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志记载，唐代长沙、岳阳已有供歌舞表演之“乐楼”建筑。五代时，楚国马殷王朝（896—954），于都城长沙大兴土木，广建亭台楼阁、离宫别墅，造“歌室”、“妓房”，蓄三千粉黛，网罗徐东野、李松年等文人填词作赋，令乐工制曲（见《香艳丛书》之《十国宫词·注》）。虽建筑今难稽考，但尚存若干地名，仍可见当时歌舞之盛。宋、元时期“乐楼”建筑增多，常德、益阳、邵阳、衡州、永州等州、县旧志均有载述。明代，永乐元年（1403），谷王穗封藩长沙，赐乐七奏，于丛桂园内，临水建露台一座。明人陶汝鼎有《观丛桂园王孙伎剧》七绝三首。永乐二十二年（1424），常德知府马汝舟在府治“始建正堂三间，前为露台”（见清乾隆《常德府志》）。后露台逐渐增多，有固定和临时两种，台基用砖石垒砌或架木而成，台沿置掩脚栏杆，离地面一尺许，渐次发展增高，无梁柱顶盖。湖南高腔班兴起后，因其“只沿土俗”、“不托管弦”，八、九人即可演唱，极受百姓欢迎，高台演出迅速遍及全省。初时多系土台、露台或草台。至于庙台、戏楼一类建筑，明代万历前可考者甚少。见诸史料最早者，为明成化十四年（1479）长沙吉王府万春池畔“竖有歌楼一座”（陈运容《湘城访古录·第宅》）。万历十九年（1591）长沙府城隍庙、善化县城隍庙、衡州桂王府戏楼，相继出现。

　　入清以后，庙台迅速发展。清代各府、州、县志记载神宇戏楼、歌楼、舞楼、优台甚多。至康熙年间，庙台已拓展至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山寨，顾彩《容美纪游》即有翔实记述。至清中叶乾隆年间，“凡祠庙必造优台”（《湖南民俗民情报告书》），凡“建造新台，先演大戏数本”（《湖南戏考》第一集）。因庙台为永固性建筑，顶覆琉璃或青瓦，为与临时性草台区别，民间俗称“万年台”或“雨台”。还有将“露台”和“舞亭”合二为一者，即“露台”之上又置“舞亭”，如浏阳之大成殿。

　　同治、光绪年间，伴随工商业、交通运输迅速发展，长沙辟为对外开放商埠，岳阳、常德、益阳、湘潭、邵阳、零陵、郴州均为沟通省内外物资集散中心。客商往来日盛，同乡会馆（庙）、行业祖师庙、百姓宗祠，乃至学馆、书院，纷起建造戏楼，庙台建筑密集如林。《坦园日记》载杨恩寿同治初年在长沙城内观剧之庙台，竟达五十六处之多，农村寺庙戏台，仅桃源一县，有庙台三百余座，城乡地方戏演出空前繁荣。剧场建筑工艺日趋精良，观演设施日趋完备。初由一庙一台，而至一庙两台、三台。益阳“万寿宫”内外竟立戏台九座。

　　湖南神宇戏楼建筑，普遍为宫殿式，翼角飞檐，雕梁画栋。台面高过人头，供人出进或摆摊设担。戏台前部为表演台，三方朝前凸出敞开，台沿置矮柱栏杆；后方中堂两侧分开“出将”、“入相”两门，连接后台及两侧“化妆”、“服装”子楼。庙合演剧，站观者甚多。故营建戏楼，多择其低处，与高处神殿遥遥相对。中为戏坪，多依斜坡而筑条石台阶，构成有坡度之看台，以利视听。如长沙县朗梨镇陶公庙戏台。小型祠堂、庙宇则为三合墙，硬山式戏台。少数同乡会馆、行业会馆为卷篷式戏台，形如舟舫，不重雕饰，唯重彩绘，如长沙“福禄宫”早年之内台。约自道光年始，湖湘官绅巨室于府宅过厅、花厅，或花园之内，设有“堂会”用戏台。大体分两种：一为固定戏台，如咸丰、同治时道台张培仁私宅堂会戏台，建于花园池塘上面，三面环水，设座隔水观剧。另一种则为随搭随卸之戏台，枋木、榫头、台板编号收藏，招班演剧时，对号拼搭即成。

　　咸丰、同治年间，长沙、湘潭、岳阳、常德等城市，相继开设茶园式戏园。厅堂内建三方敞开戏台，台前三方栅栏外面，置方桌方凳，顾客边饮茶、边听戏，只计茶资，不售戏票，有的兼营澡堂、妓院、南食馆。如省城怡园、宛园、庆春园、潇湘馆、萃贤阁、玉春台等名园，则楼台如画，曲池假山，松竹环植，并设有烟榻、车马轿厅，湖湘显贵常常“大集群伶，合尊演剧”，甚至招外地戏班“入省演戏侑客，泛舟而来”。《坦园日记》及《兰芷零香录》等书中俱有详载。

　　晚清，湖南寺庙如林，仍嫌不足，“无祠之所，架棚为优场”（同治《浏阳县志》）：即为草台。通常就地取材，于空坪隙地，用竹木、扮桶、门扇、松枝、稻草、晒簟搭架而成。花鼓、花灯、阳戏等小戏剧种，官绅视为“淫戏”，不准上神庙戏台，因而大部均在草台演出。沿江地区，尚有以船架之者，称船台；于木排上架台者，称排台。

　　辛亥革命后，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祠庙焚毁或陆续改作他用，官绅富豪堂会亦渐销声匿迹。城市演出场所、经营方式变革，开始组戏园，售票演出。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长沙九如北班在市内小西门卖票演出之后，岳阳咏霓园、常德天仙园、湘潭熙春园等相继开张营业。初时，戏园与旧式茶园无异，长沙宜春茶园即仿北京广德楼戏园款式营建。至宣统二年（1910），长沙官绅叶德辉出资兴建同春园，改三面舞台为镜框式舞台，去方桌方凳改用长条木靠椅，设雅座、包厢，正式分等级售票演出，为本省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戏园。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夕，湘春园、景星园、寿春园并称长沙湘剧三大戏园，而豫园创设转台，民乐、黄金、银宫则为京剧或其他剧种上演的中心场所。与此同时，湘潭熙春园、华园、益园，岳阳怡园、岳舞台，益阳五之园，常德天仙园，衡阳国风戏院，邵阳国风戏院等都是当地有影响的戏院。当时这些戏院，除长沙官商合办的国货陈列馆附设银宫大戏院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全堂沙发座椅外，大多为砖木结构，因跨度有限，场内木柱林立，园内且兼卖茶水、香烟、食物，打手巾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剧场演出更趋商业化，各地剧院相继采用电灯、机关布景。四十年代，县城、小镇相继改祠庙为戏院，或新建剧场。抗日战争期间，湘西沅陵、溆浦、洪江等后方县城甚至集镇，一时繁盛，简易剧场，一哄而起。整个民国年间，由于政治、经济不稳定，剧院时兴时废。据《湖南年鉴》统计：民国十九年（1930）全省有剧院四十三个，民国二十年仅剩八个，民国二十四年复上升至三十七个，民国三十七年虽增至四十一个，但多集中在省城和湘潭两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重视文化事业建设，迅速对私营剧场（院）实行了扶助、整顿，建立新的经营体制和作风；同时鼓励集体兴办，国家、地方投资兴建。全省剧场由1949年的四十三座，至1952年迅速恢复、发展至八十七座，共有座位五万六千六百三十一个；1953年增至一百二十七座，座位增至九万余；1963年全省文化系统所属剧场，达到一百四十座，有座位十二万余。此时期内，无论整修、扩建、新建之剧场，逐渐向布局合理化、建筑大型化、观演设施更新化方向发展，省、地、县（市）三级均创建有新式剧场。1954年省会新建之湖南剧院的建筑、设施，达到当时最高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场均先后停业，人员下放。不少剧场移作他用。后由于上演“革命样板戏”，部分剧场恢复使用，至1972年全省有五十家剧场（院）间或上演“样板戏”。

　　1976年冬，经过拨乱反正，逐渐走上正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剧场建设出现了新的飞跃。尤其农村经济活跃，各地的公社、大队，也纷纷起造具有八十年代现代化水平的新式剧场。全省剧场无论建筑规模、建筑工艺、内外装修、声电、空调等各项观演设施，日趋精美，富丽堂皇。至1982年底，全省属文化部门主管剧场（不包括正在整修、扩建、新建剧场）有一百一十五座，拥有座位十二万零四百四十个。另外，其他部门对外开放之礼堂、俱乐部、文化宫、少年宫等三十三个，亦为戏曲演出场所。尚有内部经营的礼堂、俱乐部和群众集资兴修的剧场一千四百零四个。如醴陵县烈士塔大队兴建、经营之“烈士塔剧院”，占地二十余亩，投资一百二十余万元，全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五千余平方米，楼、地有软座座位一千四百个，且附设旅游报务中心及汽车运输队。农村各地新建剧院，有如雨后春笋，其势方兴未艾。