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旋转的钞票》在北京成功演出，使首都观众和戏剧界再一次认识黄士元。黄士元的确很幸运，他的三个大戏三次晋京演出，而且都发表在全国性戏剧文学刊物《剧本》上。湖南现代花鼓戏《嘻队长》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戏剧作家的基础。这个戏使他获得了殊荣：从地区一直演到北京，演进了中南海，受到文化部表彰，首都各大报纸都有评论加以肯定，使他一举成了全国闻名的农民剧作家。从此，他更坚定了为农民写戏的决心，认准了写现代戏的方向，越发不可收拾地创作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的现代戏。继1986年7月《嘻队长》晋京演出后，他的湖南花鼓戏《山里哥哥山里妹》和常德丝弦戏《旋转的钞票》，先后获得了湖南（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优秀剧本奖，并被戏剧节组委会分别于1994年5月和2000年10月推荐晋京演出。这三个戏使他成为深受湘江两岸广大农民喜爱的剧作家。在高手林立的戏剧大省湖南，黄士元以写新时期农村生活题材的现代喜剧自成一格，以浓郁的乡土、乡情、乡韵形成了自己剧作的独特风格。

　　现代戏难写，难演，演出没人看，致使戏曲现代戏创作日渐萎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黄士元对现代戏却情有独钟。作为他乡村生活系列喜剧的《嘻队长》、《山里哥哥山里妹》、《旋转的钞票》，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土”戏，演出都十分火爆。城乡适合，老少咸宜，其中奥妙在哪里？这是因为他的戏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独特的艺术感受。清新质朴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构成了他的戏突出的个性。乡土气息首先来源于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普通生活、平凡人物、家庭矛盾、邻里风波，农民的喜怒哀乐、理想和愿望，都成为他的戏所表现的内容。他善于把生活故事转化为戏剧故事，把农民的情绪转化为创作的感受。八十年代初，当农村责任制起步，农民在致富路上大显身手时，他对生活中出现的”田分破，地扯破，黄牛角、水牛角各顾各”的现象进行了思考，难道实行了责任制就不需要互相帮助、共同协作了吗？这种思考转化成对热心扶贫的嘻队长的塑造。《嘻队长》写了如何帮助缺资金缺劳力的寡妇月秀嫂度过春耕难关的嘻队长，与只顾自己致富的妻子满堂客的矛盾冲突，赞扬了互助互爱的共产主义精神。九十年代初，封建包办婚姻未除，买卖婚姻又沉渣泛起，农村女性的婚姻成了他关注的焦点。他在《山里哥哥山里妹》中，通过秋娘、杏姑、山妹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程度遭受封建婚姻摧残、困扰的女性形象，思考了女性如何把握人生命运、追求彻底解放的问题，歌颂了以秋娘为代表的女性自主自立的意识和敢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嬗变。他从身边一位乡亲发生的丢钱、捡钱的真实事件中，思考了拜金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戕害。他几乎信手拈来稍加改造，就变成了《旋转的钞票》。剧中围绕抓村长为解决村民竹妹母亲住院急需之费用而筹措的三千元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传奇经历，展开了抓村长与妻子胖嫂、个体户钱一万夫妇等人不同的金钱观冲突，呼唤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人间真情。他的每一部戏都反映农村在新时期前进的步伐，触及到现实生活中一些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重要方面，表现农民在每个历史时期思想感情的变化。这些乡村生活题材贴近农民、贴近生活，少矫揉造作之情，多真实自然之感，使农民有一种亲切感。

　　黄士元作品所表现出的深厚的生活基础，来自于他与农村生生不息的联系，与农村有割不断的情绪。他生长在农村，1978年调进县文化馆搞专业创作后，仍把农村作为自己的创作基地，经常深入乡村。是农村生活给了他一片创作的沃土——从灵感到激情，从素材人物到情节、语言。“戏从生活出”，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奉行的创作宗旨。他认为“生活——创作”不仅是一个创作的命题，更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规律。他深有感慨地说，深入生活看起来是笨功夫，实际上是创作的巧功夫。

　　长期扎根于农村，与农民交朋友，关心他们的疾苦，替他们分忧解难。使他思想感情与农民融为一体。他写农民，也是在写自已；倾诉他们的情感，也在倾诉自己的情感。他的作品洋溢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一种对农村和对农民的挚爱深情。这种深情化作了他对生话中真善美的发现和开掘，对笔下人物的歌颂和爱护。

　　扶贫济困、助人为乐、公而忘私、急公好义这些民族精神中最美好的思想和品德，是他剧作赞颂的主题。具有大公无私、舍已为人传统美德的嘻队长、抓村长、秋娘等人物，是他深情呕歌的对象。嘻队长与抓村长这些基层干部被塑造成平易近人、可敬可亲的人，干部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已衍化成一种浓浓的乡情。即使在《山里哥哥山里妹》这类反映农村买卖婚姻的比较沉重的题材中，作者也没有去写被拐卖者的悲剧，去鞭挞、控诉骗婚者的行径，而是用关爱的目光观察它、以喜剧轻松的笔调表现它，着墨于人们对被骗婚者杏姑的同情、关心、帮助，颂扬解救她出危难的善良美好的人间情谊。

　　对于生活中的落后与不足，他也没有居高临下进行尖刻、辛辣的讽刺，而是通过戏谑或自我嘲讽进行善意调侃。自私的满堂客，只顾自家的胖嫂，卖过假农药的二狗，见利忘义的钱一万、易枝花夫妻，作者让他们在人们的帮助、教育下，正视缺点、转变态度、改正错误。对于拿钱买婚的黑虎，作者在谴责他的同时也让他自我申辩——他以为当年恋人秋娘离他而去，被迫嫁了人，是嫌他穷，现在他有了钱就要买个娇妻气气当年的负心人。但当他得知秋娘苦苦等了他九个年头、守了九年活寡时，他深感愧疚，终于与秋娘破镜重圆。作者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去体验、认识解释生活，以农民的情怀和朋友式的态度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宽容。这种宽容与理解，闪耀着人情美和人性美，体现了宽厚的人文情怀，真实地展示出农村生活中美的本质。

　　为农民写戏，不仅使他具有农民的视角和情怀，而且使他的审美趋向通俗化和民间性。他写每个戏都首先考虑是否符合农民口味。为了适应农民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他坚持走通俗的道路，写通俗喜剧。擅以描绘世俗生活情态为内容、以喜剧为表现形式的湖南花鼓戏，为他找到了适应这种审美的表现方法。他生长在湖南戏窝子常德，受花鼓戏和常德丝弦戏这些为当地农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长期的浸淫，使得他在继承地方戏传统、运用其表现方法和表现技巧方面得心应手。注重故事性和情节化是他通俗性的追求。他能把平常的题材编得起伏跌宕、妙趣横生。《旋转的钞票》以救助竹妹病危母亲的三千元医药费为中心事件，通过抓村长送钱、胖嫂留钱、竹妹丢钱、钱一万捡钱、抓村长“偷”钱、易枝花骗钱，写出了现实社会中对金钱的人生百态。三千元在这些人中旋来转去、一波三折。在旋来转去中，胖嫂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狭隘，钱一万见利忘义和易枝花贪图享受的自私，与抓村长的急公好义、舍己为人的精神作了生动的对比。人们在欢愉的笑声中感悟了公与私、美与丑的对比，感悟到比金钱更可贵的东西。严肃的主题被寓于戏剧性之中。《嘻队长》以送牛事件引出援寡、哄妻、穿包、审夫等关目。《山里哥哥山里妹》以假女婿事件引出的招郎、识假、护假、救假等情节都是结构巧妙、故事曲折，很好地继承了地方戏曲的优秀技法。他的戏内容与形式、生活化与戏曲化结合得比较好。

　　充分发挥喜剧的娱乐性和观赏性，是他通俗化的另一追求。湖南花鼓戏的喜剧精神与农民乐观通达的思想、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他把这种喜剧精神加以发挥，并创造了具个性化的喜刚——塑造正面喜剧人物的性格、寻找精妙的喜剧细节，提炼幽默机趣的喜剧语言。

　　黄士元戏中的人物，喜剧性格鲜明突出、栩栩如生，尤其在创作正面喜剧人物方面有成功的经验。正面喜剧人物的塑造十分困难。往往一些次要人物或被批判的角色的喜剧性格容易写得活灵活现，但一写到正面人物就十分严肃呆板，喜剧味荡然全无，与戏的整体风格很不协调。他在塑造嘻队长、抓村长这些正面喜剧人物形象时，能抓住他们“惧内”的性格弱点加以渲染，寓庄于谐，比较好地处理了庄与谐的关系。嘻队长为孤寡无助的群众送耕牛，抓村长为集体招商引资花自家的钱，这些值得称颂的高尚行为，又因为他们“惧内”，不得不搞假存折、买假项链哄骗妻子。嘻队长想帮寡妇月秀嫂与单身汉黄兽医撮合爱情，抓村长借钱救助病人，明明是为群众做好事，但他们一个不明说，让妻子产生误会；一个不得不“偷”自家的钱。这些人物的行为经过适度夸张和变形，在忠厚中写狡黠，在可敬中写可笑，增加了其性格的滑稽和幽默，不仅不令人反感，还觉得亲切可爱。虽然他也常用误会、巧合的手法，但却没有随意编造，没有故意逗笑，而是依托在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基础上，所以没有趋于油滑和庸俗。

　　黄土元有善于捕捉生活细节，并加以喜剧化的本领。他戏中有不少富于独创的、新颖而又有艺术内涵的喜剧细节。《嘻队长》中的精彩细节“双上吊”和“三敲铜盆”，为人们津津乐道。寻死觅活、敲盆对骂是农村生活中较常见的带悲剧色彩的行为，他把它改造为富于情趣的喜剧行为。“双上吊”是写月秀嫂被满堂客误会而轻生上吊，这悲剧性的行为被嘻队长喜剧性的救助化险为夷，但他却陷于二打卦的误会和满堂客的指责之中，为了摆脱困境，他只好假上吊。这一真一假、一实一虚，充满了强烈的喜剧性。“三敲铜盆”是嘻队长为了规劝相互对骂的二打卦与满堂客的巧计妙法。他边敲边鼓，边表扬妻子，但旁敲侧击、正话反说。让满堂客在明褒暗贬、寓情于理的规劝中品出滋味、感悟真情、认识错误。这些生动的细节，营造了浓厚的喜剧气氛和喜剧情趣，成了令人难忘的戏核。

　　黄士元的喜剧语言质朴自然、生动幽默，完全是从民间艺术和农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提炼的。他常以民歌和俚语人戏，通俗生动，俗中见奇，趣味无穷。在《嘻队长》中，嘻队长与妻子回忆当年谈恋爱的情景：“红线一牵两相爱，爱情的种子心里埋……农村里没得公园游莱园，手牵瓜藤走拢来。”平平常常的话语描绘了生动贴切的生活情境，使人产生了意韵悠长、回味无穷的联想。每次唱到这里，观众总报以热烈的笑声和掌声。在《山里哥哥山里妹》中，他大量采用比兴手法的民歌体的唱词来表达情感、刻画人物。竹爹反对二狗与女儿的婚姻时唱：“燕子衔泥不衔沙，桃树结桃不结楂。瓜是瓜来果是果，豆角不开葫芦花。”为了救助杏姑，二狗挺身而出，敢与黑虎周旋。黑虎嫌二狗多管闲事，唱：“乌云作伞遮得远，月亮作灯照得宽。我找堂客由我选，与你小子何相干？”二狗唱：“牛角不尖不过界，马尾不长不扫街。二狗不是利板斧，哪敢进山砍柴来。”表现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在《旋转的钞票》中，钱一万和易枝花这对老夫少妻因钱产生矛盾时，作者用了“老配少，少配老，好比闹钟配手表，大小零件不配套。”和“好比唢呐配铜号，土味洋味不合调”来刻画他们懊恼的心态。这些形象生动、机智幽默的语言激发人们的想象，产生了盎然的戏剧情趣。黄土元把自己定位在为农民写戏上，他常说“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正是这种平常的心态，使他多了一份尊重艺术规律的从容，少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浮躁。贴近民间，从而更贴近戏曲审美的本体——戏剧性、娱乐性、观赏性，使他的戏获得更多的生气和魅力，缩短了与观众的距离。我们祝愿他在乡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走下去，为农民奉献出更多精彩的戏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