浓厚的戏剧性；同时在演出中祁剧艺术的唱、做、念、打得到了较好的运用和发挥，不失为一出好戏。

　　首先，从剧本来看，这个戏结构凝炼而不杂沓，脉络清晰而起伏跌宕，作者既尊重历史，又不拘泥于史料，对大量历史素材进行了合理的剪裁、取舍、虚构和加工，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松坡将军的英雄形象。

　　一出戏的取材很重要。如果取材不好，很容易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我认为，这出戏的取材是较好的。蔡锷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他的功绩很多，但作者只描写他一九一五年从秋到冬这段时间，摆脱袁世凯的软禁，回云南兴师讨袁这一主要业绩。虽然这段时间短暂，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历史交替的关键时刻。作者以正史为经，以轶事为纬，织成了一首琴心剑胆、气势磅礴的爱国主义的诗篇，同时，这一事件“具有无比的戏剧性”（注），符合戏曲“无奇不传”的要求，适宜于在舞台上表现。

　　第一场《游山》，比较明确地介绍了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及其时代背景，并为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如蔡锷上场遇到王伯群便问“云南情况如何？”王答“唐继尧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为第六场《说唐》作了引子；蔡又问“我云南旧部呢？”王答“得知袁世凯称帝在即，个个义愤填膺，准备竖旗讨袁”，为第七场《起义》作了伏笔。接着是杨度、袁氏父子等人先后出场，展现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矛盾发展的趋势。

　　这个戏尽力塑造松坡将军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他那雄才大略、智勇双全而又风流萧洒的气质。作者倾注心血，一连写了《明志》、《遣眷》、《出走》、《说唐》等几场好戏，波澜起伏，变化多端，时而舒卷缠绵，时而紧张激烈，时而妙趣横生，令人目不暇顾。这几场戏叙事、抒情、说理熔于一炉，歌、舞、剧集于一台，张弛有致，动静相宜，颇能引人入胜。从剧情上讲，《明志》是《出走》的起点；《遣眷》是《出走》的先声；而《出走》又是《起义》的关键；《说唐》则是戏的高潮。

　　由于松坡将军是一位柔中有刚、胆大心细的军人，加上他与小凤仙的关系，经过民间传说和《民国通俗演义》等书的渲染，又富有传奇色彩。这样的戏，看来好写，实则难于掌握分寸，不易下笔。例如第二场《明志》，除了鸨母走了一下过场而外，几乎从头至尾，只有蔡锷和小凤仙二人在场。两人对唱、对演，往往失之于冷，但该剧作者抓住人物相互试探的心理，采用旁白、旁唱的手法，展开冲突，使剧情有起有伏，曲尽深情。先是蔡将军以“近来花界也组织了请愿团上书请愿”试探凤仙，接着又“假意儿看字画再作试探。”然而，小凤仙也不简单。她外貌端庄娴静，内心深沉，有仁有义，敢担风险。她眼见蔡锷一再托词探她，便乘机指着墙上的《击鼓骂曹》图步步对他进行试探，特别是她那下跪盟誓、咬舌明志等细节，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看到这里，观众也为蔡将军能找到这么一位侠女作为掩护而感到欢欣。

　　作者根据史料所塑造的蔡夫人的形象是可信、可钦的。她，既是一个贤妻良母，又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了迷惑敌人，她配合丈夫假戏真演，甘受皮肉之苦；为了说服唐继尧兴师讨袁，她不畏艰险，只身赴滇，大义凛然。在《遣眷》这场戏里，当杨度、袁克定中计劝她离京出走时，她好象真的固执得劝而不走。《遣眷》既生动地表现了蔡夫人的精神面貌，更表现了蔡松坡将军审时度势，善于心计的特点，也使剧情丰富多姿。

　　《遣眷》是蔡锷用计使杨度、袁克定劝蔡夫人走；《出走》则是蔡锷将计就计，随机应变，让敌人赶自己走。蔡锷与小凤仙临别依依，凤仙正为将军清歌一曲之时，袁克定、杨度、吴炳湘来了，松坡出走计划陷入险境，先是吴炳湘提出“畅饮通宵”，却因花元春、小赛花她们反对，确定夜宴最多不超过十一点。但到十一点，他们并无去意，小凤仙十分焦急，蔡锷却说“十一点算什么，还早呢！”接着，吴炳湘命警察们先自回去，“老爷们要畅饮通宵”。正当警察们要走的时候，狡猾的袁克定突然下令云吉班“今晚一律不许宿客”、“客人去尽，紧闭大门，严加看守，任何人不得出入！”这时，剧场空气更趋紧张，因为作者在此设下一个悬念：今晚蔡锷是否能够脱身？直到警察逐赶众狎客走过长廊以及化装为“哑老汉”的蔡锷挑帘探头而过时，观众才如释重担，心情豁然开朗，这应该说是作者的一段巧妙的安排。

　　从上述三场戏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格调是比较高的。无论是写蔡锷与小凤仙的关系，还是写蔡锷夫妻之间的感情及其“醋海情波”，作者从不着笔多加渲染爱情瓜葛，或肆意追求“曲折”“传奇”，而是突出他们之间在反复辟、卫共和斗争中的相知相识，协力同心，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比较准确地刻划了蔡松坡这一叱咤风云的人物。

　　作者在塑造松坡将军形象的同时，还写了杨度、唐继尧这两个重要人物，使人感到兴趣。

　　杨度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声名颇著的政治人物。二十世纪初期到三十年代，在民族灾难和阶级矛盾的强烈刺激下，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投身政治运动。但是，他大半生政治上走入歧途，奔走于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之门，象这个戏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是一个反动君主立宪政治的主要鼓吹者和策划者。杨度当年的理论基础和主张是“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为了维护君主立宪，他到处拉人结党，罗集人才。他素慕蔡锷才略，交谊甚厚。恰好蔡锷到京之后，又值袁世凯准备登基称帝之时，因而杨度尽力拉蔡锷为袁称帝出力，而蔡锷也就乘机利用杨度替他释疑解围，使袁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在这出戏里，杨度好象是袁、蔡之间的一个“搭桥人”，作者通过这个“桥”，展开矛盾冲突，结果，本来为袁世凯所利用的人，反而为蔡锷所用；杨度实际上帮了袁世凯的倒忙。从这里，也显示了蔡锷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人物。

　　第六场《说唐》，作者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写了当时脚踏“两只船”（即象唐继尧自己说的“共和在，督军仍掌督军印；帝制成，我是新朝有功臣”。）的唐继尧。

　　戏一开始，我们就见唐继尧一手拿着松坡照片，一手拿着袁氏电令，左右为难：“如若执行袁氏电令，岂不是有负于公谊私情？我若是置电令不闻不问，云南省怎能敌北洋大军？”接着，杨度、袁炳湘等人，接踵而至。杨度之来，是奉命劝说他的；吴炳湘之来，是奉命监视他的。而蔡锷的出现，更使他坐立不安，手足无措。在这场戏里，作者把唐推向矛盾冲突的尖端，不惜笔墨，描写了唐继尧思想上的反复，直到蔡锷义正词严，深刻揭露了袁世凯所谓讨论、表决、推戴的把戏和卖国求荣的卑劣行径、亲刃吴炳湘，搜出袁氏密令之时，唐继尧才猛醒过来。这样写唐继尧，既没有把人物简单化、概念化；也说明了讨袁护国行之不易，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和艰辛；并进一步展现了蔡锷将军在紧要关头，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坚毅果断的大智大勇。

　　在反映群众自发反袁，支持讨袁方面，剧中虽无专场专节，但作者通过群众散发的对联“匠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驱”、“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等幕后气氛，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当时支持蔡锷反复辟、反倒退、维护共和的，绝不只是蔡夫人、小凤仙等人，他的后面还有广大人民群众。

　　其次，我认为，这个戏的戏曲味较浓。它较好地运用了唱、做、念、打等程式去塑造人物、表达主题。例如第一场《游山》中，蔡锷目睹袁世凯就地杀人，悬头示众之后的那段较长的道白和唱腔；第二场《明志》中，蔡锷濡毫疾书时那段“白云笔散清香银光闪闪，挥羊毫染云烟思涌如泉，不信那美人命哀感顽艳，有几个侠情女出自名媛”的演唱；以及第四场《出走》中，小凤仙前后两次《昆曲》和《西宫词》的运用等，都是采用戏曲化的表演艺术，赢得了观众的掌声的。又例如第五场，袁世凯在《惊梦》以后，知道蔡锷已潜出北京，大势不好，作者用《扑灯蛾》这种戏曲形式加重语气，描绘了袁世凯当时惊惶失措的心情，比较恰如其分。再例如《惊梦》中，随着袁的梦想所出现的宫娥、太监、文武百官引袁世凯皇服临朝，三呼万岁等场面，也是带有戏曲化的浪漫色彩的。观众反映这场戏有所创新，也符合当时袁世凯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此外，该剧唱、做并重，表演比较丰富多彩，同时，剧中人物，生，旦、净、丑都有，行当比较齐全，但每个角色又突破了旧戏行当的局限，创造了一些新动作，活跃了舞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当然，白玉难免无疵。这个戏无论从剧本到演出，也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

　　也许，还是由于掌握史料不足，思想束缚较多，因而对松坡将军这位杰出人物形象的塑造，仍嫌不够，其思想深度，也挖得不深。

　　其次，剧本利用唱段交代斗争过程的地方，似嫌太多，加上个别演员吐词不清，致使部分观众望台兴叹。我想，既然祁剧传统剧本中在场次结构方面常有利用幕前戏或过场戏交代情节的作法，这个戏未尝不可以也利用一下。

　　郴州地区文化局于今年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底，举办全区专业剧团创作剧目巡回调演。参加调演的有十四个专业剧团，包括湘剧、祁剧、越剧、京剧、湘昆、歌剧、花鼓戏等七个剧种、二十个剧目，共十二台晚会。这些剧目有经过整理加工的优秀传统戏，有新编古装戏和新创作的现代戏。其中大型现代戏三个，小型现代戏十二个，占调演剧目的百分之七十五。调演期间对青年演员和学员进行了基本功训练考核，并开展经验交流和艺术讲座活动。调演结束时，开展评奖，对优秀剧目和演出及基训成绩优异者，给予精神、物质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